周明洋

　　摘 要：褒斜道是自古关中通往巴蜀的必经之路之一，是巴蜀地区与中原进行交流最早也是时间最长的通道。以往学者研究通往巴蜀地区的道路，多集中于五尺道、子午道、褒斜道等道路的修凿、路线变迁的考证方面，对褒斜道开通后所产生的影响，如对当时秦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等方面以及对后来的中国版图、华夏民族性格的形成、建筑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则所谈甚少。故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秦汉大规模修凿的原因，对褒斜道的开通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作进一步的补充，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关键词：褒斜道；巴蜀地区；社会影响

　　一、褒斜道及其大规模的修凿

　　褒斜道又叫斜谷道，是关中与汉中、巴蜀地区进行联系的重要通道。褒斜二字“因取道褒水、斜水河谷得名”。虽然各个时期的路线有所变化，但是因始终经过褒斜二水，故名为褒斜道。探讨褒斜道的修凿，必然要涉及其开凿的时间。而褒斜道的开凿时间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某一时期所开：如黄盛璋的《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历史知识》1982年第1期），徐争青的《褒斜道为蜀道之始》（《历史知识》1982年第1期）、杨伟立的《褒斜道是蜀人走向关中、中原的通道》、唐金裕的《从考古发现看早期的褒斜道》（《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一类是长时间才最终形成：如艾冲的《西晋以前的褒斜道》（《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王文奇的《古褒斜道及其栈道、石门、十三品》（《文史知识》1995年第9期）、孙启祥的《褒斜古道考源》（《陕西史志》2002年第2期），而本人立足于相关史料下，更倾向于第二种的观点。据《史记》记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轂其口”，可知褒斜道在西汉以前就已是关中要道，那么其形成时间必然在此之前。此外《蜀纪》又言：“三皇乘祗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王亦从行”，至于是否三皇乘车经行此路，因距今太过遥远已不可知，不过据李久昌《故道早期史考述》一文考证，故道是皇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所通行的道路，可以反证三皇时期此路还未通行或不为时人所重视，故此史料前半部分是存疑的。但是对于后边蜀王通过褒斜道跟随武王伐纣的这条史料却应是无误的，因为在《尚书·牧誓》篇中武王曾率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伐纣，据考证这些诸侯中蜀、庸等国就位于汉中地区，这至少说明褒斜道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所以“周幽王伐有褒”才会顺利进行， 如若周幽王之前此路尚未开通，那么周幽王的军事行动极有可能不会成功，而褒国就在今汉中市北。另外“禹贡发之而汉始成之”这条史料的记载则侧面验证了褒斜道的修凿不是一时而成的，而是经历了从“民间踩踏到官方组织开拓两个阶段”，至少在西周初年就已出现，具体开始时间尚不清楚，直到春秋时期一直处于民间小道阶段。

　　有意识的对其开凿则在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工具的规模使用，再加上秦惠王时期，“蜀王有褒汉之地”，而秦惠王想夺取之，苦于道路险阻而不得行，“乃作石牛五头，朝泄金其后，曰‘牛便金。蜀人悦之，……乃遣五丁迎石牛”。蜀人在原先小道的基础上进行拓宽，之后“秦遂寻道伐之，因号之石牛道”。而此后秦国为了达到长期军事占领占领以及运送蜀地粮食入关中的目的秦昭王又在褒斜道上修建了栈道，从而达到了“栈道千里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效果。而石牛道“其方位早期指褒斜道”，所以秦国伐蜀所修凿的石牛道应包含早期的褒斜道。而最后在汉朝时期为了漕运粮食到关中地区，就采纳当时御史大夫张汤推崇的一个建议，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從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 虽然汉朝时期的修凿没有达到漕运粮食目的，但是因为褒斜道比原来的蜀道近了将近四百里，却成为关中通往汉中、巴蜀地区的交通要道，之后因为灾害、战争等诸多因素，历代都有对褒斜道进行修葺的记载，如汉顺帝延光四年“罢子午道通褒斜路”的记载。因此褒斜道在当时生产力得到较大提升的大背景下，统治者不管是出于战争还是漕运的目的下，终究还是推动褒斜道从民间小道发展成为政府间的康庄大道，其产生的作用不管是对秦国还是对巴蜀地区产生极大影响，甚至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褒斜道的大规模修凿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褒斜道的修凿对秦国、巴蜀地区的影响

　　推动了秦国、巴蜀地区政治制度趋向一致。当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在国内普遍推行郡县制（当时的郡和县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但都为中央所属，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这种制度模式远胜于巴蜀地区的政治制度。故秦惠王占领巴蜀之后，就在其地设置官吏、推行郡县，“封子通国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此外，《汉书·地理志》也载：“蜀郡，秦置。……巴郡，秦置。属益州”等的相关记载。虽然无法确定其官员是流官还是土官，但是这在当时受“文王之化，……故有夏声也”的影响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巴蜀地区来说，无疑是先进的。他们一改之前任命当地首领进行管理的做法，而是派遣中央官吏为当地的主政官员，给予巴蜀地区原来的首领以丰厚的经济报酬和较高的爵位，但是不让他们插手政务。之后的汉王朝则放宽要求，实行初郡（一种由部族制向郡县制的过渡状态）、郡县与部族混合制的制度，在其统治重心设置广汉郡、犍为郡等郡县，在其边远地区实行分封，这是立足于当地实际情况下做出的适合巴蜀地区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行，不仅推动秦国政治制度向周边辐射，还促进巴蜀地区政治制度向封建社会制度转变，使两地间的政治制度趋向一致。

　　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当时的巴蜀虽有“西海”之称，但是在世人眼里仍是“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说明此前巴蜀地区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跟关中、山东诸国相比，仍然差距甚大。故秦国占领蜀地之后，就派遣官员进行管理、开发，如秦昭王时，蜀郡郡守李冰在岷江主持修建都江堰，将其分为内外两江，分别用来灌溉和泄洪，且内外水道均可行船，后“又通笮道文井江，径临邛”，使得巴蜀地区“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而秦国也因“蜀既属秦，秦以益彊”而“富厚，轻诸侯”。这些开发巴蜀地区的措施，使得此地经济获得极大发展，不仅缩小了巴蜀地区与中原诸地经济文化的差距，秦国还借此占领黔中郡，迫使楚国“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以此达到削弱楚国的目的。另外，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因地势原因，导致交通多以东西向为主，南北向则较少，此道的开凿，使得关中与巴蜀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最突出表现在墓葬与文化上。据考古发掘可知，当时的秦国与巴蜀地区的墓葬形式多为屈葬式、西直葬，且蜀地一些墓葬里所摆放的青铜器造型，有的也是当时秦国地区流行的样式。而在文化上，据史籍载孝文帝时，蜀郡郡守文翁“立学，选吏子弟就学。……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些发现都为证明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促使蜀地民族成分发生改变，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与团结。秦国未占据巴蜀地区时，该地多是羌族、苗族等占据主要地位。秦国占据巴蜀后，不仅派遣官吏，还“移民万家实之”，之后统治者也大量迁徙山东豪强于关中、巴蜀等地，其中有些人还富比诸侯，如“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各八百人”。乃至到分裂时期更盛，就拿三国时期，自愿追随刘备进入巴蜀地区的汉族人民，再加上统治者强制迁移的，人口多达数十万。这种种措施，都导致了先前以羌族、苗族等民族占主导地位，变为现在以汉族为主、诸多少数民族杂居的现象。

　　使秦国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战略优势。褒斜道的修凿，不仅完善了我国交通网络，使巴蜀地区成为北到关中、北地，东通荆楚、吴越，南达交趾、身毒等地的西南地区交通网络核心地，还有力地支持了秦国的称霸事业。当时褒斜道终点在今汉中市，汉水流其旁，一直向东南经今襄阳市，在今武汉市入江，其支流更是流经范围广阔，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行军打仗所需的粮草一般走水运，即使在明清时期也依然如此，如此好的自然条件必然为秦国所重视，之前秦国南下往往取道武关，但此路蜿蜒，且中途还需转陆运，其自身条件限制了秦国南下的能力，褒斜道修凿并且控制蜀地之后，“浮大舶舩，以东向楚，楚地可得”，使这一局面彻底被打破。秦国自此南下，可选择的道路至少有三条：一出武关，沿丹水、汉水进入楚地；二从汉中沿汉水直到楚地；其三，出三峡顺流而下直下楚地。秦国随后多次对楚作战，无不经由上述道路行军，使其在对楚战争中处于优势。即使之后的北周灭南陈、蒙古攻打南宋无不由此而行，足见巴蜀之地对南北双方政权的重要性，无论哪方获得此地，无疑使其在战争中获得战略优势。

　　（二）褒斜道的修凿对后世的影响

　　为后来中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我国古代对于领土边界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直到近代鸦片战争以来，才逐渐为时人所重视，并且大多热衷于领土范围的扩大。而谈中国版图，有必要先说一下“中国”这个名词，在清朝中期以前，它并不确指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否则也不会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位于黄河流域诸国自称中国，而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早已以中国自居”的现象。所以在此界定中国版图之时，是以当今国家领土范围为准。从夏商时期的黄河流域，到西周时期北到今北京一带，南达淮河流域，东到海，西至陇山，再到春秋战国时期南边已经扩展到长江流域，在这可知，不管是三代还是战国时期，中国版图一直跟巴蜀地区无缘，直到秦国派司马错灭蜀之后，“秦以益彊”，并“移民万家，此后又将大量六国旧地的人口和本国的罪犯移入蜀地定居”，之后汉朝继续实行此政策，这一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中国版图才伸展到长江流域的中上游，为后来中国版图的形成画下了浓重的一笔。随后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中原王朝也始终将它看作自己的一部分”。

　　有利于华夏民族性格和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华夏民族并非是同一血缘部落，而是由不同血缘部落共同组成，最晚在春秋之时，“出自夏、商、周的三支后裔已经具有共同的民族心态，结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并以‘诸夏自居”，而人是文化的载体，故当时中国大地文化大致分为两部分。后据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可进一部分为以楚为代表的南方，以齐鲁、三晋为代表的中原和以秦为代表的黄河上游西部文化三个体系。不管怎么划分，巴蜀之地文化未与“诸夏”文化交流融合，是随着褒斜道等道路的开凿，人们交往日益密切，这两类文化才开始发生碰撞。但是毕竟汉族在经济文化上具有先进性，且统治者的一些扶持措施，使得巴蜀文化在碰撞中逐渐融入到华夏文化之中，巴蜀地区的人们才开始穿汉服、学儒家文化，还“往往编造出并不存在的漢族世系，证明自己的汉族身份”。之后统治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货币”等措施进行巩固，使得汉民族文化范围扩大到极点。至此，最迟在西汉时期，其郡县内的诸民族已以同一民族自居，对汉民族文化及其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

　　对后世建筑的设计及其修凿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修凿褒斜道之时，因当时没有炸药，故采用的是“以火锻炼开通石门”的方法，即“火烧水激”开石法。从秦国开始修凿褒斜栈道直到东汉时期，其栈道形制正如东汉建宁五年《郙阁颂》记载的一样，一直是“凭崖凿石，处隐底柱，……接木相连”的工艺。中间虽有将其立柱换为用石头砌，然当时技术水平所限，只是用于部分较好路段。后在隋唐时期形成“千里无柱式”，即先在石壁上开出宽两米左右的石道，上边横铺木梁木板，或者在崖壁上凿孔，以插入粗木梁，并在下边加一个斜撑或直撑，梁上再铺厚木板，并在路两旁加木栏的形制。之后随着工具的进步，尤其是火药的运用，这一形制才逐渐衰落，然而现如今，一些景区以及生活在部分险峻山区的人们也依然运用此方法搭建道路，甚至在一些桥梁的设计上也有此涉及，如斜拉式桥梁的设计就与此原理相似。可见这种修凿方法一直被后世所采用，只是材料有所变化，这也足以说明当时的修凿方法及其工艺影响深远。

　　三、小结

　　综上所述，褒斜道的开通是在先前民间小道的基础上，秦汉对其大规模的修凿，终成为现在的官方大道，并非一次修凿而成。褒斜道成就了巴蜀“天府之国”的美誉，为秦统一全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助力，为后世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褒斜道使蜀道虽难而不至于闭塞，蜀道虽险但作用甚大。在中华民族史上褒斜道的开通沟通了汉族与巴蜀地区的交流，它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路，而是文化、历史的输出、输入通道，在当时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当今的青藏铁路，所以把褒斜道冠以“天路”之名亦非常妥当。褒斜道的修凿，不仅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原王朝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还对当时的政局及其以后统一汉民族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王世舜，王翠叶.尚书·牧誓[M].中华书局，2012.

　　[4] 徐元诰，王树民，沈长云.国语集解[M].中华书局，2002.

　　[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稿本.

　　[6] 艾冲.西晋以前的褒斜道[J].人文杂志，1983，O4.

　　[7] 张守节。史记正义[M].中华书局，1999.

　　[8] 姚宏，鲍彪.战国策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9] 孙启祥.金牛古道演变考[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

　　[10]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11] 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

　　[12] 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

　　[13] 葛剑雄.普天之下[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14]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5] 林剑鸣.秦汉社会文明[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16] 郭荣章.石门石刻大全[M].三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