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钊

　　摘 要：当代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西方学科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研究指南，但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研究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社会工作理论对社会工作者实践的指导、对服务对象开展专业服务的指引，以及对心理与行为的解释，并不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有指引性，而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指导专业实践的进行。本文将通过解读当代社会工作话语实践中的文化迟滞现象，探讨我国当代社会工作话语实践的本土化可能性与方向。

　　关键词：社会工作；话语实践；本土化；文化迟滞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社会建构思想

　　本土化在根本上是本土的学者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学术舞台的地位及不愿照搬和验证西方的学术成就而发起的一场学术运动。

　　本土化的视角首先可以从一个社会的构成及建构上谈起。所谓社会构成是指人们在社会中的组合方式及其特征。客观地讲，一个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起来，同该社会所处的地域、人与环境的互动及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很大关系。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发展并非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当该社会中的成员，特别是一些专职人员（如知识分子或统治者）反观和用其理论观点思考自己的社会构成时，这种反观和思考本身将影响、限定、规范这一社会，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建构。可见从社会构成到社会建构包含了社会成员通过一些思想有目的地对一种原有而自发的社会构成的改造。在我国本土语境之下，社会建构秉持的正是延续至今的以宗法制为内核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儒家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其社会基础在于它以每个个人和家庭生活为起点，无形中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实践这一建构过程，而不把对社会的建构和解释权限制在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中。这也正是中国儒家的社会建构思想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这样的社会建构视角来观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也可以看出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这种建构与解释权的扩大，有利于服务对象的自我建构、自我解释以及对社会环境的建构。

　　但在现阶段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对于服务对象的自我建构与自我解释的关注是不够的。不管是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开展的领域，还是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开展的过程，所谓的（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参与专业服务过程的提法依旧只是停留在社会工作者的理论之中，服务对象接受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过程，更多的是接受社会工作者的解读，并在这样的解读中，逐步丰富对自身境况的理解。

　　二、我国社会工作话语分析中的文化迟滞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话语实践是权威性主体以某种被人接受的方式所说的话，即所谓的“陈述”。由于其严肃性，一旦陈述产生，就会被明确地要求社会成员承认其真理性。通常，权威性主体在言语上的权威性，来自于它们是社会上那些专家们以专家身份说出的话。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所谓的“陈述”正是由社会工作者所表达的，其中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正是来自于服务对象自我建构与自我解释的失能，以及社会工作者对所谓“专家”身份的认同与关注。从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样的话语实践，虽然有助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但却局限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相互建构，不利于专业服务的开展与深化。

　　同时在中国人的话语分析中，话语又明显地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与滞后性，奥格本称其为，“文化迟滞”，人们往往是用现成的话语来理解以前未有的或引进的新东西的，特别是在思想和制度层面。

　　翟学伟先生通过对中国本土话语中，家、国、社会，三者互不对立，甚至混用合用的话语实践，说明了“文化迟滞”问题的存在。同样，在社会工作专业的话语实践中，将西方出现的诸多相互对立的概念，转化为相互补充的概念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本文从在翟学伟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学传统以及话语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究我国当代社会工作专业中的话语实践的本土化，以及这样的本土化过程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社会学意义上，社会被建构的过程中，没有宏观与微观的明确划分，只有复制和缩放的关系。针对这样的差异，翟学伟先生在对儒家的知识精英话语实践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个中缘由，即儒家认为的各个概念之间所具有非对立关系，以及人事和社会现象之间具有可推延性。

　　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的流动儿童服务对象为例，流动人口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按照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户分离”称之为人口流动。流动儿童则是不得不跟随外出务工的父母在流入地暂时居住的儿童群体。在这样一个我国特有的社会学概念，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领域中，人口流动、流动人口、流动儿童本不在同一层次的概念，因其中的可推延性，使得针对流动儿童或流动家庭的专业服务得以展开，同样也使得流动人口的特有现象成为我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对象。

　　针对这样一个我国本土特性明确的概念与现象，现阶段的研究与实践，却均开展于西方社会学或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之下，遵从于西方社会工作实踐的话语。如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融入与社会整合等。但这样的话语实践与我国当代社会中流动人口与流动儿童的现实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文化迟滞现象在本土的现实与西方即有的话语之间更加凸显。

　　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的语境下，流动人口子女在社会资本拥有量方面处于劣势。具体来说，流动儿童所拥有的社群网络相对狭小；对社会的期望和参与明显不足，同时社会对于流动儿童期望也不高；教育在解决流动儿童社会资本问题上的作用不足。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语境下，由于流动儿童的父母经济条件低下，他们在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方面处于劣势；由于居无定所、安全无保障、同事缺乏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因此他们是游走在城市夹缝中的群体，是被城市边缘了的弱势群体。

　　社会融入与社会整合的语境下，城市流动儿童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父母的生活方式和家乡的生活习俗，但他们对父母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不满，迫切要求改变生存环境，外来人口的身份和父母较低的社会地位是促使他们要求改变现状的主要原因。

　　以上三个方面的话语，均来源与西方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工作实践，这样的话语可以用来验证一部分的理论假设，但是在我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开展过程中，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导致社会工作者无法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更无法在理论研究层面取得除验证外更大的进展。

　　三、我国社会工作话语实践的本土化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正在面对着公众（包括服务对象）对专业权威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压力。我国本土的社会工作专业建立之初，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关系中占据着更为主动与核心的地位，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走向了现代主义的专业垄断和专业自治的方向。为了防止社会工作在这样的趋势下走向理论与实践的异化，随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推进，一方面，我国本土化的话语不断挑战西方治疗性的理论与策略，另一方面也不断通过本土化的调查研究来积累资料并将服务对象纳入其中，由此专业关系越加趋向于平等性与参与性。

　　在这一趋势之下，我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均有所发展，其中的话语也有所转变，最为凸出的例子即为，优势视角在本土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大范围使用，强调服务对象（不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家庭、社区）有具备自身的优势，社会工作者通过与服务对象的合作，可以更好地开展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对象对自身的解释以及建构、对环境的解读与互动的能力越来越被重视，服务对象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话语对其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的期待，其话语的权威性正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服务对象更加傾向于使用自身的话语来解释自身的经历与境况。另一个凸出的例子，是增权视角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推广，相对于之前病理式的话语分析，增权视角通过挑战实证主义评估方法的方式，改变专业服务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专业角色、地位，进而改变专业关系中的地位差别，促进了专业关系内部双方的平等对话，甚至是将服务对象作为自我改变的核心作用者，将服务对象的地位提高到专业服务的核心地位。

　　四、结语

　　当代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西方学科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研究指南，但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研究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社会工作理论对社会工作者实践的指导、对服务对象开展专业服务的指引，以及对心理与行为的解释，并不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有指引性，而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指导专业实践的进行。

　　所谓的本土化不是要回到中国过去的学术分类中去认识社会，更不是将文化迟滞的现象视为理所应当，采用已经现成的话语来理解或诠释专业实践中遭遇的新问题，而是要在现有的学科中找到一种本土的视角来研究人和社会。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不仅仅是验证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也不是自成一套地闭门造车，应当是以本土的视角来研究本土的社会，并以本土的话语来进行必要的解释与阐述，最终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策略。

　　参考文献：

　　[1]阿德里娜·S·尚邦， 阿兰·欧文. 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 郭伟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2]杨国枢. 本土心理学研究（丛刊），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1993年版.

　　[3]翟学伟.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