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君

　　摘 要：那彦成在嘉道时期出任陕甘总督，面对青海复杂的蒙番关系，那彦成实事求是，继承和发展前任官员的治理措施，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解决蒙藏问题。文章旨在通过论述那彦成对蒙番问题的解决，从侧面体现当时清王朝在蒙藏建立国家权威的过程。

　　关键词：晚清；那彦成；蒙藏；国家权力

　　一、问题的提出

　　“那彦成，字绎堂，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阿桂孙”[1]卷154，11458，为官期间始终身居重任，在平叛教匪张汉潮，处理两广土匪和海盗勾结、河南天理会教匪、青海蒙藏冲突以及张格尔叛乱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于道光十三年逝世，谥号文毅。目前关于那彦成治理青海蒙藏的研究还未有专著出现，以下就相关论文研究概况进行梳理总结，并简单评述。

　　较早专门论述那彦成治理青海的学者杜常顺[2]从“严守卡隘、以防为剿”、“清厘河南藏族人口、强化千百户制度”、“安置蒙古诸旗、招徕散失人口”、“整顿蒙藏两族与内地的贸易”四方面论述那彦成对青海的治理。作者对那彦成治理青海蒙藏给予肯定的评价，但同时指出其治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蒙藏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蒙藏地区的发展。

　　赵珍[3]主要从整顿吏治和加强经济控制两方面论述。其结尾写到“那彦成肃清流弊，整顿吏治，加强政府对民族经济贸易的管理，使青海民族经济贸易进入有清以来的繁荣时期”[3]90，可见其对那彦成的治理持肯定态度。陈柏萍[4]从“因时审势，选拔官吏”、“因地制宜，完善建制”、“体恤民情，轻徭薄赋”几方面论述那彦成在三次出任陕甘总督期间对青海蒙藏的治理。作者在文章中对那彦成处理青海蒙藏关系时采取的措施持肯定的态度，指出那彦成的整治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除上述专门论述那彦成治理青海蒙藏的文章外，还有相关论文涉及其对青海蒙藏的治理。王致中[5]论述歇家在青海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时，涉及那彦成对青海歇家作为官民沟通渠道整治的论述。袁晓文、白珍[6]的文章着重论述了那彦成临危受命赶赴西宁办理蒙藏事宜，指出那彦成此次办理蒙藏事务的核心是先安定河南藏族，再进行河北的治理。

　　杨红伟[7]博士论文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那彦成利用藏传佛教对蒙藏地区族群进行治理。周伟洲[8]的文章提及了那彦成在嘉道年间对青海蒙藏治。吕德胜[9]的论文涉及那彥成对河北贫穷蒙古救济的内容。欧麦高[10]指出那彦成在当时经世思想的影响下，总结前任督抚的经验，变革以往用大兵驱剿的方式进行治理。韩牧容、那木拉[11]则集中论述那彦成第三次出任陕甘总督期间，在处理蒙藏关系、维护边疆稳定的过程中对青海蒙藏从经济上进行的管控。刘惠[12]从那彦成的生平、政治活动、文化成就三方面论述，指出当前关于那彦成家世、生平、友人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所以仍有研究的价值。周先吉[13]也从那彦成施行加强千百户制度、规范藏族粮茶易换和贸易章程等方面进行论述。

　　综上，学界关于那彦成治理青海蒙藏的研究已颇具规模。但笔者认为，目前关于那彦成治理蒙藏的研究仍属于断面化，在研究的过程中多属于分散研究，缺少对其治理蒙藏的整体认知。此外，关于那彦成对青海蒙藏的治理，尤其是关于循化藏族的治理方面，多归结为清朝对边疆的治理，却忽视了清政府将蒙藏地区内地化，试图通过同部落权力和具有魅力型权威的宗教权力的周旋，而建立有话语权的国家权力的努力。本文企图将那彦成对蒙藏的治理置于国家权威在该地区建立的视角下进行论述，对清廷试图将蒙藏地区纳入国家正式权力体系的努力进行探讨。

　　二、清朝蒙藏冲突略述

　　历史上“青海一带为通藏要路”[14]26，青海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清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青海地区在蒙元之前是以藏族部落的存在为主体。蒙元时期，伴随着蒙古族的大力扩张，青海地区出现藏族和蒙古族共居的局面。早年清朝在青海地区施行“抑藏扶蒙”的统治策略，所以导致藏族为蒙古族纳税。年羹尧在其《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中就指出青海藏族“自明季以来，失于驾驭，或为喇嘛佃户，或纳西海添巴，役属有年，恬不为恃，卫所镇营，不能过问。西海之牛羊驴马，取之于番；麦豆青稞，取之于番；力役征调，取之于番。番居内地，而输赋于蒙古，有是理乎？乃罗卜藏丹尽倡逆，西番蜂起，一呼百应，俨然与官兵为敌，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此非一日之积矣”[15]285，所以，当时藏族完全受蒙古的控制。罗卜藏丹津叛乱使清王朝意识到以前推行的有意扶持蒙古的政策已不敷施行，叛乱的发生也为清王朝对青海地区统治势力的重新洗牌提供了契机。

　　平叛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朝在扶强抑弱原则的支配下开始有意压制蒙古的发展，而扶植长期受蒙古压制的藏族。叛乱后清朝对蒙藏实行分河而治，将蒙古划分为29旗，25旗蒙古寄居河北。河南藏族由于刚从蒙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所以“每族不过百余户，或数十户，地广人稀”[16]159。由于长期的安定，藏族人口急剧增加，进而出现严重的人地矛盾。而蒙古在叛乱之后受到抑制，发展缓慢，从清朝中后期开始，蒙古族人口锐减，黄河以北出现土地大量的闲置和荒弃的现象。由于“河北地土肥沃，河南则水草不能皆好”[17]6365，河南藏族迫于生存危机，开始抢劫河北蒙古，继而开始大规模的渡河向北。随后出现“河北原住二十四旗蒙古，台吉恩开巴雅住牧柴达木额色尔津地方，去西宁一干六百余里，野番不往抢劫，该台吉尚堪自卫外，其余二十三旗扎萨克大半避入内地丹噶尔、大通一带”[16]180的情况。

　　蒙藏冲突在嘉道年间愈演愈烈，随着王朝的衰弱以及外国的侵略，清政府对青海蒙藏的统治开始力不从心，蒙古也孱弱不振。到了咸丰元年，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清王朝也开始无力顾及青海蒙藏冲突，清朝与蒙藏大成协议，最终以“环海八族”的形成结束蒙藏冲突。

　　三、那彦成对蒙藏冲突的处理

　　那彦成三次出任陕甘总督，其凭借丰富的治边经验，认真考察蒙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青海蒙藏治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改善了清王朝对西北边陲的统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边疆治理的压力。以下就是那彦成出任陕甘总督期间对蒙藏的治理措施。

　　第一，通过请票制度加强地方政府对蒙藏的控制力，塑造国家在该地区的权威。那彦成在办理番案的过程中鉴于“野番易买粮茶向无章程”[17]6334，因而便宜了他们随意购买粮茶来接济河北藏族，据此下令，其“不准多买，以杜接济河北贼番之弊”[17]6335。那彦成上书道光帝提出粮茶“每年准买两次，由千户结呈该厅营，给予照票。如实系良番，方准发铺照买，所需布、线等项，亦于票内注明，一同换买”[17]6378。该治策的提出显示了那彦成改变了以前只采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通过严厉的监察和处置，断绝察汉诺门罕和北渡河南藏族的粮茶。那彦成通过控制蒙藏生计使察汉诺门罕及河南藏族立见穷蹙而甘愿搬回河南原牧。

　　在部落权力和宗教权力充斥的蒙藏地区，清朝企图通过通过严格的请票制度，利用政府的强制力，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增强清政府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塑造其在蒙藏地区的权威。

　　第二，严格歇家设置，加强对蒙藏贸易的控制。蒙藏民人到西宁等地方进行贸易，因为路途遥远总会在“官歇家”留宿，并且“该蒙番等易买粮茶什物，均系官歇家为之经理，仍于蒙番之来去时日报官查核，倘有滋事，即为官歇家是问”[17]6331-6332。可见，“官歇家”在此过程中起著监视和管理蒙藏民人的作用。但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蒙藏地区的“私歇家”逐渐增多，那彦成指出“各属蒙番歇家，本系报官开设，近有择山僻处所，私开小店，野番夤夜至彼销变赃物，换易口粮。该歇家即私卖军器火药，据所不免”[17]6296。旧有章程逐渐的废弛，“官歇家”和“私歇家”勾结蒙藏，反之成为其销赃藏身之处。早在那彦成之前，陕甘总督长龄对歇家已有关注，其指出“蒙番宜严查歇家，以清盗源也”[18]74，长龄的措施旨在打压私设歇家，“俾蒙番贼均无容留销赃之地，盗风自可止息”[18]75。那彦成在长龄治理歇家的基础上，倡议将私歇家纳入清朝地方统治。为此那彦成上奏指出歇家“无论在官在私，均一律造具花名清册，由官经管，并将向来招接何旗蒙古、何族番子注明，彼此不许牵混……另立循环印簿，每歇家两本，将逐日来店住宿之蒙番询明何事、进口所带何物、所换何物详细填注簿内，无论有无住宿，次日呈官查验”[17]6333，试图通过严密的稽查加强对蒙藏的控制。

　　可见，歇家在青海地区充当着蒙藏与地方政府之间承保人的角色。通过将歇家纳入地方政府的管辖，从而保证青海蒙藏贸易的规范化。此外，通过在歇家登记记录蒙藏贸易的货物，加强对蒙藏粮食等生计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清朝请票制度的有效性。

　　第三，设卡驻军，实行会哨制度，防止藏族渡河，同时控制回汉民人对蒙藏的军火接济。早在嘉庆六年，时任办事大臣的台布就已奏称在蒙古地方安设卡伦。但“未及二年，蒙古界内全系番帐占居，三处番卡，一人不见”[18]48。经过整顿之后，安设的卡伦虽然有人防守，但是蒙古“所派兵丁均皆懦弱。又系只身独往，常存思家之念，遇有贼来，即行散漫，谁肯舍命抵御。是有卡伦之名，无卡伦之实”[18]31。长龄在任期间也指出“野番应严禁渡河，以靖边圉也”[18]75，并提及“嗣后循化、贵德等处野番，除在黄河以南附近游牧处所强劫物件，盗窃牲畜，仍照番例分别处理外，倘纠众偷过黄河以北，请照哈萨克之例一经拿获，发遣烟瘴地方充军。但犯抢夺，不分首从，请旨概行正法。火烈人畏，庶可杜其抢劫之渐”[18]76，企图通过严于防守和厉行法令的方式防止河南藏族北渡。那彦成通过借鉴以往的治理方式，鉴于藏族频繁北渡，提出“分饬各提镇查明所属毗连番地卡隘，于通衢要路酌增防兵，多不过百名，山僻小路酌增防兵二三十名，其路径丛杂难以徧防者，即挖断以杜偷越”[17]6297。

　　清朝实行的卡隘、会哨以及控制蒙藏同回汉民人交往等方面的措施，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清朝对青海蒙藏治理的过程中实行的族群隔离政策，企图通过对蒙、藏、汉回等族群的隔离，削弱各族群的合力，减少其对清朝的

　　抵抗。

　　第四，在河南严格实行千百户制度，从而达到分其势而少其力的效果。那彦成认识到“自来办理番案皆驱逐过河即已竣事，殊不知南北番族即系此辈，且又远接松潘，近邻洮岷循河，倘令其漫无归宿，便于来去，在循贵之蔓延，固为可虑，而河北之遗孽总恐难消”[14]108。那彦成依据蒙番地区的实际指出“我朝区蒙古为三十旗，番则生、熟、野不知分几百族，夷人虽众，因分见少，势均力敌，无敢桀骜逞强。近日番中一族有千余户二千余户，则其势浸大，万一有枭雄纠合数族，则万众立聚，实为地方隐忧”[16]262。因而那彦成将河南藏族驱逐过河之后，委派官员“将河南各族野番逐一编查，设立千户、百户等分别管辖”[14]184。那彦成利用千百户制度编查人口“令千户管三百户，百户管一百户，什长管十户，是千户之族有三头人，二千户之族有七头人。”[16]262。

　　“清朝对待少数族群地区的基本策略定位在加强族群控制，维护区域社会稳定。然而，清朝对待少数族群地区又不愿过多的投入，实施积极治理，负担相应的安全成本”[19]131。千百户制度体现了清朝通过分而治之的办法，减弱河南藏族族群的凝聚力，企图将之纳入国家权力的统辖之中。同时，清朝对边疆的治理始终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对于那彦成、长龄等人多次提就的安边驻屯的策略，清朝皇帝认为“只需申严边备，自固藩篱，使贼番不能窜扰内地”[16]132即可。可见，清王朝在治理青海的过程中，既想将其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令其就范，又企图以低成本实现边疆安定的矛盾心态。

　　四、结语

　　那彦成凭借自己丰富的治边经验，妥善的处理了蒙藏事件，得到了道光帝的认可和赞许。但是，历任官员在处理蒙番事件的过程中，始终将防止河南藏族北渡视为治理重点，没有认识到生存危机的迫使。笔者认为清朝治理青海过程中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河南藏族在清初时由于人口稀少，尚可通过游牧存活。但是随着藏族从蒙古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口开始急剧增长促使其向水草丰美的黄河以南地方迁徙。长龄即指出藏族“缘无恒产，遂无恒心”[18]77，因而提出“野番宜垦种田地，以裕生计也”[18]77，并指出“每岁春夏之交，循、贵同知亲履查察，力田者优加奖赏，荒芜者薄予责罚，有惩有劝，野番自必乐于从事。三两年后，衣食足而礼仪兴，抢掠之风不禁自息，正本清源，端在乎此”[18]77。但是，清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将解决青海番族的生计作为治理之本，所以导致清政府对青海地区始终是隔靴搔痒式的治理，“作为国家正式军政体系构成部分的地方政府与官员，其实不过只是扮演着依靠强制性力量而实施监管与仲裁的角色”[19]119。

　　其次，清朝对青海蒙藏的治理始终重视部落权力和宗教权力在这一地区的重要作用，但没有从区域社会的特殊性入手，从微观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把握。杨红伟写到“以君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借助于对部落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册封，进入循化藏族聚居区，合法性直接得到民众的认可，同时也减轻了统治成本；部落权力与宗教权力则在国家制度的层面获得了合法性，成为君权的代理人。然而，作为一个文化上具有不同形态的族群地方社会，循化厅藏族聚居区还完全是一个部落——宗教社会。君权在区域社会中所能接触的底线还只是部落头人与宗教领袖，和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自然也难获得有效的认可”[19]203。此处虽然专指循化地区，但是笔者认为其适用范围包括整个青海地区。清朝对蒙藏的治理过程中，始终致力于寻找三种权力机制在该地区的平衡，但最终也没有在该地区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权威。

　　最后，“清代的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国家权力即君主权力，君权至上”[19]164。清朝在治理蒙藏的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河南藏族的生计问题。但是从那彦成治理措施来看，始终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采取的治策同前任督抚相比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即使当时长龄、那彦成等人已经提出令河南藏族进行垦种田地，以及将河北空地分于河南藏族居住的解决办法，也被清朝皇帝否决而未能实施。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7.

　　[2]杜常顺.清代青海的蒙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J].青海社会科学，2003（3）.

　　[3]赵珍.那彦成整饬青海述略[J].清史研究，1997，8.

　　[4]陈柏萍.简述陕甘总督那彦成治理青海[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8（3）.

　　[5]王致中.歇家考[J].青海社会科学，1987，5.

　　[6]袁晓文，白珍.清嘉庆及道光初年青海黄河南岸藏族部落还牧河北述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2）.

　　[7]杨红伟.循化藏区权力运作机制的文化考察——以光绪朝为中心[D].兰州：兰州大学，2008.

　　[8]周伟洲.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24.

　　[9]吕德胜.清代青海“蒙藏分治”政策下的蒙藏关系变迁述略[J].甘肃高等学报，2011（4）.

　　[10]欧麦高.经世派、格鲁派史学家与19世纪清朝青海论争变化[J].青海民族研究，2015（3）.

　　[11]韩牧容，那木拉，论清代中期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经济管控——以<那彦成青海奏议>为中心[J].青海民族研究，2017（1）.

　　[12]刘惠.清代疆臣那彦成研究述评[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7（2）.

　　[13]周先吉.浅析那彦成对青海藏区的治理[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8（2）.

　　[14]（清）那彦成.平番奏疏[M].文海出版社，1977.

　　[15]（清）年羹堯，撰.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16]（清）那彦成，著.宋挺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17]章佳·容安，辑.沈云龙，主编.那文毅公（彦成）二任陕甘总督奏议[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18]哲仓·才让.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19]杨红伟.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