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会燕

　　摘 要：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也是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巨匠。《戴假面具的人》是作家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描述了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上层人物的肆意妄为以及知识分子充满奴态的嘴脸。“笑”贯穿小说的始终，作家用诙谐幽默的笔触展示了荒诞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充满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魅力。

　　关键词：戴假面具的人；巴赫金；狂欢化

　　一、引言

　　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国内万马齐喑，政治生态日益恶化，新兴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唯利是图、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等丑恶习气成为社会风气的毒瘤。契诃夫80年代的早期創作已经流露出对沙皇警察制度以及“国民性”的批判，并为中后期作品中凸显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短篇小说《戴假面具的人》中，作者用幽默诙谐的笔调描绘了看似疯狂搞笑的晚会一幕。小说以小丑一般的“戴假面具的人”的无理要求作为导火索，午夜安静的阅览室瞬间变成了极尽喧哗、挤满群众的狂欢广场，各色人物轮番上场，在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演绎了一出精彩的滑稽戏。

　　二、“狂欢节”与文学“狂欢化”

　　“笑”是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带给读者最明显的阅读感受，人物的语言、行为等方面都充斥着令人发笑的因素，而极具反转的情节设计又让人仿佛置身“狂欢节”一般。

　　狂欢节是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民间狂欢活动，一般在广场上举行，有大量群众参与，常伴有民间滑稽戏、歌曲等演出。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首次提出了“狂欢化”诗学问题。“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 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地，可以说是分解地 （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 （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表现形式。这是一种无法充分地准确地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化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巴赫金1998：185）简言之，民间狂欢节的世界观转化并渗透到文学中就体现为文学的“狂欢化”。据此我们可以通过狂欢节文化的艺术思维来分析文学作品中最受读者关注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进而发现其狂欢化因素。

　　《戴假面具的人》中出现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者哗众取宠，或者卑躬屈膝，或者见风使舵，在一片“哈哈”声中上演了一出闹剧，而这场闹剧却正具备了狂欢节庆祝活动的诸要素，充满了笑的狂欢节气氛。狂欢节的主体——人，既是狂欢活动的发起者，更是参与者，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狂欢节的核心。同样，在小说中各个出场人物作为这场滑稽戏的直接发起者和参与者，其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都呈现明显的“狂欢化”特点。

　　三、人物形象的“狂欢化”

　　狂欢节的核心形象是加冕和迅速被脱冕的狂欢节国王。“加冕脱冕”也是狂欢化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手法。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所有形象都是合二为一的，它们在自身上结合更替和危机两极：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夸奖与咒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正面与背面，愚蠢与智慧。”（转引自彭克巽1999：183）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这种形象的典型，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对立两极的统一。在《戴假面具的人》中，我们主要从人物语言和行为两方面分析人物形象的“狂欢化”特点。

　　狂欢化作品语言风格的一个特点是亦庄亦谐，即“庄谐体”。巴赫金认为庄谐体源于古希腊的“梅尼普讽刺”和“苏格拉底对话”，粗鄙俗语与高雅语体交替出现，营造出荒诞怪异的“狂欢化”效果。比如“戴面具的人”笑起来说道：“啊呀呀，我被吓坏了！我的双腿都发颤了。尊敬的先生们，不开玩笑了......”（李辉凡2014：45）这里用“尊敬的先生们”以表达敬意，然而紧接着就骂道：“请吧！别列布兴先生，滚你的蛋吧！干吗要皱起你的丑脸？我叫你滚，你就得滚！快点滚吧，......说不准会挨一顿揍！”（李辉凡2014：45）这句话充满了十分露骨的脏话，令人心生厌恶，而开头却使用了一个很客气的“请”字。又如，警察队长被叫来，“戴假面具的人”并没有使用敬称“您”，而是用“你”，充分显示出傲慢和无礼。当警察队长请他出去时，他又说：“亲爱的，我给你一分钟的期限，......就请你拉着这些演员的手领出去......”（李辉凡2014：46）前一句话还讽刺对方，后一句就使用“亲爱的”、“请”这样拉近关系的套话。这些具有感官和认知错位的庄谐语体的运用，充满了荒诞感和讽刺意味。

　　人物形象的狂欢化除了语言的亦庄亦谐，也表现在人物语言与行为的对立统一上。比如作者写道“‘这可把我吓坏了！那男子说，乐得哈哈大笑起来。‘真的是把我吓坏了！......嘻-嘻-嘻！”（李辉凡2014：46）男子“哈哈大笑”地嘲讽警察，嘴上却说“被吓坏了”。又如“‘你写，你写，戴假面具的人用手指在他的笔下面指指点点地说。‘现在我这个可怜虫将是什么下场呢？我真是个可怜虫！您干吗要毁掉我这个孤儿呢？哈哈。喂，怎么啦？笔录做好了吗？全都记上了？......”（李辉凡2014：47）男子说自己是个可怜虫、孤儿，但是丝毫没有求人怜悯的行为，反而有一种优越感，甚至迫不及待地想得到惩罚，还乐此不疲地哈哈大笑。“戴假面具的人”语言和行为的悖反甚至对立，统一于他高傲且自负的心态，统一于等级制度下平民屈服权贵的观念之中。

　　四、人物关系的“狂欢化”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和艺术思维方式。这首先表现在参与狂欢节的人群冲破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民众广场上建立起彼此自由接触的亲昵关系，建立起“人与人关系的新模式”。我们发现在《戴假面具的人》这篇小说中也存在着类似狂欢节期间人与人之间破除等级的某种新关系。

　　故事发生在一场慈善晚会，由于“百万富翁、工厂主、世袭荣誉公民皮亚季戈罗夫”戴着假面具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从而客观上消除了他与其他人身份上的等级差异，当人们无法辨认“他是谁”的时候，也就造成了一种面具下的“平等关系”。所以当百万富翁颐指气使、狂傲地让一群知识分子离开阅览室的时候，立即得到了众人的反驳并引起了激烈的争吵。随着银行经理、孤儿法庭财务主任、警察队长、侍者、仆人等纷纷发声，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不分等级、万众参与的狂欢节现场，而上演的剧目正是“戴假面具的人”自导自演的滑稽戏。他故意惹怒在场的各位绅士，不仅撕碎银行经理的报纸，还出言辱骂孤儿法庭财务主任。他仿佛一位演员，将各个知识分子调动起来参与到这场滑稽戏之中。这种行为本身与狂欢节上的表演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半现实，半表演性的。

　　故事以“戴假面具的人”皮亚季戈罗夫为核心，与之相对的是几位知识分子。很明显“戴假面具的人”作为这出闹剧的主导者与其他人的关系在摘下面具前后经历了“平等”到“不平等”的转化。颇具荒诞感的是假面具掩盖下人们的“平等”关系，正是闹剧展开并发展的前提。因为平等，所以人人享有同等的权益，阅览室理所当然地被禁止用于个人寻欢作乐的场所；因为平等，各个知识分子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无理要求，并寻求公权力——警察的帮助；因为平等，沙皇警察可以暂时充当“正义的使者”来主持“公道”；也是因为平等，“戴假面具的人”可以随意嘲弄任何人，甚至藐视所谓公权力，取笑老警察像猫，而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演员。这种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新模式”——平等，正是狂欢节上最鲜明、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小说也正是在“假面具”掩盖的“平等”关系下将这出滑稽戏情节推向了高潮。

　　高潮之后情节反转，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凸显——百万富翁、荣誉公民皮亚季戈罗夫受到万众膜拜，理所当然地凌驾于一群籍籍无名的知识分子之上。正是基于人物之间的“不平等”，又出现了一系列怪事：阅览室被公然用于富翁和美女们寻欢的夜场，各位淑女、夫人们黯然离开，知识分子们集体失声，甚至为之前据理力争的表现感到羞愧、甚至恐惧。

　　每个人都是“戴假面具的人”，知识分子和警察得知自己与富翁身份地位的悬殊之后就极尽阿谀奉承和献媚的丑态，像一群变色龙继续着狂欢节上的怪诞表演，只不过这一次知识分子变成了主角。这种不平等关系下的“怪诞离奇性”也正是狂欢节文化氛围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人们“将两个差别极大的事物、对立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如神圣与滑稽、高级与低级、伟大与渺小、聪明与愚蠢等等......它反映着中世纪人民将那神权统治的中世纪世界‘翻转过来的愿望，对传统观念进行重新评价的精神，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精神；要把神拉到地面上来。”（彭克巽1999：183）在人物关系由平等到不平等的转变中，我们看到不仅所谓的世袭荣誉公民被拉下神坛，成为出尽洋相的闹事者、无赖和无耻之徒，其他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崇高与渺小、追求正义与屈膝谄媚的对立统一。翻转过来的情节和不平等的人物关系所蕴含的荒诞离奇性，会让人们在“含泪的笑”中思考何谓真正的“平等”。而这或许才是作者的用意，也正是狂欢节在“怪诞离奇性”掩盖下所要追求的真正“自由与平等的精神”。

　　五、 結语

　　《戴假面具的人》充满了狂欢节“笑”的氛围，然而却是饱含泪水的笑，荒诞与真实、高贵与低贱、真与假、美与丑通过一出荒诞离奇的滑稽戏展示在我们面前。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戴假面具的人”，在化装舞会上演着“加冕脱冕”的戏码，众人物从圣坛走向地面，从高尚走向粗鄙，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厌恶与嘲讽，对人性异化的反思与叹息。

　　参考文献：

　　[1][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彭克巽.苏联文艺学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俄]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李辉凡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