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龙鑫

　　摘 要：齐格蒙特·鲍曼当代最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文章从社会危机的角度出发，在当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的背景下，阐释了不确定性是社会危机的根源，具体表现为存在方式的流动性；思维方式的碎片化；行为方式的失范性。同时，描绘了社会危机的主要现实表现为大屠杀与“新穷人”。

　　关键词：齐格蒙特·鲍曼；社会危机；根源；比较研究

　　齐格蒙特·鲍曼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以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而闻名社会学界，代表作主要有《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等，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了在现代性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包括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对大屠杀事件的反思等，其中关于现代性过程中的社会危机与安全问题是鲍曼关注的重点之一。

　　一、社会危机的根源：不确定性

　　资本在全球空间自由流通并试图摧毁一切障碍物，从而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鲍曼称之为“流动的现代性”。随之而来的则是呈现一种个体化的社会形态：1.存在方式的流动性；2.思维方式的碎片化；3.行为方式的失范性。

　　（一）存在方式的流动性

　　在鲍曼看来，“流动性”不仅是对“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状态的描述，同时也是对处在该社会中个体生活状态的最佳概括。社会个体存在方式的流动性指生活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之中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人际交往互动模式发生的流动与液化的转变。在“稳固的现代性”时代中，“定居”是主要的生活方式，而“游牧”群体将被视作怪异或陌生人，他们得不到定居者们的欢迎，甚至会遭受不友好的待遇，更不会得到共同体的保护。同时，在“流动的现代性”时期，空间的界限被打破，人们赖以生存的共同体被摧毁，社会中的个体都在或多或少地“被全球化”，不管你情不情愿都将如资本一样四处流动，正如鲍曼所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移动着”。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现代性”时代的人们已经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方式——从“定居”转而走向“游牧”。

　　从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化流动来看，空间的界限与阻碍并不是一个牢不可破和无法跨越的鸿沟，精英分子们的流动速度快，可以在不同空间中自如穿梭，他们被鲍曼称作为“流动的现代性”世界里的“观光客”，他们是收集者，可以自由的寻觅生活的愉悦。相反，那些流动速度缓慢，失去移动自由的人则被鲍曼称作“流浪者”。

　　笔者认为，在鲍曼那里，并没有过度地去责备“观光客”的不可靠性，也未对“流浪者”表现出过多的同情。因为“观光客”具有自身的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根基，他们在社会中“漫步”，反映着他们对“流动的现代性”所把握的程度，；同样鲍曼也未表现出对“流浪者”的同情，虽然“流浪者”和“观光客”是两种不同社会类型的人，鲍曼则只是从“流动的现代性”视角，客观地描述了“流浪者”与“观光客”的两种不同的遭际。尽管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状态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也不能期待鲍曼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或是拿出什么救世良方。不过，笔者以为，鲍曼确实看到了位于上层社会的“观光客”与沉积于底层世界的“流浪者”共生于“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之中。正如鲍曼所说“观光客与流浪者形影不离，不绑住流浪者，观光客也不可能得到自由”。可见，鲍曼还是揭示出了“流浪者”与“观光客”之间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二）思维方式的碎片化

　　思维方式的破碎化是相对于思维方式的整体性而言的，整体性是“稳固的现代性”社会个体思维方式的特征。碎片化是指，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工业化和高新科技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些原本具有整体性与有机物的事物，如大自然、文化传统等，再不能保持原状，而是被按照人的需要肢解和分割成了各种材料呈现出的破碎状态。在现代生活中，诸如现代交通、通讯设备等各种技术手段的介入，使得传统时代的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现代性”社会，前者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的伦理、文化传统或宗教信仰基础的集合体，而后者是由无数个独立的原子组成的聚合体。

　　碎片化的结果是“时间被分割成片段，每一段都从其过去和将来割离开来，每一段都是自我封闭和自给自足的。时间不再如河流，而只是池塘。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从所能收集的经验中不会出现一条稳定而有内聚力的生活策略。”从某种角度来说，碎片化正是现代化自身发展导致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分工不断细化所带来的一个后果。

　　笔者认为，个体失去了以往的安全感与确定性，面对多元的文化的冲击，生活没有了参照与标准，这让个体成员无所适从，思维方式碎片化特征正是对生活“流动的现代性”的真实写照。在鲍曼看来，面对资本提出的种种要求，国家只有顺从与满足，面对各种文化差异，不同的文化汇聚在一起自由发展，生活其中的社会成员获得了空前的自由，碎片化的面对自我问题。鲍曼认为“社会已不再保证甚至或不再许诺要给个体的不幸提供一个集体的解决办法”。

　　（三）行为方式的失范性

　　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个体的行为方式呈现失范性特征。社会学意义上的失范指的是，“社会规定的目标与决定着达到目标的规范不一致。”而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人们的思维方式已经由整体性转向碎片化状态，受其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也从规范性转向了失范性。

　　笔者认为，行为方式的失范性是指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的社会规范、文化等意识形态正在被解构或消失，以及“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缺失了以往行动指南和规范标准的状态。鲍曼直接指出了规范或传统的消失对个体的影响：“规则的缺乏，或者规则的含糊不清——社会失范——是可能发生在人们在应付生活任务的斗争中最为糟糕的情况。一旦标准的规范撤离生活战場，剩余的就只是怀疑和恐惧。”按照鲍曼的说法，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传统习俗和文化遭到了破坏，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个体内心深处充斥着焦虑与不安，个体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打破，显现出无序化和非规范化；因而，他们的行为也更加的表现出非理性化的特征，个体面临自我认同的困境与危机，自我的行为方式也会更加表现出失范的特征。

　　二、社会危机的主要现实表现：大屠杀与新穷人

　　（一）现代性与大屠杀

　　鲍曼并不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大屠杀仅是犹太民族的一个悲剧、一个特例，或者视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鲍曼认为，大屠杀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成为可能。正如鲍曼所说，“大屠杀如同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失败一樣，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产物。就像按现代文明——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门的、被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方式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大屠杀超过了全部它所谓的前现代等价事件并使它们黯然失色。”在大屠杀中，官僚体系、科学、社会的宏伟计划、特定情况下社会的瘫痪这几个因素都在其中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纵使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社会危机的现状，但鲍曼将其视为促进社会局部困境解决的推动因素。

　　首先，大屠杀从一开始就被“种族优生”的行为，完全符合现代“园艺文明”中删除杂草的秩序原则，并不属于现代性之前人类历史上经常呈现的丧心病狂的非理性行为，而是在理性中有计划的实施。因为如鲍曼所言：“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正是现代性及其成果哺育了这个可怕的居民，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正是有了现代科技的昌明发达，才能使大规模的、高效率的屠杀成为可能，同时，又因为有条不紊的，按规则自行运转的现代官僚体制，使屠杀者及其决定者能够远距离的非常平静地接受一切。正如鲍曼所言：“他们不必象传统屠杀者那样，在刺刀和鲜血的闪光中忍受道德的考验，而今屠杀的结果也许只是一些柔和的阿拉伯数字，摆在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

　　总之，现代文明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机制，能够遏制住上述事件发生，而事实上如鲍曼所说，“所有文明化进程已建立的核查与平衡、屏障和阻碍的复杂之网都被证明是无效的。”

　　（二）后现代性与“新穷人”

　　鲍曼所说的“新穷人”是他区分生产者社会与消费者社会的主要概念之一，在“生产者社会”，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并沦为穷人，但在消费者社会，由于资本再生产日益依赖消费，于是不断消费被建构成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的生活模式，消费甚至成为幸福生活的标准，人们的身份认同亦是通过这样的消费行为而达到，因而，鲍曼称“诸如移民、单身母亲、穷困潦倒者、残疾弱智者、缺乏技能者或者从最新的技术革命中被淘汰者等等消费者社会的失败者和被遗弃者无法实践这样的消费标准来达到体面的生活，他们无力遵循消费文化的逻辑，进而无法形成与其他正常的消费者一致的身份认同。所以，那些缺少必要的资源，不能对消费市场的诱惑做出反应的人，即有缺陷的消费者，鲍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消费者社会的穷人称为“新穷人”的。

　　鲍曼认为，新穷人一方面是消费者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消费者社会维持正常运作所不可或缺的，没有新穷人，消费游戏不可能进行下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鲍曼才会说，“即使没有穷人，也要创造出穷人。”

　　因此，有能力的消费者和有缺陷的消费者之间的差别开始对立起来，后者的存在引起了前者的紧张、焦虑与恐惧，后者日益被前者视为是他们不安全感的源头，其结果就是新穷人被建构成了危险阶层或者犯罪阶层，贫困问题被犯罪化了，这种人为的二次分类促进了社会问题频发，社会矛盾凸现，社会安全缺失。

　　面对风险社会的困境，鲍曼希望从伦理与政治中寻找解决的对策。此外，鲍曼主张重新恢复没落的公共领域以及公民权，以此来构建民主社会，因为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公域”开始进入“私域”，公共空间开始成为一个公开承认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地方，公共空间日益缺乏的是公众问题。鲍曼形容为“公共领域中的个体公民身份的保护盔甲已经丧失，公民能力和利益也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