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敏婕

　　摘 要：文学是意识形态之子，文学作品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烙有深刻的时代印记。战后德、日两国都涌现了大量有关二战的反思文学作品，两国对于战争的思考也都通过文学作品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来。在德国文学方面，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为主的德国文学家们在作品中融入了对二战德国历史的反思态度。君特·格拉斯肩负起回顾现代史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政治诗人”“公共知识分子”，他运用嬉戏般的黑色寓言向现代社会的民众们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警醒人们勿忘历史，打破了战后数十年来德国文学中道德主题的消沉局面，为德国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创作局面。在日本文学方面，日本战后文学对战争的态度一直备受争议。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战后日本右翼作家，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追思，创作出了一大批宣泄战败悲哀和反抗战后日本社会体制的作品，借此来表达出战后日本社会中充斥的焦虑，消极，愤世，绝望。这种右倾化的文学创作最终从一种文学流派变为政治工具，引导和扭曲了日本社会的战争观和反思态度。

　　关键词：德国文学；日本文学；君特·格拉斯；三岛由纪夫

　　一、君特·格拉斯与三岛由纪夫的个人经历及其战争观的形成

　　（一）君特·格拉斯的战争经历及对其战争观的影响

　　君特·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德国但泽市的一个小市民家庭。和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战争强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路线，格拉斯的童年也在战火纷飞中度过。未满10岁的格拉斯便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下的少年团，和成员们齐唱着“旗帜重于死亡”的歌曲。14岁时加入了青年团，16岁时成为空防助手，接受军事训练，这时的格拉斯对纳粹的宣传深信不疑，并决心将宝贵的生命献给“希特勒总统、民族和祖国”。1944年秋天，17岁的格拉斯加入了党卫军，成为装甲部队的坦克兵，欧洲战场的硝烟已经接近尾声，但这血腥和痛苦的经历仍让格拉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残酷与恐惧。1945年，战争的结束带走了肉体的疼痛，但是对于格拉斯来说，精神的折磨才刚刚开始。他不仅失去了故乡但泽，更失去了支撑自己的精神家园。他逐渐认清了法西斯的真实面目，也将这段痛苦的战争经历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因此，“用文学拯救失去的故乡成为格拉斯创作，尤其是叙事作品创作的原动力”[1]。

　　（二）三岛由纪夫的生平经历及对其战争观的影响

　　和君特·格拉斯一样，三岛由纪夫也是本国文坛上极其复杂且颇受争议的作家，被称为“不是战后派的战后派”，曾三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三岛出生于一个落寞的贵族家庭，童年时期一直和执掌家族实权的祖母同住，祖母过强的保护欲和占有欲也直接造成了三岛贫弱、孤独、偏激、甚至有些女性化的人格特征。三岛青年时期二战爆发，自小身体孱弱的三岛由于体检不合格没有立刻入伍，便专注于学业与文学创作，不久获得推荐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修读法律，并因此暂时免除征召入伍；1945年，战争进入末期，在这一年三岛终于入伍，却在上战场之前被误诊为肺结核而再次退出——可见三岛并没有真正地踏上过战场。他原本预定要加入的军队在不久后几乎全军覆灭，此事或许使三岛觉得自己本该获得悲壮死亡却苟活于世。战后至50年代初，三岛的创作集中于对美学的探索与表现上，转折点在于1960年出版的《忧国》，在这之后的作品大多带有浓厚政治色彩，他多有争议的右翼思想体现也多出于《忧国》之后，甚至有日本作家发言“三岛由纪夫在《忧国》之后的作品，我不承认那是文学”。

　　二、君特·格拉斯与三岛由纪夫文学作品中战争观的差异性

　　（一）君特·格拉斯的荒诞的真实和反乌托邦情结

　　君特·格拉斯的文学作品创作一直以荒诞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呈现，“荒诞”、“怪诞”等词已经成为其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贯穿其写作生涯的始终。例如《铁皮鼓》中展现了主人公奥斯卡的命运的荒谬，《狗年月》中展现了一整个时代的荒谬，《比目鱼》中则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的谬误轮回往复[2]”的荒谬。而在这些荒诞的情节和表现形式的背后，却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用荒诞凸显现实的残酷，这可谓格拉斯文学创作的创新之处。

　　反乌托邦文学是社会矛盾集中到一定程度在文学上的反映。君特·格拉斯的不少作品都选取了极权主义政治和理想主义这两类普遍性主题进行批判。格拉斯披露了德国极权主义统治者上台的群众基础及德意志民族心理，探讨了极权主义在德国兴起的原因，并对这一历史教训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格拉斯意识到，在德国极权主义者统治期间，德国小市民阶层并非受胁迫才参加纳粹活动，而是自愿追随希特勒加入纳粹政党和各种纳粹组织的。同时，格拉斯也反对理想主义，他认为理想主义使人民脱离现实，陷于虚幻之中。而事实是，在德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东西在今天的德国依然存在，这种东西既不能得到澄清，又不会自行消失。格拉斯通过小说创作表达出对二战历史的承认与深刻反思，并以此警示未来。

　　（二）三岛由纪夫的死亡美学和乌托邦情结

　　三岛由纪夫对于被杀的美的执着在其童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中学时期的三岛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被老师大为赏识，并介绍给文学界的朋友，从此三岛接受了日本浪漫派与武士道文化的熏陶，推崇日本古典主义中武士的死亡。在三岛的概念中，为主君而死是一种以生命为赌注的选择，也是人的最大自由。在文学上他描写剖腹自杀时，运用传统的美的形象来化消人们在生理上的恐惧，以升华为艺术美，即将“切腹”看作是一种艺术，一种美的形态，并且将这种美归结为“残酷美”。他在《关于残酷美》一文中，以古典文学的红叶、樱花来喻血与死为例，指出：“展开主题，残酷的场面是必要的”，因为“将残酷性提高到残酷美，就会增加作品的力度”。在对于死的推崇之余，在三島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对于蓬勃的生命力、健壮年轻的肉体的高度赞美——与血和死相对的青春生命，看似背反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三岛的美学观念。

　　三岛在作品中很少正面描述战争带来的苦难，或许与他并未正式从军上过战场有关，他对于战争的概念更多地收缩到文化层面，同时作为社会上层人士，与普通百姓的苦难又有一定距离，在直接的现实（战场）与间接的苦难（平民）之间，三岛反而处于与战争最远的位置，在浪漫派教育下，他更加接近日本古典主义，专注于探寻乌托邦式的古典美，甚至将战死行为等同于童年时带给自己极大震撼的殉教行为，并从中寻找美的体现。日本评论家矶田光一指出：“三岛在战争期间的作品，是继承日本古典的传统，并从这里梦幻脱离现世的美，这表明三岛对战争关心的方式，与其说是伦理性的、实际性的，不如说是美的东西。”

　　三、德国、日本二战反思文学的发展及现状

　　长期以来，德国文学尽量回避战争对德国人民的伤害这一话题，国际社会與论普遍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因此德国没有资格言说战争带给他们的伤痛，而只能接受实质性的严厉制裁和道义上的无尽谴责。1990年以来，这种反思模式逐渐被打破。事实上，战后很多无辜的德国百姓同样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饱受饥饿、寒冷、疾病的折磨。德国国内更是遍地废墟、经济崩溃、物品奇缺。这种思维模式主要是受新的历史观影响。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看来，历史是用来解释的而非发现的，批评家只能设想、构设历史，而不能恢复、还原历史。

　　上世纪末以来，日本文坛迟迟未能再有新的反思文学进展，更令人不安的是年轻一代的思想或者回到仅仅言说伤痛的五六十年代，更或者回到狂热的战争时代，甚至无视了战争带来的伤害。造成这种思潮的原因，首先是日本政局的不稳定，领导人及领导方针的高速变化使得日本人日渐失去关心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趣，拒绝再去深入思考政治历史问题，对于历史遗留的伤痛和责任的探讨也就很难再有深入的发展；其次是日本政府日益的右倾化，在右倾语境下，战争的责任被刻意弱化或抹去，战争的痛苦被作为右翼的旗帜，与反思战争、和平反战渐行渐远。创作过大量反映日军战争行径的剧作家小林宏曾感叹：“仔细想想，写以侵略战争为题材的作家除我之外能再多一些多好啊，可悲的是尚未发现。”这句话放到今天仍旧适用，不得不说仍旧是可悲的。

　　参考文献：

　　[1]谢琼.君特·格拉斯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引言部分.Ⅱ.

　　[2]冯亚琳.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