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毅

　　摘 要：预测工作自古有之，并始终发挥着重大作用。预测学的理论基础是事物背后的客观规律性，人们掌握到规律中的必然性，就可以根据现状超前认识未来。社会预测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会产生反复博弈从而造成不确定性。但社会规律的存在又使得社会预测得以进行，其价值也不在于是否如期发生，而在于能否正确引导人类行为。本文通过梳理预测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基础，分析讨论了社会预测的相关特性，包括不准确性、规律性以及导向性。

　　关键词：预测学；规律；社会预测

　　一、预测学的发展历程

　　古语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测工作自古有之，并始终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原始社会，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于是在无知的驱动下，将其视为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出于对自然灾害和疾病猛兽的恐惧，人们期望神能够保护自身免收灾祸，便通过祭祀和祈祷向神表达愿望，再通过占卜求得“神谕”，从而预测未来，这就是带有自发宗教色彩的预测活动。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深度和广度的提升，其预见能力也进一步提高，从而能对事物演变方向进行直接、短期和肤浅的原始预估。特别是对一些过去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可以通过长期观察积累经验性知识，并据此进行预测。比如《齐民要术》中写到“天雨新晴，北风寒彻，是夜必霜”，是说刚下过雨的晴朗夜晚，又有寒冷的北风吹来，那么当晚必定会起霜。

　　近代科学产生以后，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都受到极大冲击，其预见能力也有了质的飞跃。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遍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在该阶段，人类不仅能准确预知较近的未来，还能大体预测几十年甚至百年后的世界。比如门捷列夫通过对元素周期性规律的认识制作出了元素周期表，成功预言了大量当时未被发现的元素；哈雷通过对天体物理学和统计学规律的掌握，成功预言了五十余年后彗星的回归等。

　　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20世纪，作为一门学科的预测学才产生。具体的时间说法不一，西方学者认为要从1937年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公布《技术趋向分析与国家政策》算起；苏联学者认为要从1920年列宁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算起；我国学者则认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预测。实际上，预测学最早是1902年由英国学者威尔斯在《发题为现未来》的演讲中提出的。而“预测学”一词（Forecasting）是1943年由德国学者费莱希泰姆首次提出。

　　二、预测学的理论依据

　　预测学的发展一方面源于社会的需求和实践，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实践和历史检验证明了事物发展是可预测的。可预测的根源在于其背后的客观规律性，即事物过程中、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一些事物和现象的存在，必然引起另一些事物和现象；事物发展的这一阶段，必然引导到另一阶段”。必然性是规律的基本特性，人们找到这种必然性联系，就可以由因求果，根据事物的现状超前认识事物的未来。

　　预测学背后还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是可知的，预测和研究未来是可能的，因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即便“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且“规律中贯穿着铁一般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强大的预见能力，就在于其解释了整个世界最普遍的规律，包含社会、自然和人类思维的全部领域。所以在社会领域，马克思才敢于在资产阶级仍处于上升期时，就做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预测。而在自然领域，恩格斯则敢于对宇宙和人类的未来做出预测，认为世界和人类都将走向灭亡，但物质运动会重新创造包括人类的整个世界。列宁也曾说：“马克思主义用‘亚蕾德妮的线武装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正确预见未来事变。”对于预测学来说，客观规律无疑就是这条“亚蕾德妮的线”。（希腊神话中亚蕾德妮将线团抛在地上，线团就能先前滚帮她领路）

　　三、社会预测的不准确性-主客体间的反复博弈

　　自然预测的预测客体是自然现象，它对预测活动毫无感知能力，其运行轨迹不会被预测干扰，因而预测主体可以置身客体之外进行纯客观研究。而在社会预测中，预测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二者之间就不仅仅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互相缠绕、互相转换的博弈关系。

　　同时作为预测主体和客体的人，即是预见者又是实现者，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社会预测的复杂性体现在预测客体对预测行为具有感知能力，并且在感知到预测后会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而且这种应对还不仅仅是预测客体对预测主体的单向行为，在主体发现客体做出应对行为后，就会根据现状修正预测，预测客体得知新的预测内容后再做出新的应对，如此不断，反复博弈。

　　反复博弈会在两种情况下停止，一种是某一方失去应对能力，包括无法得知对方预测或即使知道了也无能为力时。另一种情况是双方的预测目标一致时，即达到了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做出了目前条件下对自己最好的预测，因而不需要再做出修正。

　　人是难以预测的，因而人有个体意识，其行为具有高度情绪性。虽然人也有理性，但却时常会做出非理性行为。此外，人对外部情境的的理解、诠释和界定并非像计算机运用二位逻辑，而是运用复杂的多级逻辑。人作为一个个体，其意识被天然地封闭在大脑中，无法为外界所知。个体意识的复杂性及其封闭性使得人类的行为具有主观随意性和偶然性，对外部特征相同的对象，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面对相同对象也会有不同感受，正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四、社会预测的规律性-社会规律的存在

　　社会预测必须依据人的活动规律，即社会规律来进行。关于社会规律是否存在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对此，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我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增长”。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能根据统计规律算出可能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亨普尔也认为社会不存在规律，只存在物理规律和生物规律起作用的地方。塔奇曼则认为“复杂的人类行为既不能再现，也不能故意创造”，因而由人类构成的社会也没有固有的规律。

　　他们的逻辑没有错误，观点也确实符合社会预测的特性。但我们不能因为暂时没有认识到社会运动复杂性背后的规律，就断言不存在社会运动规律。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人类是自然界的物种之一，有人类构成的社会运动不过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它和自然运动一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要人们把握了规律，就能对社会发展的未来进行预测。

　　恩格斯曾总结物质运动的五种基本形式：机械、物理学、化学、生物、社会运动。每种运动都有自身的基本矛盾，因而规定了自身的特殊规律性。其中社会运动是最高级、最复杂的运动，它有着自身的规律性。所以在社会预测和一般预测背后的规律是不同的，而且是高级运动规律与低级运动规律的不同。

　　五、社会预测的导向性-调整人类行为

　　社会预测虽然不准确，但仍然意义重大。作为一种预测者影响未来的途径和参考，其价值不在于预测内容是否如期发生，而在于能否引导人们根据预测内容调整社會发展轨迹，使其符合目的。社会预测的价值不仅能够通过“自我实现”的途径，还能通过“自我否定”的途径来实现。有些预测正是通过引发干预证伪自身，以实现价值。相反，若是预测完全是准确的，未来也就变成了严格决定的，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这样就落入了机械决定论，也就失去了预测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预测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就人类的思维能力来说可以但又永远不能彻底认清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社会预测本就是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引导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方式，旨在为人们调整自身的行为提供指南，它并不需要完全准确无误。

　　比如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中，提出在当前发展模式下很快会面临资源短缺的预测，并据此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如今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深深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可能会使资源危机的预测落空，但该预测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环保，促使人们调整生活方式。在人们避免预测发生的过程中，促进了历史进程，预测也就通过自我否定实现了其价值。

　　又如马克思做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测后，资产阶级不断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并且对内通过改革缓解阶级压力，对外通过战争和殖民转移阶级矛盾。马克思的预言至今仍未实现，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该预测的耀眼光辉。资产阶级一边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存在，一边被周期性经济危机吓的瑟瑟发抖。资产阶级很重视马克思的预言，才不断学习研究并改革自身，试图逃避必然的结局。但是即便暂时躲过灭亡的危险，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只要“铁一般”的社会历史规律仍然发挥作用，资产阶级的灭亡就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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