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婷

　　摘 要：戴望被钱穆先生誉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今人朱维铮更称其是“由清代经今文学运动向改良主义运动过渡的中介人物”。早期的戴望也仅是一名普通士子，后出于民族前途的考虑，不得不转换旧有观念，另辟蹊径，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在此过程中戴望数次更改治学方向，从古文经学至今文经学，从考据之学至义理之学，企图通过修正和补充传统文化来正人心，正社会。他的经学思想在清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于其所撰的《论语注》中。下面笔者会在初步归纳戴望思想的基础上，以戴望的《论语注》为中心，试对戴望经学思想的内容做出初步归纳。

　　关键词：戴望；经学思想；经学；公羊；改制

　　一、传略

　　戴望出生之時，中国正处于巨变前夜。1840年，英国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西方侵略者开始以强硬的姿态干涉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清政府的腐败与不作为更是加重了中国的危机，将中国推入了内忧外患之境。原有的旧秩序已然陷入混乱失序的绝境，而新的合理的秩序尚未能及时确立。对此，中国知识分子始寻救国之道，戴望就是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之一。

　　戴望（1837-1873）字子高，湖州府德清人，出生于书香门第，颇有家学渊源。但至戴望一辈家族早已没落，戴望是由其寡母节衣缩食抚养长大的。他从小锐志力学，甚有出息。虽英年早逝，但其学术成就颇为醒目，著有《论语注》、《管子校正》、《颜氏学记》、《谪麐堂遗集》等佳作。戴望早期致力考据词章之学，偶得颜元著作后转而研究颜李之学。后拜陈奂为师，复师从宋翔凤，学习《公羊春秋》，完成了从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变。戴望一生治学方向几经嬗变，施补华对此曾言：“君学凡三变，始好为辞章；继读博野颜氏元之书，则求颜氏学；最后至苏州谒陈先生奂，而请业焉，通知声音训诂、经师家法，复从宋先生翔凤，授公羊春秋，遂研精覃思，专志治经，君之学几有成矣。”[1]

　　戴望自遇宋翔凤后始治汉儒经说，后以公羊治《论语》，以《春秋》说论语，发扬刘逢禄、宋翔凤之学，以达通经致用之意。他反对宋学，认为宋学是社会衰败之源，斥责宋儒理学空谈误国，寄希望于通过修正和补充传统文化来正人心，正社会。

　　二、反对理学

　　戴望被钱穆先生誉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今人朱维铮更称其是“由清代经今文学运动向改良主义运动过渡的中介人物”。作为今文经学家，他的经学思想在清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于其所撰的《论语注》中。下面笔者会在初步归纳戴望思想的基础上，试对戴望经学思想的内容做出初步归纳。

　　在当时，传统文化虽因西方列强入侵而遭到冲击，但主流文化依旧是理学。特别是太平天国胜利之后，宋学更是盛行一时而汉学衰微，很多文人因此提出了“汉宋调和”来解决汉宋之争。在“调和汉宋”的新风中，戴望坚决的否定声也就显得更为明显。戴望高调诟詈理学而毫无掩饰，认为宋儒祸道，混淆了孔子本意。他与凌霞书信往来时谈道：“今见当涂夏炘、桐城方植之著书，力诋乾嘉诸巨儒，以为咸丰以来，粤贼之祸，皆东原、仲子诸先生所酿成，可为轩渠嗟乎？宗方苞、姚鼐之绪论不谓，其流祸猖狂至此极也。较之陈建、吕留良之诋讽王文成，尤不可堪忍。此真所谓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是也。”[2]可见戴望对宋学的不满。

　　戴望是坚定的反宋学者，“好诋宋学，日与要人龃龉。”[3]虽为曾国藩门人，受曾国藩庇护而深感于心，但亦曾当面诟病曾国藩：“曾涤生如此不通，亦配谈经？！”。[4]其志也因“与世违异”而不得施展，如刘师培所言：“当此时，湘军甫克金陵。公卿幕儒术者。多伪托宋学以投时尚，博声誉。先生壮罹兵，客游江南，其所讲肄多与世违。一时卿士大夫虽跻先生雅才之右，及论学辄悟牾龉不相合。而先生特立独行，竟以此不克伸其志。”[5]

　　三、门户分明

　　戴望虽为今文经学家，注重“今文师法”，但他并不排斥古文经学，甚至认可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戴望混淆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反，他相当注重区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使得两者门户更显。时人记其“性倔傲，门户之见，持之甚力。论学有不合家法者，必反复辩难然后已。人故忌之”。[6]乾嘉时期汉学者大多强调汉宋之辨，坚信汉学比宋学更能体现圣人之道，太平天国胜利之后则多趋向讲求汉宋调和。[7]对此，戴望立场坚定，不与其同道，反对汉宋调和。

　　四、以公羊政治思想释《论语》

　　清今文诸家中用公羊家法阐释《论语》的首先是刘逢禄，其后就是宋翔凤，尤其是宋翔凤，以公羊治《论语》尤为有成。[8]戴望师从宋翔凤，继承了两者以公羊治《论语》的思想。此外，戴望注《论语》，也有出于当时《述何》、《发微》二书“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的考量。

　　传统对于《论语》的解释更着重其“内圣”的一面，关注的是如何培养贤者和圣人。而公羊学则是借《春秋》说论语，更注重突出《论语》“外王”的一面。《论语注》一书就充分阐述和发展了《论语》中的政治伦理部分。除此之外，还试图在政治的角度上解读其他与政治无关的方面：

　　《论语·子罕第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戴望注曰：“文，礼乐也。文王始受命制法度，《春秋》建王始，假文王以为王法。《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明《春秋》继周，如文王继殷。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事也。”（卷九）[9]

　　此处本意表达的是孔子对礼乐文化衰落的悲吁和对自身肩负着传承和新建礼乐文化的重任的认知。而戴望注疏时却将“文”单纯的解释为礼乐制度，借此阐述“《春秋》当新王”的理论，可谓“非常异义可怪”。但换一个角度，也正是这份怪异突出表现了以公羊治《论语》的不同。令人遗憾的是，戴望并未很好地将公羊学说与《论语》相结合，他对于公羊家理论核心理解的过于简单，所持的观点也多是拾掇前人之论。

　　五、改制思想

　　戴望道“望尝发愤于此，幸生旧学昌明之后，不为野言所夺，乃遂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10]于此可见，戴望写《论语注》旨在发挥齐学遗说，阐述“素王”、“改制”，继承常州今文学派从事《论语》注释，宣究《论语》与《春秋》互为表里，并“依篇立注”。[11]这一思想是戴望的重要思想之一。

　　《论语注》中，戴望复提“素王改制”之说，将孔子塑造成了一名改革家，与坐谈心性的宋学相比更显实际。“性与天道，故知天命。命者，天所以教令，人所禀受，度命信也。殷继夏，周继殷，孔子当素王作，法五经以继周，治百世天所命也”（《论语注。为政》）戴望借孔子之口言改革，名正言顺的要求清政府改革，减少變法阻力的同时顺应了时代潮流。这一改制思想为后来的改良派所借鉴。除此之外，戴望本人也很欣赏日本等国外的学说，欲借此来充实中国学说，隐隐有君民共和之意。

　　六、结语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会产生该时代需要的人物。早期的戴望也仅是一名普通士子中的，后出于民族前途的考虑，不得不转换旧有观念，另辟蹊径，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在此过程中戴望数次更改治学方向，从古文经学至今文经学，从考据之学至义理之学，企图通过修正和补充传统文化来正人心，正社会。

　　戴望经学思想的影响力颇深，不少思想家都借鉴汲取过戴望的观点。“孔子改制”与“新学伪经”的观点冲击了传统儒学，为后面的维新派提供了新道路，康有为就深受其影响。而其反理学思想和君民共和思想则被革命派拿来宣扬，作为反对传统的依据。他的《论语注》更是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然，他也因过于高调地垢厉理学而受到了不少封建卫道们的排挤与攻击。[12]但平心而论，戴望在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施补华.戴君墓表[A].谪麐堂遗集[C].清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2]戴望与凌霞札，同治五年（1866）十月十二日.

　　[3]谭献.亡友传[A].复堂文续[C].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鹄斋刻本.

　　[4]愈寰澄.德清戴望传[M].浙江省通志馆馆刊，1945（02）.

　　[5]刘师培.戴望传[A].左盦外集[M].卷十八.宁武南氏校印本，1936.

　　[6]张星鉴.戴子高传[M].缪荃孙.续碑传集[A].卷75.清代传记丛刊[M].第119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330.

　　[7]徐立望.太平天国后的浙江学风变迁——以戴望为中心的研究[J].史林，2015（02）：117.

　　[8]朱淑君.戴望经学述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S3）：52.

　　[9]戴望.戴氏注论语[M].吴兴：嘉业堂刻本，1871.

　　[10]戴望.戴氏注论语[A].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第15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52.

　　[11]孔祥骅.略论戴望的《论语》学[J].管子学刊，1999（04）：43.

　　[12]张永平.戴望述略[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