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亚丽

　　摘 要：德国对二战的反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在战后初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人对战争普遍采取的是缄默与回避的态度，反思与清算仅是点滴而为。本文以影片《缄默的迷宫》为视角，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就战后何去何从的疑惑进行探索，对纳粹残余如何省视战争遗留的罪责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厘清战后初期德国对待其在二战中所犯罪孽的态度，进一步认识德国在二战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同时也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再认识。

　　关键词： 德国；二战缄默；反思

　　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深层复杂的概念，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解读。本文所指的“文化”，一方面是指可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即社会成员在价值观主导下发生的社会行为；另一方面是指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人行为方式的意识形态。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个人的社会行为是社会群体活动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社会群体活动是社会现象最真实的反映，而社会群体活动对个体行为的发展又有着强烈的导向作用，影响个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因此，在社会现象和个人价值观念中形成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中“缄默”有着双层含义：其一是指闭口不说话，战争的亲历者对战争避而不谈，企图在缄默中将其忘却。其二是指即使谈及罪责问题，纳粹战犯面对指控拒绝主动承担罪责，选择辩解与逃避。

　　对罪责保持“缄默”是战后初期德国的社会现象，是以德国民众“缄默”的观念为主导而产生的社会行为的集体表现，而这种社会现象也影响着德国民众的价值取向，一种“缄默”的价值观念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由个体发展到了社会集体再上升到民族整体，民族整体又影响着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形成了一种“缄默文化”。从教师、面包师、医生、记者等二战亲历者的“个体缄默”到非纳粹化背后不同群体的“集体缄默”再上升到经济发展背后的“德意志民族缄默”，使这种“缄默文化”成为了战后初期德国反思战争的主流文化。但是在缄默的时代，也不乏对历史的反思。一些作家正视了罪责，通过个人反省呼吁集体面对罪责，引导德国民众进行集体的反思，如今，德意志民族已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在历史的漩涡中，从个人到集体又上升至民族，德国对于二战历史已经作出了深刻彻底的反思。

　　二、正文

　　影片《缄默的迷宫》背景设定是1958年的西德，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影片中年轻的法兰克福法院公诉人约翰·拉德曼因为偶然的机会，碰见一名记者正在对一位高级文理中学教师大声控诉，因为这名教师被指认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监视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自由的生活着。纳粹残余在新生活中包裹着糖衣，扮演着新角色，有人是镇上的面包师，收起了邪恶的嘴脸，掩藏秘密度日。有人是进行人体实验的医生，洁白的制服掩盖了腥红的鲜血，带着秘密编织着新生活。随着调查的进行，每个人都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肩作战的记者、朝夕相处的同事、女友的父亲、甚至自己的父亲都曾是纳粹的一员，对待历史大家保持着同样的缄默。同时，保持缄默的还有战争的受害者，有人被打到晕厥、有人被残忍射杀、还有儿童被带去做人体实验，成千上百的人在集中营被迫害，幸存的人才是备受煎熬的人，沉痛的精神打击让他们选择遗忘苦楚，没人愿意再去回忆血腥残酷的经历。即使有人湿润着眼眶，颤抖着双手，述说着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也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讨回公道，没人想撕开历史的伤疤，只享受于新生活的平静与安逸。亲历者试图在新生活中遗忘过去惨痛的经历，纳粹残余分子自视为“命令的执行者”，借以缄默来逃脱罪责，这种“缄默”是个体对痛苦的回避，是个体对罪行的辩解。

　　个体的趋同是一种集体的表现，对“个体缄默”的放任为“集体缄默”埋下了毒瘤。德国民众面临着集体罪责的指控，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架杀人机器完全是由国家与军队领导人操控，为数众多的纳粹分子只是在忠诚地执行保卫祖国的命令，无需承担罪责。面对德国民众集体对罪恶行径的辩解，历史罪责的清算似乎变成了战胜国的责任。为了肃清纳粹分子，占领区积极开展起了“非纳粹化”行动，清算罪恶的纳粹分子是必要的，但现实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纳粹党员人数繁多，对其进行甄别所需要的时间和人力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严格执行了非纳粹化政策就等于将已经濒临绝境的德国彻底置于死地，因为战后的城市重建工作都不可避免的要由这些人参与。根据1951年《复职法》的规定，在巴伐利亚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前纳粹分子。在非纳粹化背后德国民众保持着“集体缄默”，进行着自我清洗，以便披上新外套，融入新社会。冷战的爆发“腰斩”了非纳粹化运动，德国人为自己的生存挣扎，美国人为日益严重的冷战费心，占领国中断了非纳粹化行动。对于去纳粹化运动，还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康德拉·阿登纳认为，让德国人面对纳粹的罪行，无论是审判、法庭还是再教育计划都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对抗情绪，而不是引起悔罪之心。在罪责反思面前，战争的亲历者不愿去回忆那段残酷的历史，奥斯维辛的嘶吼声仿佛还在耳边；战胜国着眼于自身利益，无暇顾及纳粹残余的清算；纳粹残余掩藏秘密独行，试图重新开始新生活；普通的德国民众，不愿回忆起战后的满目疮痍。面对历史的反思，这些不同的群体都处于“集体失忆”的状态，这种对罪责的回避是“集体的缄默”。

　　“集体缄默”愈演愈烈，在5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导向下甚至走向了“民族的缄默”。1951年联邦德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称为“经济奇迹”，联邦德国从一个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同舟共济的德国群众普遍具有“重建”心理，用当时的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我们只想重建家园”。50年代，多数的联邦德国民众都能在新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也都能够抑制对往事与罪责的回忆，即使偶尔想起，也只能暗淡于如今的繁荣生活与战后初期饥寒交迫的鲜明对比之中。借助纳粹分子的力量来实现德国重建的代价往往就是需要忽略这些人的战争罪责问题，一些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就此逃脱了应有的惩罚，德国人对此都彼此保持沉默。“不要说，也不要问”，这是很多人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有罪之人和無罪之人常常意见一致。整个德意志民族对历史的反思都避而不语。客观上，德国社会重建离不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使人醉心于自由的消费，惬意的享受，社会发展主流也并非是对历史的反思。面对经济的腾飞，对比战后初期的百废待兴，再加上经济建设关乎着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因此主观上不希望任何因素撼动经济发展的旗帜，还企图国际社会逐渐遗忘其罪责问题，德意志民族已经认可了新的政治与生活形式，更愿意对罪责保持“缄默”。

　　在那个缄默的时代，仍然有人撕开历史的伤疤。海因利希·伯尔被誉为“阿登纳时代的批判者”，他关注到了灾难背后沉痛的教训，指责人们缄默的态度和行为。君特·格拉斯说：“德国人的原罪不在于战争，而在于沉默。”经历战争的德国人作为个体应当肩负道德责任，如果他们对后代隐瞒战争罪责，便是一种有罪的沉默。卡尔·雅思贝尔斯认为道德罪需要通过个人良心的忏悔带来重生，在政治灾难面前，沉默就是帮凶，他呼吁民众主动面对个人罪责，为纳粹罪行共同承担责任。如何认识历史、认识罪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一些作家通过个人反省呼吁民众面对罪责，引导德国民众进行集体反思，如今，德意志的精神和文化在反思历史的纵深中重新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影片《缄默的迷宫》展示出的，不仅是对二战的反思，更多的是反思“反思”本身。如果没有对过去的反思，又该如何去面对未来。所以，尽管那是一个缄默的时代，仍然有人在为反思而努力，竭力撕开历史的创伤，只是现实问题让他们怀着更复杂的情绪去回望那一段历史。

　　三、结语

　　回望历史，闭眼遮口不去正视不代表历史不曾发生，真相被批露之前历史是一座缄默的迷宫，认识并承认历史的错误，才是通往“缄默迷宫”的出口。德国对二战的反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人对战争普遍采取的是缄默与回避的态度，以个体缄默、集体缄默以及经济重建背后的民族缄默为形式，企图逃脱战后的罪责，但是在“缄默“中还尚存对二战罪责的反思，从个人反省到集体反思再到如今的直面历史罪责，德国对历史的反思使它走出了历史的阴影，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同，这种诚恳的态度和直面历史的勇气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只有以史为鉴，把昨日的罪过当做今日的教训， 才能防止明日的错误，更好的展望未来。

　　参考文献：

　　[1]丁建弘：《德国通史》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2]玛丽·弗尔布鲁克，卿文辉[译]《德国史 1918 - 2008》，第三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大德国研究》 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托尼·朱特著，林镶华译.《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中信出版社，2014.

　　[5]安尼.《聆听沉默之音：战后德国小说与罪责话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