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懿鸾

　　摘 要：《桃花源记》中的“鸡犬相闻”与《老子》“鸡犬之声相闻”一句有极大相似性，但有着截然不同的語用功能，揭示出二者实则是两种不同的“乌托邦”构想：前者是陶渊明构建的“精神乌托邦”，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作出的彻底反叛；后者是老子构建的“政治乌托邦”，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与老子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合，并非是一个“空想社会”。

　　关键词：桃花源记；老子；陶渊明；小国寡民；鸡犬相闻

　　《桃花源记》中“鸡犬相闻”一句，是对《老子》第八十章“鸡犬之声相闻”的巧妙化用。从文法角度而言，“鸡犬相闻”与“鸡犬之声相闻”在意义上并无差别，只是适应文章节奏作出的改动。从意义角度而言，“鸡”“犬”都是典型的田园意象，象征着和平、安定的社会生活状态，符合老子与陶渊明共同的愿景。然而，“鸡犬相闻”与“鸡犬之声相闻”在《桃花源记》和《老子》中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语用功能，恰好揭示了“桃花源”与“小国寡民”的不同之处，即“精神乌托邦”与“政治乌托邦”的差别。

　　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先写桃花源中的静态景象，即开阔的土地、整齐的房屋、肥沃的土地，以及池塘、绿植等；而后写桃花源中动态的景象，交叉的道路，鸡犬交叠的叫声，以及来来往往耕作的青年，怡然自得的老小。“鸡犬相闻”在这里是极生活化的景象，“鸡”“犬”作为典型的田园意象，在此处显得桃花源生机勃勃，安定平和。陶渊明所构建的桃花源，是超世而不绝俗的境地，他在这一段中将桃花源从开头营造的神秘氛围中剥离出来，回归俗世的生活状态，关注的重点在于桃花源中人和人生的丰满充足，更多的是人文情怀的表达，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关照。

　　而《老子》第八十章构建的是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政治形态，是老子“寡欲无为”政治理念的阐释。其中，“鸡犬之声相闻”，是对前一句中“邻国相望”的距离之近进行更具化的描写，用鸡和狗叫声的交叠形容邻国相连的境况，以反衬出下一句中“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彻底的寡欲状态。老子在第三章中直接阐释了“寡欲无为”的政治理念：“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而“小国寡民”，则是这一政治理念的实践性指导。

　　老子“小国寡民”思想，应理解为意念上的“认为国家小、认为人民少”，也就是河上公所说的“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小。俭约不奢，泰民虽众，犹若寡少，不敢劳之也”。“小”和“寡”都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与后文“甘其食”一句的形容词意动用法一致。而从“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到最后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都是在阐释如何以小见大、寡欲无为，都可以在《老子》全文中得到印证。笔者将其概括为三个层面：归朴、反战和闭塞。归朴，具体表现为“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其中以“甘其食”一句最为典型。老子认为，治理国家，要使人民满足于现有的食物、衣服、房屋、习俗，而不贪图更多的富贵和华丽，去除巧智和工具，回归淳朴寡欲的状态。反战，主要体现在“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的反战思想，在第三十章、三十一章中都有论述，老子认为战争必然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伤，而解决战争的方法，就是“知足”“寡欲”，故第四十六章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闭塞，主要体现在“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人情上的“寡欲”。第五十六章曰：“塞其兑，闭其门……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老子主张要堵塞住欲望的孔窍，超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归于玄同。故而人情之间没有偏见与欲望，而是保持着常态的和平。“鸡犬之声相闻”在这里的作用正是要体现出国与国之间距离的相近，是客观上的诱惑条件，但由于人民寡欲无为，故而没有欲望的争夺和往来。老子在此章中三用“使”字，且“甘其食，美其服”一句更是明显的意动用法，体现出很强的“致使”倾向。老子认为，治理国家要使人民满足于现有的食物、衣服、房屋、习俗，而不贪图更多的富贵和华丽，去除巧智和工具，回归淳朴寡欲的状态。这种政治倾向正是老子“为无为”的体现，“为”是政治手段，“无为”是政治目的，老子要通过使人民复归寡欲的政治手段，达到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政治状态。

　　桃花源中“鸡犬相闻”浓郁鲜明的生活气息，体现出与《老子》“小国寡民”本质上的不同。陶渊明的书写重心在于“人”，在于丰满安定的人间社会，而不在于宏观的政治构想，是“精神乌托邦”。桃花源是一个物质与精神都丰足的社会，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儒家追求的大同社会。与老子“甘其食”的返朴观念不同，从“良田美池桑竹”到“设酒杀鸡作食”，都体现出桃花源中人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另一方面，与《老子》“小国寡民”中人情的寡欲不同，桃花源是一个其乐融融的人情社会，从男女老少怡然自得的状态，到桃花源中人对武陵人热情的招待，都可以看出人们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彻底的是，陶渊明所构建的桃花源是一个没有君主的自然社会，人民生活完全依照自然规律进行，故而物质和精神都能得到满足。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是时刘宋政权更替，吏治腐败，政府不断加大赋税和兵役，可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陶渊明已从浑浊的官场中抽身，归隐田园。但他归隐田园之后，历经失火迁居、疾病缠身，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甚至发出“饥者欢初饱”的痛感。“桃花源”正是在这种剧烈的痛苦中构建起来的，陶渊明构建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战火与剥削的田园社会。不可否认陶渊明吸收了老子“小国寡民”的主张，但他更主要的创作目的，是构建一个精神上的安定和乐的理想社会。如果说老子提出“小国寡民”是救世之弊的政治主张，那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对于现实社会彻底失望之后的精神反叛。陶渊明要探求的不是社会发展的可行方法，而是如何获得精神上的拯救。陶渊明对老子思想的继承，更多在于“自然”的生存哲学，而“寡欲”的政治哲学在《桃花源记》中却不是关注的重点。

　　陶渊明所构建的“桃花源”是一个彻底的“精神乌托邦”，并且是陶渊明自愿建立起的乌托邦。“乌托邦”，并非是指桃花源没有存在的根基，其顺应自然天道，本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陶渊明并不注重这种理想社会模式的实用性，甚至于自己否定了这种理想境界存在的可能。“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桃花源记》的结尾，正是陶渊明对自己所构建的理想社会的现实存在的否定，纵然武陵人处处标记，纵然是高尚士刘子骥带着赤诚期盼的寻找，都没有可能找到。陶渊明亲笔将自己构建的理想社会毁灭为幻象，正是他对于当时社会现实更彻底的反叛。这一“精神乌托邦”的存在，主要目的为了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寄托和解脱。

　　综上所述，“鸡犬相闻”与“鸡犬之声相闻”有着截然不同的语用功能，前者是为了凸显桃花源和谐安宁的社会生活，而后者是为了反衬“小国寡民”彻底的寡欲状态。由此亦可窥见，陶渊明《桃花源记》不是对老子“小国寡民”的全然继承，反而是区别于老子“政治乌托邦”构想的“精神乌托邦”，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作出的彻底反叛，更注重的是人类精神的关照，而非政治可行性。正确理解两种乌托邦的不同，方能更深刻地体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表达的思想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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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彭慧.《道德经》“鸡犬之声相闻”与《桃花源记》“鸡犬相闻”[J].语文知识，2015（09）：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