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艳煌

　　摘 要：分析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内涵。坚持不断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重要思想保证。新时期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较之革命党的理论创新，既一脉相承又有自身特点，这些特点对于加强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从而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创新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三化”既是我们党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又是永葆生机活力的战略任务。只有明确优势所在，才能增强底气、蓄势前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创造和贡献，也包含着对全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全党理论工作者所作的创造性努力。坚持不断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重要思想保证。对于经历了夺权斗争而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创新的意义尤为深远。但是作为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较之作为革命党的理论创新具有不同的特点，认真分析这些特点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对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从而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革命党”与“执政党”理论创新的比较分析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又不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因此，科学把握“基本理论”的内涵尤为重要。总结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作为执政党的理论创新，与作为革命党的理论创新是有共同点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在马克思主义较为基本的理论层次上，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正是这种“不放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而这些深层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也就成为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依据。第二，在马克思主义“派生”的理论层次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可以说，无产阶级政党迄今为止所实现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次：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革命”的具体道路的创新；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关于“建设”的具体道路的创新。而“具体道路”就其理论层次来说，无疑是受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制约的。由于经典作家对“具体道路的论述往往更多地考虑当时当地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现实的可能性，其理论的抽象程度和普遍意义都较为有限，所以后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本国实践的过程中，最有可能在这个理论层次实现突破和创新。

　　但是，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较之革命党的理论创新，又有自身显著特点：

　　首先，实现创新所依赖的思维方式与革命党不同。革命党思维方式是以阶级利益的对立为基础的“零和博弈”式思维。由于历史背景相通，这种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造反和革命的论述是可以“兼容”的，因此革命党在探索本国革命具体道路的过程中，其理论创新无需突破原有理论的思维方式，而是在这一思维方式的框架内，实现相关理论与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从而在理论观点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则不可能在原有的“革命党思维”的框架中实现。认真思考便可发现，潜移默化地催生了新时期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的，是与“革命党思维”完全不同的“执政党思维”，即以生产力的发展和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为基础的和谐共生式思维。没有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执政党的理论创新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必然伴随着思维方式的转换，这是较之观点的创新更为深刻的思想革命。

　　其次，指导创新的理论层次与革命党不同。革命党的理论创新，既有较高的基本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更有较低的派生层次的具体理论的指导。而且后者由于和夺权斗争直接相关，往往成为革命党理论关注的重点。这部分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比较直接和丰富，革命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耍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使之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成为可以直接指导本国夺权实践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执政党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较为关注的是较高层次的基本理论的指导。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中直接论述很少，则基本是理论空白。因此执政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不可能象革命党那样从马克思主义派生层次的理论中找到足够的直接论述，必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更为基本的理论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在更高层次的基本理论指导下的全新探索。

　　二、新时期执政党理论创新的重要启示

　　从上述执政党理论创新的特点分析中，我们可得到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新时期执政党的理论建设必须注重思维方式的转换。思维方式是主体思维定势的深层结构，它在根本上决定着思维的结果。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如果说作为革命党的理论建设主要注重的是理论观点的灌输，那么作为执政党的理论建设.则应在宣传理论观点的同时，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换。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革命党思维”对于经历了夺权斗争的执政党而言，其影响之深绝不是一次或几次思想解放就能完全解决的，尤其是这种旧的思维方式与执政党新的历史定位和执政实践格格不入，根本无法容纳新时期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理论建设从根本上实现全党思维方式的变革，才能自觉确立执政意识，并且从这一高度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保证这些理论对新时期党的执政实践的指导作用。虽然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过程比单纯灌输理论观点更为艰难，但意义也更为深远。

　　第二，新时期执政党的理论建设必须强化对基本理论的把握，注重提升全党的理性思维能力。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高度概括和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报告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是在更为基本的理论层次上实现的。由于基本理论的抽象程度较高，把握它的主体也必须相应地具有较高的理性思维能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克服以往存在的语录式的、习惯于从具体论述中直接照搬、“对号入座”的经验式学习方法，更加注重把握派生这些具體观点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上下工夫，切实提高主体的理性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真正做到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又不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论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执政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有机统一。

　　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把握，克服拘泥于具体论断的思维局限.这一点对于新时期执政党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有利于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基本理论是对“个别”进行了更高程度的抽象后提炼出的“一般”，它既能够为执政党探寻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又不象具体论断那样受到较多的历史局限，因此在提供理论指导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大的理论创新的空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执政党在实践的推动下，跳出“具体论述”的理论局限，在更高层次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十九大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进”提出了新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六大理论创新点，包括新时代、新矛盾、新思想、新方略、新阶段和新使命。因此，只有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才能容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实践内容。并对后者作出新的科学概括。

　　其次，它有利于执政党理论思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执政党为了实现执政目标，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利益整合功能，为此其理论思维就必须跳出革命党强调阶级对立的“零和”思维模式，更加强调开放和包容。而马克思主义更高层次的基本理论。不局限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直接论述，并且能够为正确理解这些论述提供科学的理论坐标，这有利于执政党克服“零和”思维的历史局限，适时适度地走向开放和包容，从而加快淘和谤共生的执政党思维的转换。同时，由于这一层次的基本理论更多地反映的是人类生恬和历史过程的一般，内化这些基本理论必将有利于开阔执政党的理论视野，提高执政党的理论思维水平。

　　再次，它有利于克服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回顾党的理论建设历程可以发现，虽然我们一直明确反对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但是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这种形而上学仍然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从理论自身的角度看，抽象程度相对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仅不容易直接照搬，而且有利于提高主体的辩证思维能力，更好地避免形而上学。换句话说，主体只有把具体论述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基本理论的框架之中，加以辩证思维的科学把握，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照抄照搬。并在此基础上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行动的指南”。新时期的十九大报告高度概括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新时期的十九大更注重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这一点对于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列宁.列宁选集（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李銳.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