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哲

　　摘 要：中国专门史的科学化始于20世纪初，梁启超的《中国史绪论》和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变革。“新史学”借鉴西方的社会科学，倡导多学科的交叉和整合，强调“民史”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所以华侨华人这一边缘群体逐渐得到关注，同时华侨华人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著作逐渐增多，对于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新史学”的特点。

　　关键词：专门史；科学化；新史学；华侨华人史

　　纵观当今史学界，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总体趋势是每一个专门领域的史学研究者从各自的领域出发，运用自己所擅长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一群体进行研究，以期回应大家所讨论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专门史的研究来达到对话。作为专门史领域的科学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的产生具有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点？华侨华人史作为一种专门史，它的研究又具有怎样的特点？这些是本文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梁启超与《新史学》

　　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社会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思想的争鸣与融合的繁盛时期。由于进化论和西方自然科学等“西学”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史学。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评论》以及之后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新史学》引发了“新史学”研究的思潮。《在中国史评论》中，他主要对史之界说、研究范围、书名、地理、民族、纪年、分期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在《新史学》中，针对传统史学，主要批判了旧史学的“四病二蔽三恶”：“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在对旧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他提出创新史学应该先明其范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者也…”。[1]他的批判不是全部否定，而是有选择性的继承传统史学，借鉴西方的科学思想和学科体系。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新史学”思想：第一，他对传统的帝王将相史学提出批判，认为应该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从研究“君史”向研究“民史”转变，同时也借鉴西学社会科学，希望将中国纳入“普遍的历史学”，实现与西方的对话。第二，强调建立专门史，引进西方的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他考虑到专门史与通史的差异性，鼓励专门领域的学者从事专史，然后按照统一的目标和共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贯通、编写出通史。提倡“史学”与“他学”的联系与互相借鉴。因此，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学界的一次革新，从他开始，紧接着像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史学家紛纷开始利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新史学的最初阶段是先“破”后“立”的渐进阶段，比如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通过对传统史学的批判进而为建立新史学的基础创造前提条件。顾颉刚总结民国史学新颖、进步的原因：第一是西方治史科学方法的传入；第二是新史观的传入，第三是新材料的发现。西方的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的传入拓宽了史学研究的界限，同时也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也促进史学方法的革新。这些原因都造成了专门史的科学化。到了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三十年代爆发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以及建国后关于的五朵金花的讨论，表明史学研究开始利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促进了专门史的科学化。

　　二、多学科的交叉与整合

　　西方史学的科学化始于20世纪初的法国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关于新史学的思想与梁启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该学派也是从批判传统史学开始，逐渐确定自己学派的地位。《经济与社会史学年鉴》的创立，标志着年鉴学派在史学界地位上升的开始，其代表人物是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其主要特征是从“文献历史”和“事件历史”向“问题历史”转变（问题意识），提倡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社会科学纳入历史科学的范畴，倡导“总体历史”思想原则，并运用比较研究手段，对经济、社会和大众心理状态进行分析。随后计量史学和心态史学的出现也是年鉴学派不断影响的结果。计量史学提倡利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学。较早研究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是民国时期的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主要代表的“燕京学派”，他们倡导社会学本土化。之后美国学者施坚雅、弗里德曼等在费孝通的影响下开始对中国社会展开研究，施坚雅在其代表作《中国的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中主要以“市场”为切入点，通过对农村经济结构的分析来揭示中国社会的变化规律，以区域来划分中国的社会，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弗里德曼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通过研究宗族来探讨中国的社会结构。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为了应对史学危机，西方的各种思想开始涌入。年鉴学派的引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史学界研究方法的深入。历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科学革命，丹尼尔·贝尔宣称：“人们有理由把1945年到1970年当做一个单一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在学科、方法论和技术方面，以及在各种社会规划方面，展现了一系列的希望，标志着社会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2]随着社会科学在史学中的应用，历史不断走向科学化和细化。历史研究者也在不断地挖掘新材料、拓展新领域、寻找新的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界，由于受国外新史学的影响，热衷于利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在中国史研究所方面，出现了许多社会史研究的史学家和经典著作，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等。同时，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利用民间文献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中山大学的学者利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明清史。他们的合作形成了史学研究的“华南学派”，该学派重视田野，提倡运用多科学的交叉与整合。

　　三、新史学与华侨华人史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史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逐渐兴起，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彭慕兰曾经提醒说，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先驱除了世界体系论以外，还有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而这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另一条路径就是区域研究，“这些区域研究强调概念化和跨学科，而这与社会史极其契合”。在以往的明清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华人华侨研究也是具有较多成果的领域，特别是海上交通史后来拓展为海洋史，更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在全球史的视野下，上述研究领域自然而然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3]华侨华人在明清以前都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被当时的政府视为“弃民”。所以在传统史料中很难找到关于华侨华人方面的记载。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最早始于新史学的提倡者梁启超。他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对华侨华人这一群体有所介绍。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20世纪50年代，巴素博士作为英国驻海峡殖民地的官员，为了政府的需要，对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社会进行调查后，写成《马来亚华侨史》，他主要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对马来亚的华人社团、宗教、私会党进行研究，是一部经典的社会史著作。同时，施坚雅的《泰國华人史社会—历史的分析》也是研究泰国华人社会的经典著作，他应用大量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泰国的华人社会进行研究。如今，华侨华人史作为一门专门史不断发展壮大，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包括华侨与中国近代史、华文教育、华侨社团、民间信仰、归侨研究等多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由于关于这一群体的资料都在民间，所以对于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因此，侨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研究方法也在史学界独树一帜。

　　四、小结

　　总之，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专门史的科学化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西方史学科学化始于年鉴学派，其与梁氏的新史学较为相似。都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和多学科的交叉与整合。华侨华人史在社会史的基础上具有独特的研究特点。虽然专门史代表着史学研究领域的细化，但它并不是与通史互相对立与隔绝，而是通史的一部分。能否做到又“专”又“通”是所有史学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95.

　　[2][美]丹尼尔·贝尔著，范岱年等译.当代西方社会科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14.

　　[3]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