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淑如

　　摘 要：“忠”价值观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之悠久，涵义之丰富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中就足以表现出来。“忠”价值观具有两面性，既指向君，也指向臣，本篇从这两方面对《诗经》的“忠”价值观进行分析。

　　关键词：诗经；伦理道德思想；“忠”价值观

　　自古以来，“忠”常常与“孝”放在一起，忠孝常常被视为人之大节的断论。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忠”的观念已经被定型，它被单一的认为是臣子向君主尽忠，竭尽所能为公家事业服务，大部分情况下甚至还需要放弃个人利益，需要为君国之利舍己献身。然而，当我们从历史的源头、文化的源头去看待“忠”时，便可以发现“忠”价值观更广泛的意义。

　　考察‘忠字的构造为上“中”下“心”，“中”与“忠”古义相通，“忠”源于“中”。“‘中字本来代表徽标的旗帜，而其所立之地，必为中央，于是引申为具有“中央”的含义，因而更引申为一切之“中心”，这不仅表明以“立中”来召开氏族或部落议事会这一历史事实，反映了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成员对军事手掌这一权威中心的服从。而从“一切之中”，也就是“合宜”“不偏”之义亦可窥知，“中”亦是上古之世对氏族和部落军事手掌在处理公共事务时须全心全意、公正无私的要求，这一点且已为当时的军事首长们深刻地意识到了。”由此，“忠”这一价值观具有双向性，既指向臣子，又指向君主。对臣子来说，“忠”需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需要“位卑不敢忘忧国”；对君主来说，“忠”需要遵循执中之王道，遵循利民之忠。

　　《诗经》记载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年间的诗歌创作，在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政治环境中，立国容易守国难，为了国安民定，人民对作为国家领导阶层的君主以及臣子有着更高的要求。

　　一、君主之忠

　　《诗经》中有不少关于统治者的诗，总结后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平民百姓的口吻，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控诉统治者不体察民情、徭役繁重；第二类是直接描写统治者的行为来讽刺统治者骄奢淫逸、听信谗言的刺诗；第三类是在大雅中占大篇幅的歌颂君主的颂诗。

　　第一类的诗有《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唐风》中的《鸨羽》，这几首诗直接反映阶级压迫剥削，这是从政治伦理方面讨论的。《伐檀》中工匠辛苦劳作，转而用两个反问句思索为何统治者既不种田，也不打猎，但粮食可以堆满仓，野味可以挂满庭？最后一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显然是一句反话，意思是控诉统治者都是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这既是辛辣的讽刺，也是强烈的抗议。统治者无所作为，倘若能够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可靠的保障，让百姓既不用担心官吏的压迫，也不用烦恼沉重的徭役，无所忧，无所怒，自然就不会愤慨统治者收取百姓劳动成果的行为。这位统治者没有全心全意处理公共事务，没有忠于民，使国家之根基——百姓的生活风雨飘摇，自然也就置国家于不利之地，既违背了利民之忠，也违背了卫国之忠。

　　第二类则从伦理道德层面评价君主，例如君主生活上的腐败、荒淫等。《鄘风》的《墙有茨》揭露卫国宫廷生活腐朽糜烂，《邶风》的《新台》讽刺卫宣公子妻父占，《郑风》的《南山》讽刺襄公淫妹等等，这些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在凡人看来尚且不能接受，而作為万人之上的君主本应该更注重个人道德修养，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品德上都应该做得更好。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私生活紊乱，伦理道德沦丧的人能公允地统治一个国家。第二类与第一类一样都是体现了君主违背利国利民之忠，一样都是从批判昏君的角度探寻“忠”的涵义。

　　第三类主要集中在《大雅》中，如《文王》《绵》《棫朴》等歌颂文王功绩的篇章，从正面歌颂明君。从这类诗歌中，可总结出明君有一下几点共同之处：励精图治，开创基业。《绵》记叙了太王迁岐创业的历史，从察看地形开始，亲力亲为地规划田亩，营建宗庙与宫室，文王继位后威震混夷等一系列程序以完成建国大业；施行德政，深仁厚泽。《文王》整篇都在歌颂文王的功德，“亹亹文王”、“穆穆文王”可表现文王勤勉肯干、容止端庄恭谨，布利赐恩精心培植周邦，功德惠泽子孙以及子民；举贤任能，慧眼识珠。《棫朴》是歌颂文王育贤之诗，“追琢其章，金玉其象”，写文王对待贤臣像雕琢金玉一般，“育贤”是“举贤”的升华，它为周王朝的繁荣兴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人才。

　　一位贤明的君主要想遵循“忠”这一伦理，不仅要在政治上有建树，忠于民忠于国，还要修身养性，忠于人伦道德。

　　二、贤臣之忠

　　春秋时期各国混战，多国并立，此时的贤臣志士与后世的仕宦不同，他们或朝秦暮楚，或唯利是图，又因各国君主需要谋士为其国运建言献策，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因此君臣关系就不是单一的由上往下的举贤任能，孔子所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能体现君主对臣子的礼遇是臣子尽忠的前提。这样相互作用的君臣关系更加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

　　《诗经》中关于臣子向君向国尽忠的篇章大致有：《邶风》的《式微》，《鄘风》的《载驰》，《魏风》的《园有桃》，《陈风》的《墓门》等等，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得重用的贤士对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而不能实现自身价值所发出的愤慨之声；第二类则是贤臣的谏言；第三类则是臣民不明的人针对统治者无所作为，骄奢淫逸而做诗讽刺，这一类在前文“君主之忠”中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只提一点：忠国与忠君的矛盾。当君主公私不分，以私害公时，即君主违背利民之忠时，国与君的利益就出现了分歧。臣子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坚定地臣服于君，尽臣子的本分，还是站在国家民族的大局，忠于国家与百姓，做出以下犯上甚至做出会被判为逆贼之名的反动行为？或许当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仁人志士与冒死进谏的贤臣们预视到君主已再无回天之力，国家终将灭亡时，或许，他们做出的选择会是忠于国与民，而不再是忠于臣了。

　　《邶风》中的《柏舟》是卫国同姓贤臣忧谗悯乱之诗，顷公在位期间，政治混乱，小人当权，贤臣遭祸，卫国同姓贤臣，目睹国势衰败，心存危亡之虑，于是作此诗以抒泄满腔的幽愤。这位贤臣让我领悟到了“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他的忠心已超越了对自身价值不得实现的苦闷，上升到了与国同哀的高度。这样一群不在其位，却谋其职的身先士卒的贤臣，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和支柱，然而悲剧也正在于此，或因生不逢时，或遭小人诽谤，他们终不能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时代之殇，也是他们个人之遗憾。

　　《邶风》中的《式微》以及《陈风》中的《墓门》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臣子进谏的行为。《式微》是黎国臣子劝黎侯归国之诗，全诗只有两章，“式微式微，胡不归？”读来可想象出臣子心中压抑着痛苦，纵然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无力地问君主，国势如此衰微，为什么还不回归故国呢？缓缓读来，节奏缓慢，把臣子对君主的浓厚的期望通过文字的张力表现出来。若不是对君主还抱有希望，若不是那颗赤诚的效忠之心，大概是无法发出如此满含忧虑的诤言吧。

　　“忠”价值观从民族历史的源头走来，在《诗经》中有很好的诠释。但“忠”的内涵绝不仅仅是臣子对君以下对上的忠诚，它同时要求君主自身要忠于臣民，以天子之身恩惠臣民。

　　参考文献：

　　[1]陈一平，孙雪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122-130.

　　[2]杨合鸣.诗经鉴赏辞典[M].武汉：长江出版传媒，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