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6年《鼠疫》出版，讲述在一个看似普通的商业城市奥兰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突发鼠疫使得这座十足的现代城市从一个经济秩序下的城中城格局转变成拥有独特精神秩序的城中城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在鼠疫发生前、鼠疫发生中和鼠疫发生后三个时期完成了一次重塑，而身处在封闭之城中的市民用自己在城市中的游走打破了封闭的格局，破除流放感，最终在面对极度荒诞的现实时，用反抗感受到了人生的存在，整个城市也在鼠疫这场灾难中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中心，呈现出新的城市精神秩序。
关键词：鼠疫；城中城；公共空间；私人空间
一、商业城市奥兰的“城中城”秩序
为一座商业城市，奥兰平淡无奇，作者描写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場上出售的，是依靠清新的空气和小贩运来的鲜花来显露迹象。天然的地形使得城市一直处于半封闭式，再加上城市内部缺乏自然景观，所以城市意象显得非常单调。奥兰非常类似二战前期初现城市化建设的巴黎，因为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非常不健全的。巴黎并没有发展成一个花园式的城市，取而代之的则是简陋而拥挤的城市面貌，两座城市的共通处更是触发了作者在战乱时期动荡的情感。
在小说中声称奥兰的市容、繁华、甚至娱乐都像是受做生意的需要所支配似的，奥兰的城市格局非常鲜明，从里厄医生的出诊路线我们可以看到市中心占据了最好的资源，然后笔直的马路呈辐射状通往郊区，城市的外围集中着他最贫穷的病人，在这些地区垃圾清除工作比别的地区要晚的多，尘土飞扬的道路旁边放着的废物箱里是最早发现大批死老鼠的地方，而此时市内只不过在楼道中偶尔发现一两只死老鼠，紧接着大工厂和仓库出现了几百只死老鼠，这时候整个城市才开始担心，直到从外围到市中心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清理出大量的老鼠，也没能引起市政府足够的重视。
二、精神之城的形成与新的城中城模式
鼠疫初期是平缓的，人们注意到城市各处些许变化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真正使人们意识到灾难正式降临是封城带来的冲击。封城使城市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发生了改变，在经济秩序被打破后逐渐在城市空间中建立新的精神中心，并构建出完整的精神秩序，于是奥兰又形成了新的城中城模式。人对空间的每一次新的征服，都像“博览会”一样，成了一次巨大庆典的机会，它凸显了新的地理上的联系和新的技术。城市模式的再构造，不仅仅是人与空间的再次博弈，更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权利的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人用行动解决两种空间的冲突，取得一个利于新城市的和谐状态。
（一）公共空间的转变与意义构建
城市公共空间是承载一座城市历史发展和意识流动的物质基础，人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过程构建了城市意义，一方面人赋予了城市空间含义，空间因为承载了生活其中的人类记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动态空间；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也在影响人的行为，空间对于人的生产和人对空间的屈从强化了空间秩序。城市空间从来都是生产空间，城市中心不仅仅是政治文化的产物，更多的代表一座城市的精神来源，作为一个城市的精神象征，构成了现代城市的围合体验。自古希腊以来城市就作为人们寻求永恒秩序的载体，单单有稳固的围墙和城市建筑布局不足以撑起永恒性的现实意义，因此不同时期都有会寻找一个“神的现实存在”。
开始鼠疫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造成的破坏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到后期忽然侵入了商业区，中心区的人也彻底沦陷，此时隔离区已经不再是按照原来的等级分布，身份平等化现象的背后是整个城市原有秩序的打破。从医院到临时病房再到隔离区，呈现出一个中心到边缘的布局，所有的人都听从这样的调遣，从原有的居住地转移到临时居住地，医院变成了新的城中城中心。城市的墙壁和笔直的道路依旧整整齐齐，但人们已经不再在街上游荡，缺少行人脚步声和犬吠声的城市更加安静，像隔离区的氛围已经传播到了墙外一般，十字路口的死寂更像是死亡的预兆。
当鼠疫快要过去的时候，此时每一个公共空间都附带着市民战胜鼠疫的回忆，他们用标志物、道路承载情感，用在城市里游走的方式来打破原有封闭的空间，借此彻底破除被流放感。
（二）私人空间的闭合与开放
在小说中，当公共空间也呈现出一种封闭性时，人们再也无法在私人空间中保持精神上的稳定，因为封闭带来的孤寂感在家庭里找不到宣泄途径，于是纷纷走上街头去破除流放感，而鼠疫高峰期人们又从私人空间里彻底走出来，隔离区的自我封闭使得私人空间之间形成一种公共性。
鼠疫初期报纸大肆渲染死老鼠时间，却对死去的人毫不关心，因为老鼠死在街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门铃保持着沉默，而房内的人体验了最深刻的流放感，私人空间储存的大量过去的回忆在此时的生活中刻下痕迹，人们被放逐在家里。此时城市形成一种极端的对立，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进行狂欢性的集体活动，但私人空间的窗户关闭的更紧，人们对其他家里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保持着冷漠态度，两种空间的冲突在人的极端行为中加剧了。在鼠疫后期，人群同样出现分化，选择反抗的人率先走出家门开始行动，他们建立临时医疗救助站，开始在城市的各个区域活动，而被隔离的人只能待在隔离区内，连出隔离区都需要他人来救助，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统治关系，构建精神秩序的人从医院向其他地区推行，而被统治的人则在边远地区接受安排，此时私人空间已经失去了和公共空间对抗的资本，完全臣服于公共空间对其的侵略中。在新的城中城模式中，公共空间相对于私人空间成了中心，越靠近中心流放感越弱。
小说重点描写了里厄医生的私人空间，他的家和门诊在同一座楼房里，也是在这座楼房里医生第一次发现了死老鼠，楼房的看门人也是第一个死于鼠疫的人，这个空间是事件叙述的起源。在公共空间依次沦陷后，医生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内意识到日常工作的运转极大的稳定了他的精神，外面工厂的声音传进家中带来的是理智，这破除了家庭带来的幻想。
三、行走在城市中的人
奥兰市民的崛起并不是鼠疫出现了巨大的转机，而是在人们知道战胜不了鼠疫的时刻，这是世界最荒谬的时刻、也是流放感最浓厚的时刻，但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赋予了医院以精神中心的力量，他们在城市中不知疲倦的游走打破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封闭与对立，转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城中城秩序，这种秩序最终使得荒诞的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一）游走在理念之路的塔魯
戴维·哈维作为新兴起的人文地理学者，他对城市与人的关系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须依靠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这突出了物质空间和个人体验的互动作用，以及对审美活动产生的影响。塔鲁的外来者身份和游走路线使他的故事与里厄形成很好的互补。他擅长对细小事物进行繁琐详尽的记述，包括点缀市政府的两座铜狮子。因为对城市细致入微的观察，塔鲁也是最早发现鼠疫迹象的人，作为一个外来人，他并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再加上暂居在闹市之中，所以他对公共空间的关注要比本地人更多。
本雅明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中提出对大城市的揭露性呈现出自那些穿行于城市之中却心不在焉，或沉思默想，或忧心忡忡的人。塔鲁在真正践行着他信奉的英雄主义，当他看到原有自己崇拜的商业城市秩序已经崩塌时，他没有像市民一样选择在公共场合狂欢或者在私人空间内追寻回忆，因为这两种场合中都没有外来者的存在，他更多的是在两种空间中游荡，本着人道主义信仰组织起了新的城中城秩序，借此来打破两种空间的隔离。虽然最后他并没有实现自己圣人目标，但在死亡之前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这与他在两种空间内获取了一种合法的身份有极大关系。
（二）里厄医生的反抗之路
加缪在自己的《反抗者》中提出反抗在行动之前就有了意义，而反抗是破除由人与现实世界的不和谐所形成的荒诞的唯一途径。反抗作为一种行动，它赋予人生以意义和确定人的本质，最终将推动人们去信仰共同人性。
奥兰是一个缺少自然景象的现代城市，这不仅仅意味着缺少花园和树木，更意味着城市构成的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城市缺乏的精神秩序。城市越拥挤阻塞，肮脏混乱，郊区宽广的景色越能带给人心旷神怡的作用，这被刘易斯芒福德称为郊区的内在美的价值，因此郊区对市民有着双重意义，第一是打开半封闭的城市布局，第二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里厄经常在自己门诊中和他们进行交谈鼠疫，家和母亲是里厄真正的精神寄托，在这些私人空间里医生时刻能感受到公共空间的变化，同时他也在开放自己的私人空间。
四、结语
我们强调人对空间的需求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保护城市稳定格局的城墙变成了囚禁市民的围墙，原有的秩序已经不再起到相应作用，人们缺少的是能提供他们永恒的新信仰，这一需求将改变整个城市的规划。反抗者开始在城市中不断游走，通过人的游走破除了私人空间的再封闭，开始与功能产生变化的公共空间产生互动，于是更多的人用行动来破除流放感，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城中城秩序，在鼠疫结束后，奥兰已经变成了一座新的上帝之城。
参考文献：
[1]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玲 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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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缪著，郭洪安译，反抗者，译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
[8]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tmodernity， Trans， Yan Jia，Beijing：The Commerical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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