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新世纪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扛鼎之作，电影《万箭穿心》以其敏锐的视角、细腻的情感表达、错位的家庭伦理及性别张力，谱写出当代社会转型大潮中由于婚姻冲突引发的家庭与个人悲剧。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膨胀，男性角色的压抑与逃避共同形成了悲剧家庭叙事的两个对立单元，并由此引发观众对家庭伦理以及个人宿命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悲剧叙事；精神错位；女性反思；男权文化
一、悲剧叙事：线性结构与角色对立
悲剧，作为一个特定的美学范畴，是从古希腊 美学中产生的，是古希腊美学家在对古希腊文学， 特别是古希腊戏剧作品的理性考察中建立起来的。 悲剧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和精神，还是作为 文体意义上的艺术类型，它都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 财富。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就是“对一个严肃、完 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模仿”，悲剧正是“借激起 怜悯和恐惧来达到这些情绪的净化”。
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的艺术样式，悲剧源于生活又浓缩生活的丑与恶，打破人们深层对美好的心里期许与审美认知。影片《万箭穿心》是一种充满悲剧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通过条理清晰的线性叙事结构贯穿全片，在保证叙事主线“李宝莉与马学武”的情感矛盾不断升级的叙事冲突下，合理安排了万小景、马学武母亲、儿子、健健、何嫂等多条副线，通过主线与副线的矛盾交织共同完成线性叙事的故事脉络。从时间线索上分析，故事从李宝莉和马学武搬入新房为故事开端，交待了李宝莉泼辣急躁的性格和马学武压抑沉闷的婚姻生活，在深层的婚姻矛盾辐射下，李宝莉当着搬家工人对马学武的批判和挖苦成为马学武敢于打破婚姻关系的导火索，故事第一个巨大的叙事矛盾节点就此出现。在家庭中得不到尊重和温暖的厂办主任马学武，在单位获得了厂办打字员周芬的仰慕，男性的自尊和价值由此获得了新的宣泄口，马学武与周芬的偷情随即成为影片前半部叙事矛盾的核心冲突，也成为推动悲剧进程的重要催化剂。在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婚外情带有强烈的批判属性和道德否定，因此李宝莉报警后马学武不但失去了厂办主任的事业前景，还因此丢了工作，这似乎已经超越了一个“懦弱”男人所能承载的心理极限。悲剧本质源于人性，源于人对自我的无力与执念。如若此时李宝莉反思自己的家庭角色和性格定位，丈夫也許能悬崖勒马，真心回归。但李宝莉的人物悲剧就在于心理价值的自我高位和自我认识不够理性，马学武的婚外情成为李宝莉惩罚马学武的情绪武器，使原本遭遇挫折有悔过之心的马学武无处遁行，只有再次寻求外部的心理慰藉。马学武与周芬的最后一次碰面也成为压死马学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得知妻子李宝莉告发自己的事实真相后，投江自杀似乎成为这个懦弱男性的唯一出路。此时，家庭与个人的悲剧达到高潮，马学武的投江也为后期家庭的悲剧宿命埋下伏笔。为挑起家庭重担，李宝莉放弃轻松的销售转行做了十几年的苦力扁担，但是她与奶孙之间的家庭矛盾从未真正解决。寄托了李宝莉终身梦想与希望的儿子压抑十年后考中状元，却逼迫自己解除母子关系并离开家庭，与丈夫跳江的悲剧相比，母子关系的崩裂才是最大的悲剧，也是李宝莉前半生的完全否定。最终，李宝莉独自徘徊于夜幕下的长江边，看到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才理解了儿子的压抑与对自己的否定，终于放弃了房产，回归到本属于她的生活洪流之中——“与建建和解”。
在影片的家庭伦理与叙事人物中，充斥着矛盾尖锐的人物对立。颇具女性主义意识的李宝莉与男性意识弱化的马学武之间的婚姻对立，进而引发李宝莉与儿子关系的冲突对立以及与马学武母亲的角色对立。由于家庭男性角色的“弱势和缺失”，李宝莉内在的强势女权性格空前高涨，并成为她维持强权地位的有力武器，性格的乖张和家庭角色的失衡必将成为家庭解体的深层原因。当李宝莉失去与丈夫对立的家庭模式之后，儿子将父亲的死因归咎于李宝莉，夫妻的对立转化成母子的心理对立，进而成为更为深层的对立模式，为儿子与李宝莉断绝母子关系做了情节与心理铺垫，也成为影片最大的悲剧。
二、精神错位：传统伦理与现代意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议题上，“中国的家庭凝聚着世俗、国家和个人以及生理意义的男人和女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理念熏陶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夫唱妇随，男强女弱的相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家庭观念也逐渐发生位移，以“男权”主导的家庭伦理逐渐动摇，但女性主义和女性的强势地位所营造的新型家庭关系尚不稳固，价值阶级的错位和价值观的悖离使家庭矛盾逐渐演进为一场人间悲剧。电影中，女主人公李宝莉是一位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女儿，文化水平低但颇具城市居民的优越心理，从内心深处看不起来自农村但文化层次高于自己的丈夫马学武，但看重丈夫大专学历出身的知识分子身份，组成了利益捆绑的现实婚姻模式。但由于李宝莉本身内心的优越感与自身性格的强势和女性意识，她始终霸占家庭的核心话语权，使处于传统“男权”地位的丈夫发生了心理和生理的错位，影片开头女主角的求换失败就是最好的佐证。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中，“男权”是整个家庭关系的重要符码，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和归属赋予男性强大的责任感与力量感，使其变得坚强并充满自尊，这种家庭伦理规范十分符合传统农业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现状。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波涛汹涌，商品经济已逐渐取代农业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女性不再因为体力的弱势而在身体和心理上依依附男人，转而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角色参与到生产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权威和传统家庭伦理诉求。但这种女性的主题地位并未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得以巩固，也不符合社会主流的家庭价值取向和性别角色，逐渐引发了传统伦理与现代意识的激烈碰撞和矛盾。在影片中，李宝莉出身城市贫民家庭，但城市居民的自豪感仍给出身小城镇的丈夫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制，李宝莉试图通过自身的出身和外形优势占据家中话语权，使深受传统儒家家庭伦理影响的丈夫感到极度压抑和自卑，这不仅源于丈夫本身性格的懦弱，更源于强烈的女性意识对男权传统体系的反抗，最终的结局必然是不稳定的现代女性意识的土崩瓦解，家庭作为传统伦理的表征也逐渐衰落。
“《万箭穿心》中母子关系的悲剧，从侧面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糟粕——父权观念依旧潜移默化地积淀在当下人们的潜意识中，影片对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细致展现，正是对旧观念依旧存在的反思”马学武父子在家庭模式中形成了统一阵线，代表了男权模式的延续，当李宝莉与马学武争吵时，儿子总是站在父亲一边为父亲鸣不平。当父亲跳江后，父亲之间的对抗宣告结束，但父权伦理的辐射力远没有结束，终以马学武儿子与母亲的对抗进行延续。面对父亲马学武的死亡，儿子从传统男权意识出发，认为父亲的死亡是由母亲的逼迫造成的悲剧，他可以原谅父亲的婚外情，却难以理解母亲在万分绝望下的报警电话，能接受似乎与父亲有真感情的婚外第三者，却难以接受为自己辛苦操劳十几年的母亲的男友“建建”，最终在高考之后与母亲决裂，进而逼迫母亲放棄房屋所有权，施加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与轻蔑。
三、现代女性的反思与救赎
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女性对自由和独立意识的追求空前强烈，女性在家庭中的主体地位越发凸显，逐渐引发男性角色的“缺失”与“淡化”。《万箭穿心》影片中李宝莉的女性角色既有传统女性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优良品质，又具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强、顽强拼搏的职业精神，但在家庭生活中始终无法正确处理妻子的角色和定位。她深爱这个家，与搬家工人讨价还价，趴在地上拖地板，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但她却不懂得如何爱他的丈夫和儿子，不懂得如何维护丈夫的尊严，逐渐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迷失自我，沉浸在自我幻想的美好家庭图景中。直到搬到新家后一直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丈夫提出离婚要求，她仍旧没有反思自我，依然顽强固执地活在自己的执念之中。
作为知识分子的丈夫马学武在家中丝毫找不到存在的价值和男性的归属感，只能逃避家庭的束缚，转而投向婚外的“虚假温情”，最终引发更深的矛盾与悲剧。丈夫的去世原本是李宝莉很好的反思契机和人生转折，倘若她能反思自己强势的性格和蛮横的作风，逐步做出改变，或许命运的悲剧不会继续，但倔强的李宝莉依然坚守在自我营造的家庭幻象中，她把丈夫的跳江行为归结为丈夫难以承受下岗之痛。也许，正是由于李宝莉本能地将丈夫的死因归于外，才能从自我中获得力量面对命运的打击，这似乎是李宝莉的自我保护和无奈之选，为挑起家庭的重担，她“顽强的”坚守在女性独立意识的光环下，自诩“万丈光芒”。但她始终因为她的顽固和自我麻醉一步步走向更深的悲剧，最终好友万小景因无法改变李宝莉的固执逐渐与之关系疏离，母子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沉淀越发僵硬。我们不禁发问：一个顽强抗争命运， 为家庭孩子奉献生命年华的女人为何如此被命运所抛弃，落得夫死子离的结局？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人性的使然？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李宝莉与马学武的婚姻结合条件中看出端倪，李宝莉因为马学武的学识文凭而“下嫁”，认为找个文化人以后的孩子都会聪明，会做大官挣大钱，这种功利性的婚姻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重重隐患，加之李宝莉的强势性格和对家庭主导权的控制欲逐步造成了妻子的心理高位和丈夫的心理低位，但李宝莉个人的价值实现完全寄托于丈夫的事业发展，这似乎与家庭地位强势有所矛盾，随即引发家庭关系的失衡错位。在丈夫去世的十年间，李宝莉放弃了自我价值对儿子的无私奉献似乎也使自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和独立的人格，并没有自我觉醒并对孩子的情绪进行引导，因此无法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和母子关系的良性转化，最终只能被抛弃在残酷现实的亲情伦理体系之外，被迫实现了男权文化的再次突围。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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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瑶.社会的文化转型与任务的万箭穿心——电影万箭穿心的文化考量[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02）：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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