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七天》是余华的创作实验，是一次突破与创新，虽然受到争议，然而其探索性的创作方式依然值得肯定。在文本结构的上，余华受到中西方文化双重影响；从文本表层看《第七天》中虚构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亡灵世界；从内在主题来看余华通过对两个世界的戏剧化呈现，旨在揭露现实的荒诞残酷，呼唤回归人性之善。总体而言，《第七天》的双重书写成为该小说的一大亮点。
关键词：《第七天》；余华；结构；双重书写
《第七天》虽是余华时隔七年的作品，然而获得的除了广泛的关注，还有纷至沓来的质疑和批判。和《兄弟》一样，学术界对该小说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负面评价者认为《第七天》堪称余华最差小说，不过是新闻事件的串联，缺乏文学深度。但依然有人给出中肯评价：《第七天》“是一部非常有特点、有力度的作品，也是余华试图突破自我的一次积极尝试”（洪治刚）[1]。余华自称：“《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2]《第七天》其实延续了余华一直以来延续的创作母体：苦难、死亡、悲悯，但是在叙事结构及写作方式上却是一次大胆的的创作和突破。或许《第七天》的确“有新的探索但未能有所超越”（文学批评家郜元宝），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客观探讨这种新的突破。
《第七天》与余华以往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从表面看余华虚构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亡灵世界；从内在主题来看通过对两个世界的戏剧化呈现，余华旨在揭露现实的荒诞残酷及人性的两面性；从结构来看，余华采用东西方文化因素共同安排整部小说的章节，以达到小说结构的精致合理。整体而言，《第七天》从各个方面均呈现出一种双重书写的特点，展现了作者的巧思，加深了作品的厚重感。
一、结构的双重文化因素
《第七天》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方式展开文本，故事之中嵌套故事使得叙事线索看起来丰富而复杂。然而其中又存在一条主线，以主人公杨飞为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从外在文本结构来看，小说共七个部分，这七个部分分别 是杨飞在死后七天的见闻，其中生前与死后世界交叉叙述，叙述者视角随着视点人物的变化，将纷繁复杂的人物与事件精心布置安排，扩大了小说的视野。前三天以死者杨飞的亡灵视角讲述自己在第一天发现自己死亡，进而引出其他人物的出现，在第二、三天主要讲述了“我”的前妻李青，以及“我”的父亲杨金彪；第四到七天主要重点描写了亡灵世界中出现的群体，他们的不同个性以及曾经在人世的遭遇，其中不仅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与黑暗，个人的生存状态与困境，同样也展现了普通人的温情。在第七天，杨飞与父亲，伍超与鼠妹最终在至善之地“死无葬身之地”相聚。
“七”是一个不管于文本内外都非常重要的数字。在文本形式上人物每一天经历的事件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在文本内容上，杨飞在从去世到进入“死无葬身之地”的安息也恰好为七天。余华对于小说结构的匠心独运，受到中西方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
在中国的丧葬习俗中，有“头七”的祭奠仪式，最早于魏晋南北朝已有相关记载。在此期间，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对于生死的观念影响中国本土宗教文化。佛教讲六道轮回，“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死者魂魄于死后第七日返家，或是对人间的不舍留恋，或是对再世生缘的寻觅。小说以杨飞于第七天进入“死无葬身之地”作结，在结构上七个片段的安排正好也契合中国“头七”里死者寻找生缘这个说法。
余华曾谈及创作《第七天》时的状态，虽然中国的丧葬文化确实在其潜意识中存在，然而他最想运用的是来自西方的《旧约·创世纪》。《圣经》中有上帝七天创世的故事，上帝花六天时间创造世间万物，从第七天开始便是一个新生的世界。小说开头余华便引用《创世纪》里的一句话：“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3]。这样的题记非常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在阅读时便将宗教意识收入脑中。同时也将西方《圣经》中的元素引入小说内容中，《圣经》里面的“原罪”与“救赎”在伍超与鼠妹的爱情悲剧中便有体现。
余华在小说结构中体现出的中西情愫不僅给小说渲染了一种压抑、昏暗的氛围，同时对于展现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黑暗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宗教意识的提前表露，也能更好地将人性升华到意识领域。余华要做的不是一味的批判，还在于呼吁反省与救赎。
二、荒诞与温暖的双重世界
余华曾经说“我在写《第七天》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把现实世界当作倒影来写，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世界[4]”。余华站在现实世界的倒影下创作了《第七天》，这样的新的创作模式，使得这篇小说更加具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佛教说有生有死的世界为此岸，而涅槃的世界为彼岸。余华在《第七天》中创造了现实世界与亡灵世界这样两个平行的世界，以对比反衬的方式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现实世界是“浓雾锁住了这个城市的美貌”[5]，处处充满着死亡的气息。这里的医院谎报死亡人数，将死亡的婴儿当作医疗垃圾随意抛弃；一个普通餐馆的开业要面临公安、消防、卫生等多个部门的压榨；而这里的人更是被利益充斥着内心，在现实世界里没有感情地活着，仿佛一具被抽空了魂的傀儡。余华将现实世界描述成了一个被黑暗所占据的荒诞世界。而亡灵世界好像是对现实世界的补充。“死无葬身之地”就像是美好的天堂，那里好似人间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6]，充满着善良和爱。在彼岸世界里人们用爱包容着一切，不管前世认识与否，在“死无葬身之地”都成了至亲之人。而在现实世界里麻木的人也在此迷途知返，内心被洗涤干净。这个世界的存在像是一种讽刺，使得残酷的真相浮出水面。
余华说现实世界不是重点，彼岸世界才是小说的关键。“死无葬身之地”在一般语境中是一种诅咒人的话，然而到了文中却变得那样的美好，成了余华笔下人性的栖息地。余华将现实世界的荒诞和彼岸世界的美好形成镜像对比，使得现实世界的丑恶形象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从而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可怕。
三、极恶与至善的双重人性
社会由个体组成，《第七天》不仅带给我们对现实社會的思考，更以残酷的方式提醒读者思考人性。余华延续了自己的零度叙事，以冷静的笔调将残酷的现实呈现于读者眼前。小说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角色，这些生存于社会的人展现了人性的复杂面：有的虽然活着，但是好像死去，傀儡般的存在于这个世界；有的虽然已经死去，但是其美好的形象仍然存在人们心中。
余华说：“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郑小敏的父母被埋于暴力拆迁后的大楼废墟，为掩盖真相视人命如草芥的权贵阶层，神秘消失的27具死婴……每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都是对人性的拷问。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曾经单纯、上进的女白领李青，为了物质和欲望放弃家庭、出卖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在荒诞的世界里，令人费解的还有人性。
然而余华是给了我们希望的，在亡灵世界中，在“死无葬身之地”里，那些温暖的灵魂，便发挥着自己的微光，将人性中的美好与善良表现得淋漓精致。张刚和李姓男子可以说在现实世界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是到了“死无葬身之地”却是惺惺相惜，相互陪伴十几年，在争吵与欢笑中渐渐成为白骨。在“死无葬身之地”众人为鼠妹净身时，每个人都摘下树叶合在手心，在河中捧着河水洒向鼠妹，这里的人没有亲疏，大家都是一家人。现实世界的仇恨没有带到彼岸世界，人性中的恶在人物死亡之后便脱离了灵魂，所以灵魂是纯洁的，温暖的。
冰冷的“生”与至善的“死”，这种对比的张力不仅在于反映现实的恶，更在于传达出作者对于善的期望与理解。余华在谈及《第七天》的小说语言的时候写过：“我写的时候感到现实世界的冷酷，写的很狠，所以我需要温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给予自己希望，也给予读者希望。”[7]在《第七天》中有墓地人前往安息之地安息；没有墓地的人留在“死无葬身之地”永生。余华笔下不存在地狱与天堂之分，这样对于大众的爱是最热切的呼唤与渴望。通过这样的人性善的极度体现，才能重新使得天堂的“善”回归世界，现实世界才能升起新曙光。
参考文献：
[1]张彬.互文性理论视角下的《第七天》[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 39 （1） ：57-63.
[2]付建舟.余华《第七天》创作意图和其叙事策略[j].小说评论， 2013 （5） ：95-100.
[3]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3：题记.
[4]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6）.
[5]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3：3.
[6]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3：225.
[7]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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