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

　　摘 要：女性形象的书写在郭沫若的诗歌、小说、历史剧等文体中占有较大比重，并呈现出丰富的内涵。现有文献大多对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女性形象有较为深刻的探讨，但对郭沫若早期留日小说中当时的女性形象探讨较为疏浅。本文试图梳理郭沫若留日期间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与当时的时代语境以及作者个人经历结合起来，探讨女性书写之于郭沫若的意义。

　　关键词：郭沫若；留日小说；女性形象

　　一、引言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留学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前后不断追寻生命意义的生存档案，郭沫若的留日小说具有其别样的艺术价值和意蕴，其中塑造的一系列独特女性形象可视为郭沫若在新旧交织的社会中对自我和社会的探索与反映。

　　郭沫若留學日本时期是指1914年至1924年，而留日小说创作时间主要在1919年至1927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如《残春》、《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小说中勤劳耐苦的日本妻子，《牧羊哀话》中冲破封建藩篱追求美好爱情的闵佩荑，《喀尔美罗姑娘》中美丽诱人的买糖姑娘，《曼陀罗华》中毫无母性自私狠毒的哈君夫人等等。本文以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分析女性形象与作者的关系，旨在揭示女性形象的塑造之于郭沫若的精神价值。

　　二、自我沉沦

　　留学生所处的日本“成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社会风气日渐开放，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欲望的海洋中，这对当时正在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虽然郭沫若的留日小说中没有像郁达夫小说中那样的情色描写，但他的也写了不少对美丽肉体的热切向往。如《残春》中写到看护妇：“她的肉体就好象大理石的雕像，她亸着的两肩，就好象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象两朵未开苞的蔷蔽花蕾。。”可爱牟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嫌弃老家包办妻子丑陋而逃婚，在日本娶了晓芙，一个他认为像圣母玛利亚般的温柔体贴女人。拥有这样一个妻子还不满足，爱牟还想要拥有一个美丽情妇。“我”在这种内心的煎熬中显得无所适从，竟然梦见妻子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为了琴瑟之和，“我”不得不把那泛起的欲望强行压下去。

　　文化转型期的五四青年们虽然追求个性解放，但实践的过程中，传统的道德规范始终是郭沫若这代人在寻求自我的绊脚石。

　　三、自我忏悔

　　小说中的“我”想要同时拥有圣洁的妻和热烈情妇，同时又有强烈的犯罪感与无尽的忏悔。这是为什么呢？纵观郭沫若的留日小说，笔者发现这源于作者对女性的关爱：既不想撇下糟糠之妻，又舍不得娇艳情人。前者如被抛弃这辈子就算毁了，成了弃妇；后者会遭遇“狐狸精”的恶名，清白被毁难择良婿。反映在“灵”与“肉”、“沉沦”与“忏悔”、“放纵”与“救赎”之间的矛盾存在于每一个转型期青年心中，无论如何为自己开解，仍旧是一个重大的困惑，于是他们往往一边苦苦忏悔自己的沉沦，一面又为自己开脱，把一切情欲罪孽归结于社会的压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价值体系瞬间崩塌，新旧交替时期下的知识分子失去强大的心理支撑，对本土缺乏归属感同时又在异域感受到漂泊孤独之感；而另一方面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与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实质上，这种矛盾的存在，这种对爱情既忠诚又背叛，是主体对处于现实重压下的自我灵魂的拷问，在文学上，最终被表达为对“人”的生存权利的追问，对所谓人性解放的具体所指的寻找。

　　四、自我救赎

　　自我要想获得救赎的希望，只能去探索。“我”不得不转向内部世界寻求自我救赎方案。在自传体小说《歧路》中，“我”回国后一度受到文坛的冷落甚至同行的围攻，一时间“他真觉得茫茫天地之间只剩下他孤零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对他含着敌意”。此时爱牟被残酷的现实逼到了边缘，他开始怀疑自己作家的身份。挂牌行医已被自我否定，靠写小说安身立命的人生理想又化作泡影，生活的极端困苦、文坛上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令爱牟苦闷至极。为了摆脱这种境遇，摆脱“自我”的文化困境，爱牟重新汲取妻子给予他的温暖与归属，并从中获得创作灵感，“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光辉！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总要把‘洁光创作出来，再次证明自我。”显然，《歧路》中爱牟的小说创作成了他于崩溃中寻找归属与建构身份的有效途径。而对于郭沫若来说，对女性的书写是其处于东奔西突无家可归的迷惘中，一种解决其精神危机的方案。

　　五、结语

　　郭沫若曾在自传中回忆，通过母亲、妹妹的遭遇，他对“女性是受着两重压迫”的处境产生深切的同情。旧式包办婚姻让他对自己给“无辜无罪只为旧制度牺牲了的女子”带来的不幸充满歉疚。在日本，困窘的郭沫若在面对个人与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多是站在以妻子为代表的家庭利益角度去解决问题，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枢纽。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性解放运动的高涨，时代与个人的原因促使了郭沫若更加关注女性。

　　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日本妻子，在当时中日关系极其糟糕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追求爱情，嫁给一个“支那人”，这意味着抛弃国籍，抛弃父母。她心甘情愿地做家庭主妇，无论贫穷与苦痛，都在关心呵护丈夫和孩子。她生命力之蓬勃，在于即使遭受不幸与打击，仍然以女性独特的韧性拯救自己，也拯救了在本土和异域之间不断徘徊的漂泊者“我”。她是一个敢于承受生命苦难、敢于用行动谋求自己的爱情幸福、同时又以源源不绝的包容关怀拯救男性配偶的独特女性，她身上跳跃着理想情人、妻子和母亲的形象轨迹，是圣洁妻子和热烈情妇的结合体。

　　在女性面前的“我”，找到了自己的尊严。“我”最终意识到，沉迷感官肉欲不仅无法拯救自己，甚至会丧失自我。因着女性的存在与拯救，“我”找到了存在的意义，这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郭沫若在留日小说中对女性的书写和观望，让创作者自己找到了灵肉冲突问题中的坚强支撑点，这同时也是五四时期个人对生存价值的深刻探索，具有一定时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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