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晚清四大重臣,为延续晚清60年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19世纪60-90年代,以他们为中心,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本文通过对四人洋务观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其形成的过程和对洋务运动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中体西用;影响
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的个人经历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853年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因此成为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历经千辛万苦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因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官至总督,这段时期是形成关于曾国藩洋务观的重要时期。曾国藩一生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开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之父;二是独创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的领袖;三是重视家风建设,著有《曾国藩家书》闻名于世:四是将儒学发挥到极致,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文化。
左宗棠,(1812年-1885年),晚清重臣,著名湘军领袖,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科场的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上层,进而实现人生抱负。于是他转向经世之学,开始留意农事,读遍群书,潜心专研舆地兵法。左宗棠与曾国藩一样靠镇压太平运动发家,初露峥嵘的左宗棠引起了朝野的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变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尤其在1865年创办福州船政局,创建福州海军,为晚清江山社稷付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留名千古。
李鸿章,(1823-1901年),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创建北洋水师。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亦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总局。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了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李鸿章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二是大力兴办洋务,是洋务运动的“扛大旗者”;积极倡建近代海军,签订了卖国条约。
张之洞,(1837-1909年),数晚清历史人物,曾、左、李之后,应该就是张之洞了。1881年初,46岁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这是张之洞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20余年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张之洞署理湖广总督期间,开办了大量的洋务事业,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张之洞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办实业,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械炮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轻工业企业;二是办教育,兴办新式学堂(华科大、武大等高校前身和中学)、报馆,并派遣留学生;三是编练新军,武备文事并举。
二、洋务观的共同之处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内平叛逆和外御列强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坚船利炮和先进技术对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意义。四人主张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四人的洋务观有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
(一)时局观相同,都认识到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国门被迫向外国开放,从此中国被搅入资本主义列强控制的洪流,民族日益加重。与此同时,以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为典型“官逼明反”式农民起义席卷十几个省,建立了与清朝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清王朝统治出现危机。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四人为挽救清王朝统治而展开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曾国藩:“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左宗棠:“洋人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三千年一大变局”;张之洞:“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二)自强观相同,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威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但西方的坚船利炮使洋务派产生浓厚的兴趣,四人一致认为通过采西学、制洋器可图自强。曾国藩认为求得西学之术能图自强即“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左宗棠认为中国要御侮自强只能把聪明才智运用于制器上,不能以义理为中心,不然不能达到自强目的,即“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李鸿章认为清军对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窳烂,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张之洞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
(三)求富观相同,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感到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拮据、后勤供应不足、燃料短缺以及没有运输、电讯等事业相配合的困难,于是他们开始感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从而把注意力转向“求富”。李鸿章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对此,洋务派提出“求富”口号,通过官督商办建立民用企业为清政府积累财富。
(四)人才观相同,都重视科技教育,培养科技后备人才。曾国藩算得上是中国近代真正积极实践现代化建设的拓荒者:一是建立兵工学校;二是派遣留洋学生。在曾国藩视察江南机器局时赞许容闳的建议——“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张之洞在兴办教育方面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的,仅在武汉就办理高校百多所,還有报馆等。他奏称学宗旨:“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
(五)文化观相同,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他们对清朝忠心耿耿,以维护儒家纲常伦理为宗旨,“中体西用”思想表现得极为突出,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们都赞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都主张借洋人之“奇技淫巧”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
三、洋务观的不同之处
尽管曾、左、李、张都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但是,由于四人人生经历、个人思想不同,所以他们的洋务观也存在不同之处:
曾国藩:主要在制器、练兵方面;1861年,曾國荃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安庆内军械所,这实际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家军工厂。1865年,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实际负责的江南制造总局正式开办,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工厂和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因此曾国藩享有“中国近代史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左宗棠:主要在海防和边防方面;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镇开办福州船政局,建立福州海军,正如他所言“以防外侮,以利民生”。1874年底,新疆局势危急,对于海防和塞防,清朝内部产生分歧,左宗棠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纠正了李鸿章放弃塞防的错误观念,这对于维护我国领土完整有积极意义。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并奠定了“官督商办”的政策基调。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张之洞:重轻工业并举、大办教育和编练新军:兴实业;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等。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办教育;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练新军;1896年3月 张之洞设护军营,聘请德国教官操练,是为湖北新军前身。1896年8月 湖北武备学堂在武昌黄土坡成立,聘请德、日军事教官培训湖北新军官佐等。
四、洋务观对洋务运动产生的影响
四人的洋务观有时代意义,然而曾、左、李、张的洋务观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洋务运动是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没有动摇封建体制,最终导致失败。总的来说,四人洋务观既有进步之处也存在着不足:
进步之处:①加强了清政府的军事实力,有助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科技;②它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实力在中国扩张,为中国近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不足之处: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四人的洋务观仅仅停留在西方科技工艺,并没有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以致与同时代的日本差距甚远,并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大败于日本。
“中体西用”论自身存在深刻矛盾。“体”和“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封建主义有封建主义的“体”和“用”,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体”和“用”,洋务派却要生搬硬套,把资本主义之“用”移植到封建主义之“体”上,是注定不会成功的。这说明,中国社会的实践发展,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时代使命,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日程。
参考文献:
[1]王晓秦.李鸿章大传[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249-252.
[2]刘中国,黄晓东.容闳传[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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