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婷婷

　　摘 要：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展开，如选择某一个横断面进行专题研究、如对各个朝代的文论进行总结等。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作为一组评论诗人诗作的组诗，涉及到诗歌的内容、题材、风格和语言等许多间题，内容十分丰富，充分体现了我国批评文体的特色。因此，本文将结合朱光潜先生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评价总结来对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民族特色进行一番总结。

　　关键词：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国古代文论 ； 民族特色

　　一、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民族特色概述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历史悠久、卷帙浩繁。作品大量出现后，需要对其整理，于是出现了文论。文论就是对于文学的评论、批评和整理。中国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形态、文化背景与思维模式，在这些因素以及中国文学自身演变规律的交叉作用下，中国古代文论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先生曾提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大半是围绕着《诗经》而作的评论和总结”，由此形成中国诗论的三大特点：一是以情为主，二是根据自然而不止于自然，三是重教化。这种总结在中国的文论研究上产生了重大的启发意义。即使当今西方文论正不断地对我国古代文论进行渗透，我国古代文论最鲜明的民族特色也仍然保持不变。

　　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论诗诗”的批评文体

　　元好问是金代著名的诗人和文学理论批评家，对诗歌评论有着独到见解。元好问在文学创作上各体皆工，又以诗作成就最高。在元好问众多的诗作中，《论诗三十首》又尤为著名。清代翁方纲说：“先生一生识力皆具于此，未可仅以少作目之。”

　　元好问在诗歌的论述上反复主张天然真淳、强调真情实感、反对堆砌雕琢。如他赞扬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其四）的淳朴自然，称许阮籍“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的狂放真情（其五），再如批评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其六）做人作诗的两重性格，否定陆机“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的争相绮丽和篇幅冗长。

　　对于论诗的宗旨，元好问了然于心。他的《论诗三十首》既从形式上又从内容上使“论诗诗”这种诗性批评文体实现了一次飞跃。“论诗诗”依托中国古代的语境这一母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与西方文论的逻辑推论、抽象言说不同，“论诗诗”的诗论家们择取的则是一种与西方文论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片语精微、言约意丰，把丰富的含义浓缩在极小的篇幅之中，是论诗诗之诗性特征在文体形式上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从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看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论源远流长、纷繁复杂。我们对其宏观把握时，搭建起一个桥梁是十分必要的。

　　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源悠久，有着自己内在的体系，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与正确性，但变革相对緩慢，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拘泥保守状态。

　　将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放置在历史的潮流上察看，元好问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提出的“别裁伪体亲风雅”和“转益多师”的精神意蕴以及七绝论诗的样式。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与他人之论诗绝句，尤有些不同。自杜少陵《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于是作者纷起。”如若简单的将“论诗诗”理解为用诗的形式来传达文学批评，那我们可以将源头追溯到西周。例如，全面反映这一时段社会生活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已经出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和“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烝民》）的诗句，这些诗句对周王朝卿士尹吉甫的诗作之悦耳的声调、宏大的诗意与和谐的美感等方面所作的赞美性的评价。

　　自杜甫、元好问之后，明清两代的论诗诗当然也有发展。一是据有的学者统计，郭绍虞、钱钟联、王遽常《万首论诗绝句》全书四册共1830页，清代（含近代）的篇幅竟多达1636页，占89.4%，将近9000首，清代论诗诗的总体规模由此可见一斑。但是，这种扩大仅仅只是外在的规模形式的扩大上，内容上仍囿于前人的观点，缺乏创新和突破。

　　2.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和教化作用。与农业生产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产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重视道德的实践，宗法制观念浓厚。

　　元好问开篇的首诗旨在“发扬正体”。所为正体又是跟伪体相对而言的，即要继承《国风》反映现实和《小雅》怨刺上政的传统。再如《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五首》： 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 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 因刘禹锡曾在《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首诗歌中，对当时的朝廷新贵进行了愤满刻薄地讽刺，认为都是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元好问信奉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温柔敦厚”和“怨而不怒”，因此对刘禹锡这种直露刻薄的怨刺给予否定。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具有确定性，同时又具有多义性。

　　如“气”的本是指一种自然物质。孟子首次把“气”引入精神的范畴：“浩然之气。”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十二》：“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在精确把握住李商隐诗歌的特点之后，融入比兴、用典、暗示等手法，充分运用迷离恍惚的意象：啼血的杜鹃，弹奏的锦瑟等，正体现了元好问深刻地理解、把握和运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感悟式方法。

　　4.西方偏重于再现，中国古代文论更倾向于表现，由此衍生而来，重意境和重教化更是两大主流。

　　《论诗三十首·其十九中》：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 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元好问以诗来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陆龟蒙因身处晚唐后期，所以内心向归隐之路逐渐靠拢，所以他的诗歌多是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的描写。郭绍虞先生在《论诗三十首小笺》说道：“元好问论诗虽无家国兴亡之感，然就此诗言，知一般诗人之逃避现实、脱离现实者，固不为元氏所许矣。”

　　5.根据汉语独特的构字结构和和声律特点，中国古代文论也总结出一些使用技巧和结构模型。随着这些规则技巧的发展，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审美范畴和文学思潮，例如“古雅”的审美范畴和“复古”的文学思潮。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其八》：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元好问认为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完全可以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应为陈子昂铸像来表彰他的功绩。日后，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得以纠正的有力武器就是他的“兴寄”与“风骨”的理论。

　　6.最后，中国古代文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古代许多诗评家大都身兼诗人及诗评家双重身份。所以在进行诗评时，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诗人的诗性思维。因此，他们创作的文学理论也具有浓烈的文学性。

　　元好问在创作《论诗三十首》时，虽然目的是阐发诗歌理论的组诗，对作家和流派进行评点，并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如“开始三首是标举汉魏风骨。九首至十九首是批评诗坛的不良风气。二十一至二十三首是委婉地批评苏轼诗。再以下是批评苏门的秦观和黄庭坚及江西詩派。三十首诗以时间为序，根据内容归类，且意如贯珠。”

　　元好问却未能完全摆脱个人的喜好，不能将对象放置在一个客观公正的位置。例如对卢仝的评价基本上采取完全批评的态度。元好问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然清新的诗学观点。而卢仝是一位典型的以文为诗的诗人，他喜好用奇字，用僻典等追求一种与传统的审美习惯完全相背离的表达效果，玩弄技巧形式主义，以收获怪异的诗风。《学林新编》评曰： “玉川子诗虽豪放， 然太险怪而不循诗家法度。”因为彼此欣赏的诗风相左，元好问对此全盘否定，不客气地称之为“鬼画符”。

　　四、总结

　　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从历史、文化、环境等多角度品评诗人、诗风、诗作、诗派等，全面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是，论诗诗“一般都是灵感式的即兴点评，较少作系统周密的分析阐释……论者在论诗过程中往往喜欢表达瞬时的兴会，并用充满睿智的语言加以描述，发前人之未发点到即止，不作过分阐发”。因此，在面对“论诗诗”时，我们应该对其优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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