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莹

　　摘 要：本文从如何理解“我”对求乞者的态度、“我”如何从他人的求乞想到自身的求乞以及如何理解“我”最终选择的求乞方式三个问题切入，通过文本细读展开对鲁迅《野草·求乞者》的探究，进一步了解全文，借以管窥鲁迅时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及反省的精神，体会鲁迅在《野草》中超越虚无，直面自我的抗争。

　　关键词：求乞者；布施；虚无；反抗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鲁迅在这一天里写出了两篇散文诗《影的告别》和《求乞者》。比起《野草》中很多更为晦涩难懂的篇章，《求乞者》显得要容易理解一些。即便如此，《求乞者》中仍有不少存在争议的地方。因此，本文从如何理解“我”对求乞者的态度、“我”如何从他人的求乞想到自身的求乞以及如何理解“我”最终选择的求乞方式三个问题切入，试图对其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我”对求乞者的态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大众心中的“求乞者”，即乞丐，多以贫困潦倒、社会地位低贱、没有谋生能力的形象出现。在鲁迅作品中，“乞丐”一类的人物形象也屡有出现，如在遭遇众多坎坷后走向灭亡的祥林嫂、满口之乎者也，最后惹上喝酒盗窃陋习的孔乙己等。而在《求乞者》中，“乞丐”这一形象却与鲁迅往日的“乞丐”形象有些不同。

　　首先，《求乞者》中的“乞丐”是一群孩子，而鲁迅对他们的的态度却是“烦腻”、“疑心”、“憎恶”。鲁迅对孩子向来充满怜爱同时又抱有期许。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看到社会上“人吃人”的社会境况，不禁大呼“救救孩子”；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倡导“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凭空而来，其原因是理解“我”对待求乞者态度的关键。

　　从“求乞者”的形象上来看，这里的“求乞者”是“也穿着夹衣”的。从“也”字可以感受到“我”在初看到“求乞者”身穿夹衣时的诧异，“穿着夹衣”是与“求乞者”身份不符的。除了衣着上的不符以外，求乞者同时还是“不见得悲戚”的，并没有半点因为生活穷困潦倒而忧愁的神色。

　　从求乞行为来看，“求乞者”是“拦着磕头，追着哀呼”的，本该是天真、纯朴的孩子，为了求乞却摆出一副“低贱”的姿态，讽刺的是，这样的行为却与他自身呈现出来的形象极为不符合。在如此强烈的对比冲击下，“求乞者”这一番乞讨的行为在“我”眼中则变成了虚伪、儿戏的行为。“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几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从厌恶，到憎恶，再到烦厌，鲁迅连用三个动词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虚伪的乞讨的厌烦。对于后一个遇到的“求乞者”，其一样是“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不同的是他的乞讨方式，“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这时的“我”面对着同样流露出虚伪表现的“求乞者”，直接产生了质疑，“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甚至直言“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于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

　　此处，我们不应简单地把鲁迅这种憎恶理解成他对儿童虚伪的求乞表演的不满、愤怒。有学者认为，这种憎恶体现了鲁迅的思想核心，即自我否定。哪怕孩子的确是因为生活贫困而不得不假装求乞维持生活，但至少可以在“求乞”的范围内选择更有尊严更健康的方式。“我”憎恶孩子的这种行为，就是“我”对这种生存方式的否定。鲁迅对待“求乞者”的态度，是建立在对“求乞者”所显露出的不抗争的奴性的批判基础之上的。

　　二、从他人（求乞者）的求乞到自身的求乞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于“求乞者”而言是一个“布施者”，但为何鲁迅在此笔锋一转，将作为“布施者”的“我”降到了“求乞者”的身份之上？他是如何实现两者的转换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鲁迅除了完成了两篇散文诗以外，这天夜里，他还给他的学生李秉中写了一封信：

　　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

　　鲁迅“忽然想到这里”的原因，应该正与他白天所作的两篇文章有关，或者说，信中的情绪就是两篇文章里面的情绪的延续。在信中，鲁迅感到低落灰暗，此时自己“吴倩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同时还“常常想到自杀，也常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们暂且放下鲁迅这一天的心情不论，来看看在这一天的前后，鲁迅是生活在怎样的境况中。

　　1923年7日14日，鲁迅与其兄弟周作人发生冲突，随后鲁迅搬出了其在北京八道湾购置的房子。此番遭遇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我们可以从《〈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看出一点端倪：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 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除了遭遇兄弟失和的打击，1923年到1925年的鲁迅疾病缠身且面临着经济问题。他在1924年5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向商务书馆去卖之小说稿，有无消息？如无，可否请作信一催。”鲁迅急卖小说稿，并急等着用钱。在1924年5月26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但如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奉泉不发，亦上有他法可想。”张洁宇在其《鲁迅〈野草·求乞者〉考论》中提出了解读鲁迅作品的新角度——从鲁迅的个人情感来理解鲁迅作品，理清作品中个人情感与其社会之思的关系。此时的鲁迅面临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物质上的缺乏，其生活的境况并不比“求乞者”好多少。王乾坤先生更直接指出“其实人都是欠缺者因而都是乞讨者。”这种自身境况的相似，让“我”不自觉地由“布施者”的身份转向“求乞者”的身份，并引发了自己在“求乞者”身份上的思考，“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的手势……”。

　　三、“我”最终确定使用的求乞方式

　　前面笔者对“布施者”与“求乞者”之间如何实现换位进行了探讨。在“我”进入“求乞者”的身份，并进行一番思考后，却得出了“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这一结论。“我”的求乞方式是“无所为”和“沉默”，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求乞方式，为何会如此？本文曾提到，鲁迅非常憎恶虚伪，他本人也曾多次在文章中表明自己这一立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马上支日记》中对“做戏的虚无党”的严词批判。对“我”而言，无论是通过发声还是做手势来求乞，都是一种“设计”、“深思熟虑”过的求乞方式，倘若“我”真“想”出了一个所谓合适的求乞方式，那么“我”也将沦为如那些被“我”所瞧不起的“求乞者” 一样虚伪的地步，这是“我”不愿意做的、深恶痛绝的。那“我”该用怎么样一种方式来展示自己与这些“求乞者” 的虚伪、身上卑劣的奴性所区别？唯有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而已。

　　“我”最终选择的求乞方式，可以理解成鲁迅对待虚伪的手段以及人身上卑劣的奴性一种不屈服、不接受的否定，“我”不屑于这“近乎儿戏”的表演，因此唯有用“无所为”和“沉默”来表示“我”对这现实的反抗，这很符合鲁迅的思想。这样，“我至少将得到虚无”。从“至少”一词可以看出，获得“虚无”，这对于鲁迅而言是一个尚能接受的结果。有学者把1923年当作鲁迅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其后期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一年，鲁迅遭遇了生命中的“第二次绝望”——兄弟失和。這样的困境转化为鲁迅自身空前错综的矛盾，深陷其中的鲁迅唯有在《野草》中“对自我展开了近乎自虐的解剖和拷问”，结果或是“因自我的无法重新组合而彻底崩溃”，或是“通过自我的反思和清算而涅槃新生”。

　　也是在这种接近“自虐”般的对自己的“严刑拷打”下，鲁迅直面“虚无”，并向其发出了正面反击。更有学者将《野草》看作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正面决战”。从《求乞者》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环境世界中的苦难、黑暗与虚无的质疑与否定，同时指向着他人、“人我”之间关系以及“我”自身的体验。通过这种强烈的否定，鲁迅完成了对社会、对自身的彻底追问。

　　参考文献：

　　[1]鞠舒同.鲁迅的否定哲学《求乞者》中的新主体精神[J].名作欣赏，2017.

　　[2]张洁宇.鲁迅《野草.求乞者》考论[J].鲁迅研究月刊，2012（9）.

　　[3]王乾坤.盛满黑暗的光明（下）——读《野草》[J].鲁迅作品研究，1998（10）.

　　[4]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J].文学评论，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