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渝

　　摘 要：李贺是中唐时期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一位鬼才诗人，秾艳的设色是其诗歌作品中突出的特征之一。其中，多种多样“红”色意象的运用以夺人的效果表现出诗人幽深丰富的情思，辅助塑造了虚荒诞幻的鬼神意境，形成了独特的诗歌语言。

　　关键词：李贺；诗歌；色彩；“红”意象

　　一、引言

　　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人。父名晋肃，是疏远的皇族。只因“晋肃”之“晋”与“进士”之“进”同音，“肃”与“士”音近，李贺便以有讳父名而被人议论攻击，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一生官职低微，通身才智、抱负几未有过施展。

　　纵观李贺诗作，不难读出如反对藩镇割据、抨击宦官专权、同情革新受迫、忧虑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而其诗歌的魅力不仅在此。李贺诗给人的第一印象或许并非是内容的深忧苦思，反而是风格、技法中的奇瑰想象、新诡用词、浓丽色彩等方面。其设色的精巧、大胆，往往十分契合诗歌本身，虽是纸上某一字词，却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继而打通五官，走入诗人的想象与曲喻之中，自然便能体悟出那一片意境来。

　　李贺诗歌呈现出的奇丽波诡的色彩之美，是中国古典诗坛上的一朵奇葩，从古至今已有多位诗论家对此作出自己的评价。如《唐诗纪事》卷四十五引诗人张碧“尝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霹开蛰户，其奇峭不可攻也”一句。齐己《读李贺歌集》诗曰：“玄珠与虹玉，灿灿李贺抱。”陆游谓李贺诗：“如百家锦衲，五色炫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清代方扶南于《李长吉诗集批注》中形容李贺诗“如铁网珊瑚，初离碧海，映日澄鲜。”近人有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评曰：“冷如秋霜，艳如桃李，‘冷艳二字，确可为贺词评语。”近代则有钱钟书《谈艺录》著作，说是：“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长吉词诡调激，色浓藻密”“幻情奇彩，前无古人”。

　　在李贺的243首诗中，带有色彩字词意象的诗歌共168首，占总诗作比例为69%。不论是与唐代还是宋、元、明、清等时代的诗人相比，对色彩的使用有如此偏好的诗人似乎未有李贺突出。而其中属红色的则有73首，占色彩诗及总诗作的比例分别是43%和30%，确实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本文就李贺如何写“红”、写“红”如何与有此写法的原因三方面作一些浅近的论述。

　　二、如何写“红”

　　（一）光线、味道、温度等映衬

　　不论是在写作中，还是绘画、摄影艺术中，凡谈起色彩的表现，就多要涉及到光。曹雪芹曾精辟地指出：“明暗成于光，彩色别于光，远近浓淡，莫不因光而辨其殊异”，故而“敷彩之要，光居其首。”长吉作品中也可见此光、色相互映衬的写法。同时，长吉又是一位擅用修辞的诗人，诗作中常出现通感、比喻、比拟、夸张等技巧。这可以从“红”字前后的修饰词或动词来分析。《上云乐》首句便是“飞香走红满天春”，香是纷飞弥漫的，“红”更是能在空间中任意移动，有味道、有颜色，使画面相当阔大奇丽，也隐现本诗要表达的荒诞意味。《夜饮朝眠曲》中又有“热粉生香琅玕紫”一句，姚佺《笺》曰：“面热则粉香，酒上面，色入红玉。”此处又是给颜色加上了几分温度，也十分新奇。

　　（二）反差色的补衬

　　而在“红”意象的运用中，诗人也善于用补色使色彩更加鲜明，比如《江南弄》的“江中绿雾起凉波，天上叠巘红嵯峨”。夕阳因向晚而斜，凉波轻弄生起江上浅透的绿雾，而天际是火烧般的赤色滚滚、山峰样层叠重重的云霞，此种鲜明的色差却和谐地融于自然之景中，引人赞叹。另有“细绿及团红，当路杂啼笑”（《春归昌谷》）“春营骑将如红玉，走马捎鞭上空绿”（《贵主征行乐》）等诗句，也能体现补色的效用。

　　三、写“红”如何

　　（一）形成独特的诗歌语言

　　钱钟书曾言：“长吉好用代词，不肯直说物名。”因此，“愁红独自怜”（《黄头郎》）中的“愁红”指代了荷花，“秋白鲜红死”（《月漉漉篇》）中的“鲜红”暗指上文的别木芙蓉，“细绿及团红”（《春归昌谷》）中的“团红”代替了带露的圆瓣花簇，而“班子泣衰红”则成为了美人衰老的称呼。长吉既不肯直说物名，迂行曲述，那末必然得提炼该物的特性，而最终名称也好、形状姿态也罢，不过落入一笔红字中了。这使人联想到法国印象派绘画大师莫奈的艺术观点：“写生的时候，要忘记你眼前是什么东西，你看到的只是色彩，只是色彩的关系。”这与长吉的诗歌语言实有不小的关联。他在撷景入诗时，看重的是那样景物的色彩特质，以及该色彩与诗歌的情感、意境是否相合。长吉对此法似是用之不厌，久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用词特色。

　　（二）刺激读者的视觉感官

　　心理学中对色彩的研究表明，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虽然在中国绘画艺术中有“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的说法，长吉诗歌却偏以浓丽绮艳的色彩夺人眼球。有时是在诗首便以“红”之绚烂领起全篇，如《夜来乐》首句“红罗复帐金流苏，华灯九枝悬鲤鱼”，拈来“红罗”一词，读者脑中补足刺绣精致、褶皱繁复的红色罗帐，垂以镶金流苏的画面，顿时让人生出融暖香艳之感。有时则是在诗末以“红”之余晖收拢诗意，如《神弦别曲》末句“南山桂树为君死，云衫浅污红脂花”，云衫青桂花红，颜色上即有对比，如“置一点之鲜彩于通体淡色之际，自必绚丽夺目”所言，教人的感官在最后仍有一记扩张，又兼续上句所含“为神死犹言喜杀”之讽刺，意蕴双重，情采音色就此一并凝结。

　　（三）辅助鬼神的意境塑造

　　长吉诗歌中的鬼、神、仙、怪等意象亦是一大特色，舊有所谓“虚荒诞幻”一说。而色彩特色对于鬼神的朦胧奇瑰的意境塑造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杂曲歌辞·浩歌》诗中，“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此处长吉不用“开”“发”等俗词，却是以花红的次数释典，《汉武帝内传》：“母曰：‘此桃花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另有《昆仑使者》一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肢折”，长吉给柱碑上所琢虬龙之肢足以丹朱色，则更可突出折肢毁足的惨状，与上边“元气茫茫收不得”一句关联来看，则显出长吉对汉武帝好大喜功颇有讽刺批判意。

　　四、有此写法之原因

　　（一）诗人的性格使然

　　长吉出身于没落的皇族宗室，虽自诩为“唐诸王孙”，然而实际情况是家境窘迫，如其所言“我在山上舍，一亩蒿硗田”（《赠陈商》）。在本文的开始也已提到，因有人诟病“进士”二字犯其父讳，长吉终身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对于一个才华出众、抱负远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人生打击，常人很难体会这种痛苦。如“牢落长安心”“二十心已朽”等诗句，皆是长吉内心的绝望之言。诗歌成了他的一个宣泄载体，在诗歌世界中的不断开掘与成功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中的失意落寞。

　　因其寂寥难言的苦楚，反映在诗歌中往往是波诡、奇谲意象的选取。王世贞在《艺苑厄言》中说：“李长吉师心，故尔作怪，多出人意志者。”而依据心理学家的研究，情绪不稳、易于激动的人对色彩的反应要比常人更为敏感。长吉便归属于这类人。于是在诗歌写作中，色彩描写成为了他抒发内心真情的主要手段之一。读长吉诗，“红”“绿”“白”“黑”“黄”“紫”等鲜明的色彩是反复出现的。诗人通过意象的组合、意境的设置，讓这些色彩展现出了奇诡、幽冷的一面。他的个性特点在一些修饰词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红是“愁红”“冷红”“鲜红死”，均带上了诗人的主观感受，因而笔下景观也仿佛具有了人的神态、心理，有了那种悲观与沮丧的倾向。这正是愤慨、悲伤的诗人不受拘束地发挥主观意念，借诗歌一抒胸中块垒的表现。

　　（二）求新求奇的追求

　　从比例来看，长吉确实使用相当多的色彩词汇，不过也有其他偏爱色彩词的诗人，如李白、王维等。因此，类于“红”“赤”“丹”“朱”“碧”“绿”“青”等字词可以说已被使用数次，何况大红大绿大紫在常人看来本身便是非常俗气的颜色。不过，长吉不避俗，还大胆地多次使用，通过精心推敲来使它们达到“作不经人道语”的效果，如《浩歌》中的“王母桃花千遍红”，《南园》诗中的“小白长红越女腮”，又或是《还自会稽歌（并序）》的“野粉椒壁黄”。

　　而长吉塑造得最好的、最新的意境是神界和鬼域，这些通过想象合成的地点之所以鲜明，色彩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湘妃》一诗中有“九山静绿泪花红”，便是诗人想象灵视中感受到的广阔无边、虚玄幽渺的神景，惯用的“绿”“红”带上了梦幻的色彩，也把整个诗境衬得飘飘似仙。又有《长平箭头歌》里“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在开头立时便给人狞恶、诡异的感觉，写到后来即是“虫栖雁病芦笋红，回风送客吹阴火”，阴森而终于毛骨悚然了！这鬼气弥漫的诗歌在“血花”与“芦笋红”“回风阴火”里令人触目惊心，在众多唐宋诗篇中极为罕见。

　　长吉一生颇为坎坷，然而苦难中熬出的诗作比之衣食无忧、一片坦途的人生催发的作品，也许更有其动人的魅力。清人王琦批评其诗曰：“妍媸杂陈，斑斓满目，所谓天吴紫凤，颠倒在短褐者也。”长吉的一些作品确实追求艳词丽藻，又不避忌字面的重复，难免使人感到杂乱无章，若是加之描述内心复杂感受，更是晦涩难懂，不知所云。不过，这种被王世贞批为“过”的缺点，或许未尝不是他的长处。色彩的意象绵密繁杂、层出叠见、纷至沓来，倒似古人军事上所说的“车轮战法”。因而长吉诗作总体上给人一种恍惚陆离、心旌摇动的情感冲击，不顾乱节和挤韵的问题，使彩瀑色流淋漓尽致地用来抒发激烈的情绪，非常真实，其内心的复杂、多变和优柔尽数为读者所了然了。

　　洛夫曾作一首《与李贺共饮》诗，描绘李贺乃为“瘦如狼毫的书生，自长安骑驴而来，背一布袋骇人的意象，宽大的蓝衫随风涌起千顷波涛”。这大概可以算作是工笔。我也想若是自己为长吉作画，又当如何。脑中满是丹水铜花、滴酒真珠，还有大口呕出的心头血，这一幅画也只能是团团或深或浅的色块吧。诗人隐入炫色之后，待拨开色雾，诗人与色又均不见了。

　　休洗红。休洗红，洗多红色浅。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王琦.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