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晨静

　　摘 要：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延续着它与英法两国相比处于劣势的惯性，政治上依旧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国家四分五裂，邦国林立；资本主义势力也软弱不堪，在变革与守旧之中摇摆不定，难以担当复兴国家的重任。但对于教育来说，德国取得的成就是令欧美诸国瞩目的，在教育理论方面，德国产生了费希特、洪堡、赫尔巴特、第斯多惠、福禄培尔等一批影响世界的教育思想家。在教育实践上，德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德国的强迫义务教育走在欧洲各国的前列；德国的文科中学与其他三种中学并称世界四大中学，与此同时其实科中学也办的风生水起；十九世纪德国最让示人瞩目的教育成就还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的兴起。而这一批以将研究职能引入大学的伟大创举最终也实现了柏林大学建校之初的宗旨：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的缺失。

　　关键词：德国；德国大学；柏林大学

　　一、以邻为师、虚心学习、积蓄力量的时代

　　在中世纪大学兴起到发展的数百年来，德国一直以邻国为师，其学习邻邦时间之久和钻研之勤奋，也非其它任何国家所能企及。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德国向意大利学习人文主义；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德国又向法国学习现代宫廷文化和语言；十八世纪中叶起德国向英国的中产阶级学习哲学、科学和文学；而十八世纪末叶，德国在接受古希腊文化上额比其它任何国家更加热心。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德国人在知识领域的丰富性以及在兴趣方面的广阔性和多样性。

　　十三世纪大学已经在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兴起，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留名青史的古老中世纪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西班牙的班赛尔大学等等。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东、北方的国家，直到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才跟着建立了大学。旧德意志帝国境内最古老的大学有布拉格等校。事实上，德国境内像大学那样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在相当时期之前就已经出现，例如：科伦和埃尔夫特在很久之前就出现了有名的神学和哲学学府。自1456年到1506年，又有格赖夫斯瓦尔德等九所第二批大学出现。这一时期德国大学主要效法的是巴黎大学。但有一点要补充的是不同于当时意大利和法国任何一种模式自发组成的同乡会，德国大学的同乡会存在不久即被废止，即使还有，也不过是苟延殘喘，它们从开始就是在当局的指导下建立的。由此可见，大学在德国建立之初，相比起它所学习的其它国家的大学，大学的基本精神——自由在德国大学中还是没有被践行的，封建因素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

　　二、哈勒大学——十七世纪末德国大学的曙光

　　十七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声誉，和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已是一落千丈。在宫廷文化时期，它们被看成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教育机构。而一些生机勃勃的人物，如：莱布尼兹、莱辛等都离开了大学。但在十八世纪末期，大学又重新回到了其在学术和科学上的原本地位。

　　这一时期的新发展起源于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还有后来的埃尔兰根大学。第一所现代的大学哈勒大学成为德意志最大邦国普鲁士振兴的新基石。它采纳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的原则，这两个特点让这所全新的大学声望昭著。大学不再以教会的教条作为哲学院和神学院甚至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教条。自由主义哲学成了公认的原则；现代哲学和科学不是因为它们被官方认可为合法的理论体系的形式而进入大学，而是因为通过它们成了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等原则的依据。大学就这样绕过官方和教会，在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与自由研究精神的相互作用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至此，大学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大学不再是沿袭传统教条的学校，它成了领导这个学术界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基地和真理的拓荒者。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许多学术教育大师以哈勒大学为阵地开展学术教学活动，托马西乌斯、弗兰克、克·吴尔夫等，而理性主义也从哲学发展到神学进而席卷整个大学，使哈勒大学成为理性主义的大本营。哈勒大学的建立象征着普鲁士邦与文化进步势力的相互结合，从而成为最具鲜明重要意义的联盟。

　　德国大学洋溢着时代的新精神，这比任何其它因素都更加有助于使大学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而同时期的法国，大学由于大革命而完全被废止；英国大学则暮气沉沉，早已被人们视为落于时代之后，除供青年就学外，难以起到更加高明的作用。德国人对于大学却寄于厚望，不仅仰仗它们来解决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民族兴旺的大事，也期待它们提供解决的方针和解决的动力。

　　三、柏林大学——绝处逢生的超越

　　1806德国在与法国的耶拿战争中惨败，签订的提尔希特合约让德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而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两所大学作为改革的中心与前沿的丢失，使得轰轰烈烈的大学革新运动被迫中断。与此同时，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空前高涨，使得德意志民族依靠其潜在的自力更生的本性走上复兴的道路，拿破仑的入侵使得德意志失去了复起的希望，但这样反而使其得到了自谋政治生存的可能。德意志人的信念被推崇到了带有宗教情趣的地步，人们相信“凡属必要的事，无论如何也必然是可能的事”，人们相信意志的万能，相信在现实世界里，实现一种新的高度文明的理想，并从而使人类历史跨入一个新的伟大时期，乃是我们的职责，而且除依靠我们自己意志坚定之外，绝无他途。

　　执拗的德意志人正是在这样的意志下，重建德国大学学风。1810年柏林大学在洪堡的努力和费希特、斯赖尔马赫协助下建立的。柏林大学的创办具有强烈的“教育兴国”的意图，并且也想弥补哈勒大学的失去对国家带来的损失。它的建立也揭开了大学教育史的新页。这所大学是在德国政治处于危机时刻建立的，但就当时全国经济的贫困来说，该校在设备上可以说是不吝资财；因为从开创起，国家就准备把它发展成为德国科学与学术的中心，成为从废墟之上重建国家的力量与信心的不朽的纪念碑，成为建立这一崇高事业的精神纪念碑。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曾明确指出，建立柏林大学的主旨就是要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失败。从这一点来看，柏林大学与以往的大学都不相同，它第一次站在现实的角度上来理解高等教育，这一点也体现了德意志的民特性，这个民族在英国和法国叫嚣着用自由来解放整个国家，用自由之精神来改革宗教的并挑起战争的时候，却踏踏实实的以实践之精神将自由的精神与大学联系起来，并以此称著于世。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是当代最杰出的学者的聚集之地，该校的主要特点就是由它致力于古典文化和思辨哲学所决定的。

　　柏林大学是新型大学的最早代表，他的根本学术思想是：大学最主要的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十八世纪的哈勒大学和哥根廷大学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但就整个结构来讲，它们仍然是高等学校，因为教学仍然是教授的主要任务，而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吸收教授在课上所讲的知识。而柏林大学从该校建校之初就把致力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仅当成次要的问题来考虑，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有着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乃是取得新颖的知识，于是大学不再以博览全书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柏林大学注重高深的科学研究，即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研究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包括选科选择教师和转学的自由。为使教学和科研相结合，采用了开设讲座的方法。为鼓励学生进行高深研究，重视习明纳方法。习明纳的方法就是：高年级学生在教授的指导下，组成小组研究高深的科研课题，该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苗圃”。柏林大学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将哲学院成为大学的中心。从前，哲学院被看成是第一级的学院主要实施普通教育，为学生升入其它三个学院打好基础；哲学院成为与其他三个学院平等和并列的学院在柏林大学最终成为可能。这也是著名的德国教育史学家鲍尔生将其称为“专心致志于真正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机构的典范”的原因。此外，柏林大学在管理上实行教授会制，大学的所有事务皆由教授会决定，而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评议会”担当，大学实行由教授全权负责的讲座制，这个制度具有教学和行政的双重性这些制度无疑为柏林大学更好的践行自由研究提供了保證。在处理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德国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哲学头脑：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纯粹科学的场所，大学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应该由大学教授和学生自己去选择，国家官吏不应该发号施令，因为他们不懂得高深学问和纯粹的科学；大学并非不关注国家目标、社会需求，大学是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与国家和民族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和目标；国家如果能够给大学创造更好的环境，放手让大学依据自己的逻辑和规律办学，反而可以大见成效。柏林大学实行的自由的道德教育使得学生在民族危亡的国民情感下更加发奋强形成了耐得住寂寞地学风和纯粹的学术品味。这样的大学模式成为19世纪高等教育中的典范自然水到渠成。

　　此后，德国的新建大学纷纷以柏林大学为榜样。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柏林大学的习明纳和研究所得到发展，大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师生人数和学校规模等得到了成倍的增加，与此同时技术学院取得与大学同等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外国高等教育史.贺国庆等著.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十一章189-218.

　　[2]德国教育史.[德]弗·鲍尔生著.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79-85，121，122-128.

　　[3]高等教育/徐辉著.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10 8-12（世界教育大系/顾明远主编）.

　　[4]德国教育之精神：无锡：华文祺、蔡文森、秦同培编译.原著：吉田熊次【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