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以来，国际社会接连不断地爆发着工人运动，很多国家与地区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爆发工人运动，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地域及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分布不均。中国作为当时东方较为落后的国家，仅仅依靠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却成功地爆发了令世界震惊的工人运动，并完成了较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其中所蕴含的道理非常值得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审视，具体探究包括中国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生及发展，并简要讨论十九大以来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与探索。
关键词：社会主义理论；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与探索
关于是否应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学界有长期的讨论，但不难发现，在理论方面，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为在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苏俄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尤其是中国革命事业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使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了典范。中国在相对落后的时期，并不具有如西方国家那般的社会发展水平，却成功产生了工人运动的萌芽，并以燎原之势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探索和研究。
一、早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原因与其发展情况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如同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代替封建社会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完全发挥，才有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1]。因此，不难推断，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西欧、北美地区爆发蔓延。但事实是，无论是法国1848年革命，还是巴黎公社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反而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苏俄、东亚、拉美地区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于中国来讲，当时的中国也正处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对弱小的阶段，若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说，中国是不满足产生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但笔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其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殊性，更有其必然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无产阶级革命更容易在落后国家或地区爆发
以苏俄十月革命为例，第一，从国内环境上来看，俄国面临的首先不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是要废除封建制度。[2]自亚历山大改革至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频繁地爆发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化运动，虽然尽数被残酷地镇压，但已对沙皇统治造成了强而有力的冲击，使封建统治根基受到了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抗封建制度的任务应由资产阶级通过民主革命完成，然而无论在俄国还是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无法完成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资产阶级要借助拥有武装力量和较为彻底的革命精神的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这就大大缩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的距离，使其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而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矛盾，人民与贵族统治者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落后的国家制度间的矛盾都在战争失利的状况下被放大，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预示著革命的爆发。第二，从大的国际背景来看，资本主义列强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俄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对外战争的失利，俄国已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3]缠斗于一战中的大国也无法顾及俄国的内部斗争，这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成功营造了较好的条件。第三，长期的斗争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走向成熟，列宁突破性和创造性地发展补充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十月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可见，从实践上来看，当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允许时，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落后国家或地区爆发。而从理论上讲，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东方社会，特别是像俄国、印度等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国家，可以不破坏传统的历史基础，“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而直接由村社公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4]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在现在的形势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即“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5]马克思在1882年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序中，阐述得更加明确：“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到达社会主义，这主要适用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存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氏族制或氏族制残余，或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可以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避免或减轻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痛苦，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到达社会主义，这主要适用于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可见，经济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因此，认为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观点，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综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当落后国家满足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外部条件时，落后国家便存在了爆发革命的必然性。并且，列宁与毛泽东的理论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拓展，而非尖锐地对立，俄国与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并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落后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的选择，而非人为的强加。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广泛存在的相关论断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国内与国际社会上有许多相关的评价，褒贬不一。总的来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成功的，它使中国摆脱了长达几千年的旧制度，摆脱了封建专制下压迫人民的统治，转变成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但在这些积极的结果之中，中国人民及领导者也产生了关于中国接下来该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该如何在新时期下适应新阶段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困惑，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论断，其中包括诸如“超阶段论”“早产论”“资本主义补课论”等论调。[6]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在其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社会上存在困惑与疑虑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接下来笔者将对当时社会上的几种主流论断作简要的成因分析，并以此来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大体情况。
所谓“阶段论”，其实是社会学中关于政治哲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社会事物的发展自有其特定的某一阶段，事物的发展遵循其自身的阶段性”，当时社会中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一直有很多人认为其发展是超越中国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是“超越历史客观阶段”的，是“早产”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革命，随之而来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带来极大的社会性问题。造成这种论断的原因不难得之，其实就是中国从封建社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经历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跳跃式”的发展在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当中，是不符合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因此造成了很多恐慌。如果要按照社会发展理论来论证这种论调，其本质理论内涵必然是要论证在苏俄不应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而然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应该如此这般过早地爆发，因此才能得出俄国的十月革命超越了历史阶段，进而得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超越了历史阶段，是不符合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但根据笔者之前的論述可以看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其特定的条件与历史背景的，并且在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距离大大缩减之时，我们有条件从封建残留的社会中跃迁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虽然“历时五阶段论”将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大阶段[7]，但这个理论其本质上是僵化的苏联体制在思想上的反映，是一种僵化的历史理论。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要按部就班地按照既定的五阶段论发展（譬如美国并未经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同理，不仅仅是俄国，包括中国也完全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此，所谓的“超阶段论”与“早产论”其实并不成立。
关于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其主要内容是中国解放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所以应当把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补上，即“中国在三大改造后又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8]，这种理论存在非常明显的误区。因为从历史理论上看，毛泽东其实并不坚决主张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消失，他清楚地看到私人资本主义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当私人资本主义在国家支柱产业之外，其对于巩固人民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及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也说，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管理模式、资金、经验、市场运作模式等先进理论是毛泽东、邓小平均予以认可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其本质上是某些人为了资本主义复辟而强行提出的论断，正如笔者前文所论，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诸多实例证实了，如果社会客观条件允许，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前刻意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有能力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二、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思考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完善程度越来越高，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新常态”的重大创新理论，在“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实现路径逐步清晰”[9]的要求下，中国现如今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急需更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因此，笔者将分为理论、实践两个方面来简要分析新常态、新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一）中国需要更加贴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正如笔者前文所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各自的独特性，正如中国从封建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一样，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发展，也一定是一个适应中国自身特殊国情的存在，不仅在旧时期如此，新时期也更需如此。现如今我们国家的非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差异明显，从目的上看，资本主义发展根本上是盈利，而我们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物质精神需求、实现共同富裕。从领域和规模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经济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甚至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我国的经济命脉由国有经济支撑，不为私人所控制。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要如此发展，其本质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先后经历了一些政策上的改进及经济发展上的新时期，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时代问题为导向，坚持“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坚持“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社会不断向前推进”。[10]的确，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当今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围绕如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从而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中国自身特殊国情的综合考虑，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相结合的产物，是紧贴中国自身特殊国情的制度建设。
（二）中国需要发展出具有自豪感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今的世界环境，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环境，而是一个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球村”，在这种世界大环境中，中国想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必须要与社会上不同政治制度相互比较，基于自身的民族特点与民族文化，发展出一套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独创思想的民族，也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民族。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理论思维根基，这就决定了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要坚持以“我”为主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是否成熟，一种基于民族独创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重要的标志就在于是否形成了以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和语言风格为主体和基础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其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具有我们民族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例如，“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自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基本方略”“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论著中大量引用中国经典，等等。
此外，习近平同志在行文和演说中，语言朴实，接地气；在国际舞台上，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有的重要标识。坚持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决不是主张封闭僵化、自言自语、唯我独尊，而是主张在吸收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话语的独立性，以及本民族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复制性，避免全盘西化。
（三）中国依然需要在实践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的理论来自于对伟大实践的总结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产生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依然必须要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1]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实践是创新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独特的伟大创造。在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中国理论，既是对中国思想理论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思想理论的贡献。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给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造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种创造在21世纪中延续，并为理论创新不断提供鲜活的素材。习近平同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尊重实践、深入生活、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进程，及时把握实践新变化，准确反映新时代的特点，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化的新特点，正确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客观依据和重要意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我们国家在未来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遵从的方法。
三、结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综合来看，世界上的各落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历史的选择，而并非人为的强加。且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的事实可以看出，若要正确认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相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相关论断，则必须要坚持客观公正与实事求是的方法，不可臆测。
新时期的中国，更加需要从历史出发，从自身出发，认识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发展自身特殊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
参考文献：
[1] 胡文建《社会主义过渡社会—关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步思考》[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2）
[2] 刘道福；檀雪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群关系的主要思想》[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
[3] 黄春梅《对社会主义“胜利的革命与受挫的建设”的思考》[D]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5
[4] 石弘；江盈《马克思晚年缘何提出跨越设想》[N]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4）
[5] 李建光《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永恒的探索——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思考》[J]《社會科学研究》2000（4）
[6] 张田水；邓武林《社会主义选择：决定性三论--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J]《真理的追求》1999（8）
[7]《百科》中将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大阶段，即著名的“历史五阶段论”。
[8]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R] 2017
[9]习近平《之江新语》[C]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0] 田昌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J]《世界历史》1984（1）
[11] 郝立新《如何把握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J]《甘肃社会科学》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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