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

　　摘 要：目前，城市社区党建工作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重点关注在社区党建过程中，应该促使社区成为“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首先界定了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定义；其次介绍了在社区党建过程中两种不同社会形式的利弊；再次介绍了社区党建中的到底应该选择哪种社会形式；最后简述自己从分析中得出的启示。

　　关键词：城市社区党建；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90多年的历程中，党的建设始终伴随其中。党的建设对于一个政党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长时间的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党建经验。但随着城市化过程中新兴的社区党建取代了原先的单位党建，基层党建内部也开始由“熟人社会”演变成“陌生人社会”，且在未来也许会面临更新的变化发展，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自身建设的新课题。

　　一、城市社区党建概况

　　城市社区党建是党建中的重要一环。坚持解放思想，不断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解决新问题，是加强城市社区党建的必经之路。搞好社区党建的关键在于发挥城市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而在党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联系党员、联系群众。事实上，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目前，社区党建是个“大党建”的概念，应该是社区内各类组织共图参与、共同推进的区域性党建工作。而参与的主体一定是社区群众。因此，社区群众的熟悉程度，了解程度也直接影响着党建工作的效果。但目前社区党员、群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生活的世界逐漸由以前的“熟人社会”及“半熟人社会”过渡到如今的“陌生人社会”。这种转变是顺应时代的变化发展，有利亦有弊，但对于在城市中是否要重建熟人社会，确实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传统的熟人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城市中随着胡同、街巷、院落的消失，城市中的风俗传统没有了，亲和的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同一社区内的居民也成为了“陌生人社会”，交往越来越少。

　　二、从“熟人社会”到“熟人社区”

　　“熟人社会”一词最早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出。目前，大多数学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的结合体，这一组织的特点主要是活动区域一般受地域限制，独自形成一个社会圈，与其他区域接触少。特别是在乡土社会，更是“终老是乡”。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天天生活在熟人的生活圈中，很少与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很多社会规范都被打上了宗法血缘关系的烙印，因为人际交往讲的是亲情、交情。这种人际关系对于社区建设而言，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对于当前是否应该在社区中发展“熟人社区”，在当前学术界有很多讨论。部分学者认为需要发展，也有学者提反对意见。

　　事实上，对于“熟人社会”或者范围缩小后的“熟人社区”，首先得有正确的认识。传统型的熟人社会与现代型的熟人社会很明显是不相同的两种形态。例如，很多学者认为传统型熟人社会实际上与人情社会有着很大的联系，也就是关系纽带复杂，在大部分人之中可能既有宗法血统分联系，或有宗教纽带，甚至存在经济依附。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熟人社会”的过度膨胀，是对中国法制的侵蚀，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摧残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熟人社会”的潜规则破坏社会和谐构建，激化社会矛盾，阻碍我国的法制化建设，妨碍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是部分学者不同意将现代城市社区重新构建为熟人社区的重要原因。

　　现代型熟人社区是与传统熟人社区有着很多联系与区别的一种新形态。很多学者纷纷提出了对这种新形态的见解。有学者认为目前在社区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社区之间越发冷漠，因此很多人认为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建立近邻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且中国社区居民具有建立在“乡土中国，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基础上的“远亲不如近邻”“人情社会”“守望相助”为主要内容的邻里文化的文化积淀。因此，建立新型熟人社区，既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型的熟人社区是完全不同与传统农村村落不同。这里的新型熟人社区是能够适应现代诉求的，能够规避传统旧身份社会完全以血缘或者单位为纽带的旧社会共同体结构形式的新型城市社会，是打破传统地缘、学缘等关系的新社会。在这里，新熟人社会有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最主要的特质表现为以职业和经济优势为标准建立的新身份社会，最终逐渐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新型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表明，“熟人社会”能够为人们制造社会归属感，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行为约束的社会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成本，这对于社区建设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就城市而言，胡同、院落、街巷、社区等生活单位，是社会资本的酿造基地，而社会资本（体现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资源）作为社会信任的基础，又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黏合剂”。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熟人社会”所酿造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成本。正是这种对新熟人社区的意义的探究，很多学者认为在城市中有必要重建熟人社会。

　　三、从“陌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区”

　　学界经常将关系社会与“熟人社会”看作差不多的概念，在这时 “陌生人社会”就成为了和关系社会、“熟人社会”相对的概念。根据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对“陌生人社会”的定义：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就定义而言，这里所说的陌生人社会其实就是简单的契约社会，对陌生人社会的设想其实是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信任依靠的是契约和制度，将原有的亲缘、血缘和地缘关系弱化甚至斩断，从而使人们能够更理性地去对待自己的权利，从而形成权利的意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世界也逐渐由以前的“熟人社会”及“半熟人社会”过渡到如今的“陌生人社会”。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区面貌的现状。但就中国社会的传统来看，建立陌生人社会并不一定是中国的最优选择。事实上，首先，从另一个角度去想陌生人之间也可能由于陌生人之间缺乏信任纽带，大家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可能放弃寻求制度规则的维护，动用各自的熟人关系与特权背景，这会导致法律规则被践踏，整个社会的交往成本增加，从而出现一些新问题。其次，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关系社会。粱漱溟就曾在将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进行对比后宣称，中国社会既不是社会本位，也不是个人本位，而是伦理本位，也即是熟人关系本位。因此想要抛却几千年的传统，使中国社会演变成陌生人社会，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至于在社区党建过程中应作如何选择，是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endprint

　　四、城市社区党建的选择及探析

　　城市社区党建应推进熟人社区建设还是陌生人社区建设，事实上很难一概而论。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有利有弊。对于社区的建设，尤其是社区党建而言，更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现代社会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每天都要和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直接、间接地打交道，因此社区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让居民维系传统的邻里关系，能够传承中国自古以来“尊亲睦邻”的场所，在社区建设中，应该保持这种和谐的社区关系，而不是陌生人集合的社区。对于建设陌生人社区的建议，其实也有其合理之处，陌生人时代的社会，将会产生一种崭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将会使人们不愿去信赖别人，而选择去信任程序、规则和制度；与之相对应，人们不再从情理社会角度重视社会交往，而是从法理社会角度重视人际交往。总之，对于社区党建建设的出发点应该是找到适合中国国情，满足居民需求的新型熟人社會。

　　第二，实事求是，促进社区发展。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社区党建本应该是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各类组织共同推进的区域性党建工作。针对目前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内单位未能形成合力，社区党建的整体推进力度不够，社区居民甚至是党员参与力度不够的现实情况，可通过建设新型熟人社区，将社区居民牢牢团结在一起，既有助于社区的团结，也有助于社区居民和谐相处。

　　最后，社区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除参与的主体人，还必须使法律、规则、程序以及制度等成为主导社区交往的主要行为依据。社区党建工作过程中应努力克服人情伦理对理性制度规则的消解，将国人从“求人”困境中拯救出来，实现社会制度和社会交往的理性化，同时也要保证社区党建的人情味，总之多方结合，最终建成成本低廉的法治社会。

　　总之，对于社区党建应该努力建设熟人社区还是陌生人社区，将会是社区党建过程中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实由中国自身的国情可知，理论上构建是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的新型熟人社区甚至是熟人社会的，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和积累真正适合中国的法治，形成真正属于中国的法治制度。在此之前，在社区党建开展中，也应该自觉地向建设新型熟人社区靠拢，发挥社区党建在基层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汤雅茹，朱爱.生态治理中“熟人社区”转型的必要性[J].时代金融，2017（9）.

　　[2]高瑞，李存祥.浅析构建熟人社区建设在社区管理模式的运用[J].赤子，2015（1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