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爽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公众的政治参与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其中，作为政治参与常见形式的传统政治参与形式的日渐式微以及具有主动性的非传统政治参与形式受到广泛青睐，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同时，政治信任与人际信任作为信任要素，日渐成为政治心理层面上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要素。基于此背景，笔者采用2010—2014年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中得到的中国大陆的数据，将问卷中请愿与抵制两个典型的非传统政治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将其中的信任因素，即政治信任与人际信任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政治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倾向越弱；人际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强。

　　关键词：政治信任；人际信任；非传统政治参与；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

　　一、导论

　　随着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数量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1]政治参与作为公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维护群体以及个人利益、实现政治监督和权力制衡的一种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当代西方政治学认为，任何有意影响公共事务或决策的政治行动，都可以被视为政治参与。因此，在当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框架下，政治参与不仅仅包括如投票、选举、助选等传统政治参与，也包括了非传统政治参与，如公开向媒体表达意见、向政府官员或议员投诉（上访或请愿）乃至抵制、示威、游行、占领等类型的政治行为。

　　对于当今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来说，公民的传统型政治参与受到参与的主动性缺乏、政府回应性不足以及政治参与范围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参与数量较少，但是公民为了维护群体以及自己的利益，就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进行政治参与，于是非传统政治参与由于其具有的主动性和多样性，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看出，基于政治心理层面，分析这些选择非传统政治参与形式进行政治参与的人的信任要素，对于理解目前中国社会中公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概念，将上访或请愿、抵制等行为作为常见的非传统政治参与形式，从公民政治心理角度分析其对中国大陆公众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非傳统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近代的政治概念，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就是普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与传统政治参与，例如投票和选举不同的是，请愿和抵制等非传统政治参与更具有主动性，更能够真实的表达公民的政治态度。

　　近年来，国内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日渐增多，国内外的学者在研究非传统政治参与时，多关注于群体性或对抗性的集体行动事件的发生以及经验的总结等。[2]相关研究既关注农村的政治参与[3]，也关注传统的政治参与，例如选举、投票等[4]，和非传统政治参与，例如请愿和上访等[5]，其中，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由于非传统政治参与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密切相关，学者越来越关注非传统政治参与以及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作用。

　　笔者本文选择了比较常见的请愿和抵制两种作为因变量。

　　（二）政治信任

　　近年来，政治信任越来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原因在于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从而体现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政治信任也是政府决策有效性的基础，政治信任如果过低，那就意味着目前的政府行为出现了问题，丧失了民众的支持也就说明当前的政治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这样的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决策时就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并会付出更大的成本。

　　对于政治信任，“它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现象，是发生在政治活中的各种信任关系的总称”[6]，广义上讲，它包括对政治体制、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等在内的政治客体的一套积极的态度和弥散性的支持[7]，狭义讲，其是指以对政府信任为核心的信任。[8]目前围绕着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任的起源、评估以及测定方面。[9]

　　由于调查问卷中包括了对于较多类型的组织和机构信任测量的问题，基于研究假设以及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府结构的考虑，选用了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关系较为密切的以下几个政府机构信任变量作为政治信任的测量工具：对警察的信任、对行政部门的信任、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对政党和法院的信任。[10]

　　（三）人际信任

　　社会心理学家韦伯将人际信任分为两类：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特殊信任的对象只包括有血缘或裙带关系的人，普遍信任的对象则扩展至相同信仰的所有人。公民之间的人际信任具有认知和情感的维度，在认知维度上来说，信任是个人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和观察来评估某人或者某个群体、组织是否值得信任的认知，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从情感维度上来说，信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个体可能会受到他人语言和行为的影响，并在情绪上表现出愿意还是不愿意信任的差异。人际信任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前人信任研究中，主要从信任来源、量表以及评估上面[11]。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普遍信任水平较低，原因在于只有与中国家族主义观念的盛行，中国人的信任通常属于有着血缘关系或纽带关系的特殊信任而非对大多数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12]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高特殊信任，低普遍信任的社会。至于信任的来源方面，有学者认为普遍信任是孕育于国家社会的文化之中的，于是中国的低普遍信任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的。[13]

　　由于在问卷中，关于朋友和家人的信任，即特殊信任，在数据分析时发现存在很少的观察值，同时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高特殊信任，低普遍信任的国家，来分析普遍信任对于分析其对中国公众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于是将大多数人的可信程度，即普遍信任作为衡量人际信任的重要变量。endprint

　　（四）数据来源

　　该数據由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2012—2013 年负责搜集，样本为居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除外）的年龄在18—75 周岁的公民，样本容量为2300。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问卷中请愿与抵制两个典型的非传统政治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将其中的信任因素，即政治信任与人际信任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来分析相关关系进一步理解目前中国社会中公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三、研究假设

　　（一）研究假设1：政治越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低

　　基于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府结构的考虑，我们可以发现政治信任作为衡量我国政府合法性的核心，其对政府决策以及执行发挥重要的作用。于是笔者选用了问卷中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关系较为密切的以下几个政府机构信任变量作为政治信任的测量工具：对警察的信任、对行政部门的信任、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对政党和法院的信任。可以做出假设，政治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低。

　　自变量1：政治信任

　　因变量：非传统政治参与

　　控制变量：人际信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公众的政治兴趣

　　（二）研究假设2：人际越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高

　　在家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14]，中国的普遍信任程度相对于西方国家较低，但普遍信任对于分析近年来中国公众非传统政治参与行为变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在本文，笔者将“你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作为“普遍信任”。在第一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出假设，将 “普遍信任”作为新的变量——人际信任。即在控制政治信任的情况下，人际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倾向越高。也就是说一个人对社会上普遍大多数的人越信任，他可能会更愿意去参加请愿或抵制等非传统的政治参与活动来维护自己或者是群体的利益。

　　自变量2：人际信任

　　因变量：非传统政治参与

　　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公众的政治兴趣

　　四、验证方法、操作化及变量处理

　　（一）因变量：非传统政治参与

　　如图1，问题“Now Id like you to look at this card. Im going to read out some forms of political action that people can take， and Id like you to tell me， for each one， whether you have done any of these things， whether you might do it or would never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do it”，是指在以下的几个行为，调查被访者对于抵制或者请愿等行为参与的情况。“1”代表“做过”、“2”代表“可能会做”、“3”代表“将不会做”。笔者在这里将图1中的两个问题合并成为一个变量，在处理过缺失值后改为0到1的变量，但我发现因变量在处理过后仍然是离散型的变量，并不是连续性的变量，在这里要多进行注意。

　　（二）自变量1：政治信任

　　如图2，题“I am going to name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For each one， could you tell me how much confidence you have in them： is it a great deal of confidence， quite a lot of confidence， not very much confidence or none at all？”是指在这几个组织中，被访者对其的信任程度，包括“政府，法院，警察等等”，其中从1到10表示越来越不信任。笔者在这里将对警察的信任、对行政部门的信任、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对政党和法院的信任合并为政治信任。出于数据分析时方便，将方向有所调整，并将变量改为从0到1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越信任。

　　（三）自变量2：人际信任

　　如图3，笔者将此问题：对大多数人的信任作为衡量普遍信任的标准，并将其作为新的变量，即人际信任。“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需要小心谨慎的？”中“1”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2”表示需要小心对待，笔者在数据处理时将其变成0到1的连续变量，“0”表示需要小心对待，“1”表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即随着数值越大，人际信任度越高。笔者接下来会进一步分析其对中国公众的非传统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四）控制变量

　　笔者将在查找文献时发现的在以往的研究中的一些可以影响到本次研究因变量，即非传统政治参与的一些因素，如问卷中出现的性别“Male or Female”、年龄“age”、受教育程度“the highest educational level that you have attained”、收入水平“the lowest income group or the highest group”和公众的政治兴趣“political interest”等作为本次研究的控制变量。也就是说在同一性别，同一年龄段，在受教育程度差不多，收入水平同等并具有相同政治兴趣的人群中，分析政治信任和人际信任对这些公众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影响，以保证数据分析后反映的变量相关关系的科学性。

　　五、数据处理与分析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此次提出了两个假设：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政治兴趣之后，政治越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低；人际越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高。在验证这两个假设之前，我在对因变量（非传统政治参与），自变量（政治信任、人际信任）进行了缺失值处理以及改变方向的基础上，对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政治兴趣）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同样包括对所有变量endprint

　　去掉缺失值，改变方向并改成0到1的变量，以及将部分數据生成了新的变量等等操作，值得说明的是，在对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以及年龄两个变量进行处理时，我采用的是将年龄进行分组，分为六组，即第1组“13-24”第2组“25-34”第3组“35-44”第4组“45-54”第5组“55-64”第6组“65+”，因此，年龄组这个控制变量变成了1-6的连续变量，随着数值的增大，表明年龄越大。对于受教育程度，按照其受教育的年限进行分组，并按照其中间值进行分组，分为3年，6年，7.5年，10.5年，12年，14年，16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受教育年限作为一个3到16的连续变量，随着数值越大，代表受教育程度越高。

　　接下来，在对变量进行了必要处理之后，在控制变量得到控制之后，我将政治信任、人际信任同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为y=kx+b。其中我们可以知道当b>0时，k>0，y随着k的增大而增大；b>0，k<0，y随着k的增大而减小，在此次研究中，y为“非传统政治参与”，x1为“政治信任”、x2为“人际信任”。如图4，constant值即为b值，政治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性系数k为-0.0576***，这就表明在同一性别，同一年龄段，在受教育程度差不多，收入水平同等并具有相同政治兴趣的人群中，政治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就越低；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性系数k为0.0123**，表明人际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高。*越多，表明此相关性越显著。

　　为了验证我所分析的数据的正确性，我采用了散点图来验证我所调查的国家——中国大陆是否符合大致规律，如图5和6，在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点的大致分布看出，呈现出一个平缓上升的态势，也就是说，政治信任和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关系是处于一个平缓的正相关的关系，即政治信任度越高的人可能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倾向越高，那这和我所提出的假设并不一致，我们仔细可以看出，中国并不在那条我们虚拟出来的线上，同时又由于这个趋势不是上升的很明显，加之我们对于中国政治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关系不能仅仅就这样通过一张图来简单的描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验证我们的假设1：政治越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低。

　　同理，为了验证该结论的正确性，我又做了一个关于人际信任和非传统政治参与的世界各个国家的散点图，如图6，我们发现整个趋势处于显著上升趋势，再看中国，虽然并不在大致趋势上，但是相对于部分国家已经很高，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中国作为一个家族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其普遍信任是相比其他西方国家要低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不在大致的线上也可以解释。

　　六、结论与发现

　　非传统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意见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可能会在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基于前文的数据分析和处理，基本可以验证我的假设，即在中国大陆，在同一性别，同一年龄段，在受教育程度差不多，收入水平同等并具有相同政治兴趣的人群中，政治越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低。人际信任度越高，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越高。但其中我在对中国人际信任进行分析时，发现普遍信任在对中国公众非传统政治参与影响上较原有研究有所提升，说明目前中国的传统的家族观念以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较之前有所淡弱，这正反映出传统乡土中国观念的逐渐破裂，以及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和开放。同时随着数据的不断更新，对于普遍信任对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继续追踪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当然，我的研究也可能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对理论的运用会产生解释现象落后于理论的发展的问题或者是对模型的运用等等方面，但笔者在前人研究之下对新得到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具有可操作以及可复制性，有一定的意义，为后来进一步从时间维度或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关于普遍信任对于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影响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些经验支持，也为后续笔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同时如果想要在现实情况下分析，也需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笔者这里的分析只希望在统计数据层面对行为原因分析提供一些借鉴。

　　注释：

　　[1]房宁.中国政治参与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2]焦长权.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基于鄂中G 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开放时代.2010.6.

　　[3]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社会学研究.2003.3.

　　[4]罗爱武.公民自愿主义、社会资本与村民投票参与——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1.7.

　　[5]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学海.2005.3.

　　[6]周治伟.政治信任研究——兼论当代政府公信力.中共中央党校.2007

　　[7]Miller. Are Surveys on Trust Trustworth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74.

　　[8]胡荣.社会资本、政府绩效禹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1.

　　[9]Mishler Rose.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1.

　　[10]王思琦.政治参与、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公共行政评论.2013.02.

　　[11]王思琦.政治参与、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公共行政评论.2013.02.

　　[1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13]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社会.2006.6.

　　[1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参考文献：

　　[1]Miller. Are Surveys on Trust Trustworth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74.

　　[2]Mishler Rose.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1.

　　[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4]房宁.中国政治参与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5]焦长权.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基于鄂中G 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开放时代.2010.6.

　　[6]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社会学研究.2003.3.

　　[7]罗爱武.公民自愿主义、社会资本与村民投票参与——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1.7.

　　[8]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学海.2005.3.

　　[9]周治伟.政治信任研究——兼论当代政府公信力.中共中央党校.2007.

　　[10]胡荣.社会资本、政府绩效禹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究.2011.1.

　　[11]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社会.2006.6.

　　[12]肖唐镖.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河海大学学报.2015.4.

　　[13]王思琦.政治参与、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公共行政评论.2013.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