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高校学生社团历史悠久，在社会中成为一支卓越力量，但对于学生社团管理却有分歧，思政教育工作者认为我国高校学生社团管理薄弱，自主性过强。而社会组织研究者却认为学生社团行政化问题严重，丧失了青年人应有的活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一个测量学生社团行政化程度的量表，本研究即围绕着高校学生社团是否行政化为主题设计了该量表。
研究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以内、外部行政化程度作為一级指标，以外部控制，外部依赖、组织人事、组织资源、组织运行作为二级指标，构成了含有有31个问题的量表。同时通过在H大学91个社团全样本的问卷发放，完成了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研究发现，学生社团行政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外部依赖和外部控制中，内部行政化程度不明显，整体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化现象。
关键词：学生社团；行政化；量表
一、研究背景
学生社团作为一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中国高校学生组织，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就展现出了其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先进性。在改革开放后，自主性的学生组织再一次蓬勃发展起来。据共青团中央统计，我国高校目前拥有大学生社团三万多个，平均每个高校有20个以上的社团，加入到社团或者参与社团活动的学生人数占在校学生人数85%以上。这些学生社团组织在校内为同学提供着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在社会上表现出了强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参与社会活动。表现出了这一社会组织强大的社会功能作用。
同时，学生社团也面临着社会组织同样面临的管理问题，从思政教育目的和高校管理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给予学生自主权力过大，造成了学生社团“量大”、“质差”的局面。高校行政机关，尤其是团委组织应该加强对于学生社团进行有效管控（刘宇昊，2012）。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高校自治管理长期忽略学生组织功能和价值，高校内部治理急需引入学生自治（王怀永、杨扬，2015）。学生社团行政化过于严重，已经丧失了自治性，成为团委机构的执行部门，承担了过多的行政功能和任务，不利于学生组织发展（肖振南，2016）。问题的基础便是目前学生社团行政化的程度如何。这将会决定学生社团的管理方式和功能发挥。
就目前来看，关于对学生社团的行政化程度测量上，并没有成熟的量表可以采用，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测量学生社团行政化程度的量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二、指标来源
在高校的管理上看，诸多学者将行政化归纳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是外部部门对高校的管理和控制，内部行政化是学校内部对老师学生，教学科研等管理的行政化。（杨德广，2010；马健生，孙珂，2011）同样，在学生社团的行政化上，也可以将其归纳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大部分，这一划分方式也被诸多学者所使用。（吴月，2013）
从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来看，社会组织行政化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表现在社会组织过分依赖于政府，与政府形成了过度的“交融”现象；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过多，很大限额的控制着社会组织的一些行为（赖志凌，2005）。正因为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和社会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依赖，导致了社会组织中的包括运行方式、人事以及资源各个方面都向政府靠拢，完全依附于政府的行政体系，从而使得社会组织中充满浓厚的行政味道，完全丧失了社会组织自身应有的独立自主性。从学生社团和学校部门的关系上，同样表现有控制和依赖的两种特性，一是学校部门对学生社团的控制，二是学生社团对学校部门的依赖。
在行政化的进一步细分上，诸多学者认为，行政化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在生产方式、监督管理、资金筹集、人事编制和内部治理等方面的行政化。生产方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的产生来源，主要有社会选择和政府选择两种路径。类似的，在学生社团上，也有自发成立（学生选择）和行政导向成立（学校选择）两种路径；监督管理主要是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监督，包括在方针、政策方面对社会组织给予指导，对申请成立的社会组织进行资格审查，对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进行日常管理，负责协调同一业务领域内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类似的，在学生社团上，指导老师和行政管理部门也对其资格审查、日常管理、关系协调等等方面起到了管理和监督作用；资金筹集上，社会组织对政府财政补贴和拨款的依赖过高，学生社团对学校经费的依赖程度也类似的反映了其行政化程度；在人事编制上，大量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都是由原政府官员转变而来，从政府来看是政治控制，从社会组织来看是和权力资源的挂钩，在学生社团中，一般没有学生干部转变的说法，但是同样其社团管理者的选择也会受到了诸多行政部门，主管老师的影响；内部治理上，一方面是决策权力的让渡，一方面是内部组织的官僚化，这些也都在学生社团的行政化中有所体现。
从学生组织来看，学生组织行政化表现为学生组织官僚化、活动管理行政化。具体来看，外部控制作用明显，学生组织的管理者受到团委老师干预，活动管理上，活动类型，活动事先的审批、场地申请、活动之后的总结、汇报、评比，都被行政部门牢牢控制；内部官僚化上，学生组织多形成了严密的工作制度和人事制度，活动的来源也受到了很多限制。（肖振南，2016）
综合来看，本文将行政化程度指标分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大方面，在外部行政化中，又具体包括学校对学生社团的控制和学生社团对学校的依赖两个角度，在内部行政化上，主要是在组织人事、活动来源和内部结构三个研究角度。如此，将学生社团行政化细化为两项一级指标，三项二级指标以及十四项三级指标，如表1所示：
三、预试问卷设计和发放
在三级指标基础上，设计了本量表，如表2，分别为人事任命（H1，H2，H3），活动管理（H4，H9，H10，H15），财务监管审核（H5，H6，H7）， 考核评比（H11，H12）， 社团资金中学校支持资金比例（H13）， 社团评比重要性（H14，H19，H20）， 活动场地及用品（H16，H17）， 社团组织遇到困难时的求助对象（H18）， 社团组织的组建背景（H27）， 社团组织成员选拔途径（H26，H29，H31）， 组织经费管理权（H30）， 社团组织的活动来源（H21，H8）， 社团内部结构（H22，H23，H28）， 社团工作制度（H24，H25）。预试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某高校全部91个社团中随机抽取44个进行预试。
四、预试问卷项目分析
在进行了预试问卷的发放和实测之后，需要进行项目分析，为进一步的正式问卷的编制提供基础。项目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剔除个别的无关提项，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是临界比率（Critical Ratio），一种是同质性检验。通过此删除无关题项，形成问卷量表。
五、正式问卷发放与回收
正式问卷调查，采用了全样本调查的方法，对该高校的全部91个社团发放问卷。
（一）结构效度的检验
在通过了项目分析的基础上，需要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在效度上，使用因素分析进行结构效度的测量。对样本进行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如表3所示，KMO系数达到0.658，检验值达到0.000的显著水平，表明题项变量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二）信度检验
在通过了第一步内容效度和第二步结构效度的检验之后，进行信度检验，进一步了解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主要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如表4所示，信度测量Cronbachs Alpha大于0.8具有较好的信度，折半信度均大于0.6可以接受，且整体量表信度值大于折半信度，表明量表信度测量结果较好，通过检验，说明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可以得到保证。
六、结论
研究主要构建了学生社团行政化程度的量表，并对样本进行了发放和调查。通过样本的数据来看，学生社团的行政化程度均值为2.04，偏度统计值为-0.563，处于左偏态势，即学生社团确实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化现象。这一问题，可以从进一步的三个一级指标来进一步分析。
（一）外部控制
从外部控制来看，均值为2.03，偏度统计值为-0.66，行政化程度处于明显的左偏。即在行政化中，外部控制下的行政化程度比较高，具体来看，主要是活动开展上的控制，一方面是指导老师将会指导和控制社团活动的开展，一方面活动结束之后还需要上报总结材料。同时在经费上加以控制，多数社团提出其经费使用和来源都需要得到学校的审核和认可。在社团考核中，学校采用对活动考核和负责人考核的两种形式形成了对社团的外部控制。而在人事安排上，往往并没有太多行政化的控制手段。
（二）外部依赖
从外部依赖来看，均值为2.24，偏度统计值为-0.472，行政化程度为左偏，即外部依赖下的行政化程度较高。从细项来看，近半数的社团并不主要依赖学校的经费资源，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社团（34个）的经费主要依靠学校投入；社团对于学校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对社团奖项评比的重视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奖项将和来年社团的活动资源、话语权等诸多利益有密切关联；同时社团主要依赖学校的场地提供，而活动用品并不主要依赖学校。
（三）内部行政化
从内部行政化来看，均值为1.85，偏度统计值为-0.286，行政化程度为右偏，即内部行政化虽然得分较低，即大部分社团的内部还是自主性较高，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社团内部行政化程度比较高。内部行政化主要在于组织的官僚化，绝大部分社团都下设部门并且具有完整的组织框架，其内部分工也很明确，同时，在日常管理运行上，也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从成立原因来看，75个社团都是学生自发成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社团的内部行政化程度。从活动来看，有一半的社团（47个）承接了学校的活动任务，学校在分配任务上并没有明显的摊派表现。
（四）总结
学生社团的行政化程度测量，不仅仅在于考量学生社团的管理问题和功能实现的问题，在更大的层面上，也是在“国家-社会”视角下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现状。对于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上，目前政府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空间大小，社会组织自主性强弱，是否存在行政化问题（吴月，2014），以及购买服务的利弊（吕纳、张佩国，2012）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分歧和讨论。关于学生社团行政化程度的测量结果，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社会组织在国家下的行政化程度，为对其的管理方式，运行方式都起到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刘宇昊.治理视角下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J].江苏高教，2012（2）：138-139.
[2]王怀勇，杨扬.学生组织参与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反思与重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5）：54-58.
[3]肖振南.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行政化：现象、问题与对策[J].江苏高教，2016，01：111-114.
[4]楊德广.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lO，（9）：19—24.
[5]马健生，孙珂.高校行政化的资源依赖病理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0—46.
[6]吴月.社团组织行政化：程度测量、本源探究与治理逻辑[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5）：6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