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科书；审定制度；综述
教科书的审定从本质上说是“知识准入”的具体演绎。教科书为什么审？谁在审？审什么？又为谁审？如何审？审得怎样？ 一系列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依托完善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规范运行。对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能丰富教材和课程的管理理论，对课程和教材建设起着理论指导作用，从而为我国现行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教科书审定制度研究概述
目前，对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并没有专门的著作，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献资料中。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建立在时间跨度上比较长，从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设立初始，到民国时期的历史延续，再到建国至今的演变回复，纵向的脉理鲜有人梳理，但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研究或多或少含括了这一问题的阐释。总的来说，清末时期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比民国时期要丰富的多，但缺乏纵深的历史反思；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较多，但解放区和日伪区的教科书审定研究甚少；建国后对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视角多取于微观层面具体程序的检修和国际比较研究，对制度整体性构建的研究不多。统整而言，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资料多反映在以下学术著作、资料汇编、教科书法令法规、论文期刊等方面。
二、教科书审定制度研究成果
（一）著作研究情况
关晓红在《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专门章节介绍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如教科书的编纂与审定工作等；王建军在《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也对此段历史时期的教科书审定工作有比较详细的总结，其研究成果在现有的研究资料中是比较齐备的。但作者将研究下限止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抛却了20至40年代的教科书史料，而这些史料恰是量上最为丰富，质上极有时代特色、在教科书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叶健馨的《抗战前中国中等教育之研究：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专用一个标题“教科用书的编订”，大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编辑和审查教科用书的经过。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专列一章，纲要性地论述了清末、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编审情况。熊明安的《中华民国教育史》的著作中有关于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教科书审定工作的简介。2003年课程教材研究所编写的《教材制度沿革篇》（上、下篇）对建国后我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发展、规范、完善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间也收录了一些国外教科书审定制度的比较研究成果。
（二）资料汇编的相关研究情况
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中也收集了对教科书审定方面的史料。如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舒新城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璩鑫圭、童富勇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董宝良的《中国教育史纲》、朱有瓛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大出版社），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等，收录了各历史时期教育宗旨、课程标准、学制建设的变迁，可以从以上文献资料中查找有关教科书审定标准、审定程序、审定要求等原始文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资料汇编中，最典型的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的两次教育年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由开明书店出版于1934年，在其戊编《教育杂录》中，专立一节《教科书之发刊概况》，有些教科书刊本就属于审定范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里有关教科书审定的资料就比较零星，收录有一些中小学教科用书的编辑及审查数据。此外，汪祥庆编《中等学校各科教学用书调查报告》、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50年代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补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等教科书原始史料中也有关教科书审定的情况介绍。
（三）法令法规资料情况
这类资料散见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各种官报、杂志及期刊。比如《学部官报》（1906.8-1911），作为学部编辑发行的我国早期的教育行政公报，它收录了有关的谕旨、章奏、文牍及译著。学部有关教科书的文牍法令，各省报告有关学堂课本的电文，尤其是学部对教科书的审定和批示，这些极具价值的资料都收录于其中。建国后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教科书审定的文件、制度和规范，如1986年颁布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1996年颁布的修正的《工作章程》和2001年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新行管理办法》等，这都对特定时期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文本资料。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教育杂志》可查找发现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实施规范。
（四）期刊论文研究情况
在学术论文方面，有关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对象更加细致丰富，如《清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史略》（王宏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略论清末部编教科书及对教科书的审定》（吴洪成，《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晚清教科书编辑述论》（里明，《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等，从历史背景、具体操作和审定评述等方面为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人民大学白文刚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有部分章节介绍了清末教育改革中教科书的审定情况。而贺金林的《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体制的沿革》、杨禾丰的《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制度与出版》也对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审定和选用做了相关研究。建国以来，我国在1986年开始正式确定教科书的审定制度，此后关于对制度的完備性反思不乏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国际比较和实践层面的视野提出了教科书审定中存在的不足和对策。endprint
除以上资料之外，许多近代文化名人、学者如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及主持、参与教育工作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他们中有的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工作，在其文集中多有论述教科书审定的文字，因此近代许多学者的文集日记都是难得的教科书审定制度研究的资料。
三、结束语
一个国家基础教育的教科书审定制度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基础教育的质量与效率。事实上，影响和制约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因素有很多。宏观而言，它与当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紧密联系，使得其必然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微观而言，教科书审定制度亦随学制、课程标准的修改而变更。总之，教科书审定制度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而它也正在批判和反思中走向成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对我国历史上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度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挖掘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度的成功经验，进而检索出我国现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种种弊端，以更好的服务于当今新课程改革的新形势，努力建立适合我国政治、教育、经济和文化等全面要求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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