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桃红

　　摘 要：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受战争影响北大、清华和南开被迫南迁，三所大学各具特色的历史、传统和风格，三校联合后，西南联大汇聚了北大、清华、南开的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在战乱不止、政治不靖的年代，纵然疲惫，但大师巨匠们仍满怀希望，一路挣扎着，不忘追求自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使西南联大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关键词：西南联大；战争；大师；学术

　　北大素来以兼容并包的风气著称，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知名大学合一而成的西南联大，能人多，事情多，三个大学的事物堆在一起岂能用“复杂”一词概况得了，因此西南联大更加要求相互包容和平相处。首先表现在三个学校的领导和气地解决谁来当校长＼谁来当系主任等职务问题，其次是要让联大有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学风。

　　一、学校领导职务分工

　　关于校长的推选，很明显得到了较为妥当的解决。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这三所学校的校长都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从长沙临时大学起，清华在老师和学生人数都占了将近一半，因此清华的烙印比较深些。临大校务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联系人杨振声共四位常务委员主持，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领导工作却是落在梅贻琦身上。然而他们都得到了其他师生的尊重，都是令人敬仰的学校领导。后来的西南联大亦是如此，梅贻琦是实际上的领导人，主持联大常务委员会，他审慎而明智地给三校接触的教授委以学校高层管理职务，基本上是三校均衡。常委会由三校校长组成，下设教务处、训导处和总务处。“教务处最初来自北大（樊际昌），而后出自清华（梅贻琦和潘光旦）。训导长查良钊与南开颇有渊源。第一人总务长是清华的秘书长沈履。”[1]109在学院一级的设置也尽力遵守了均衡原则。文学院院长是清华的冯友兰、法商学院院长先是南开的陈序经、后是北大的周炳琳。师范学院院长是南开的黄子坚。当然，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理学院两任院长吴有训、叶企孙都是清华人，那是因为清华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师资均超过北大和南开。

　　二、学术自由氛围

　　1.对内兼容并包

　　西南联大比西北联大坚持的时间长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能在三校各具特色的历史、传统和风格等条件下，秉着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融合了“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3]。将北大的开放、清华的严格、南开的活泼融为一体。尽管三所学校创办时间不一样，发展步伐也不一致，但几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优势互补，重合之处也是相互强化，志同道合、彼此尊敬。在战争背景下，三校师生基本上是呈现共性增强、差异减弱的良好局面。因此，西南联大的学风特别好，教与学都相当自由。

　　比如历史系。西南联大的历史系汇集了三校名师，课程不仅名目繁多，而且涵盖不同区域不同时代，比战前任何一所学校都全面。同一门课程可以有几个大师同时开授，比如，“由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布在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讲授中国通史。”[1]125不同的风格、思想和教学方式形成思想撞击，但这不但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还能彼此尊重，形成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不是突然产生的，也不是联大特有的现象。时至今日，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兼容并蓄的影子。这样的氛围，学生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教师的差异性更能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可以接触更多的思想与理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性的学习。

　　2.对外据理力争

　　联大内部维持学术自由的风气相当浓郁，同时在受到外部施压的情况下，联大争取学术自由的立场也是相当坚定。“联大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如梅贻琦所明确阐述的：通才教育比专才教育更重要。”朱自清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4]潘光旦指出，即使是工学院也应该实行通才教育，以便他们将来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不是只有一艺之专的匠人[5]。

　　联大通才教育的主张是与当时教育部疏离通才教育而偏向职业化的政策相左的。联大对战时教育部为了经世致用而牺牲人文学科的功利主义做法相当抗拒。当教育部于1938-1939年极力推行新规定和课程表时，他们为了争取在执行时有回旋余地，不断和教育部讨价还价。“为使课程进一步中国化、标准化，教育部计划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为协助实施这一计划，教育部要求教授提交课程纲要，联大教师认为这是对学术独立的进一步侵犯，要么象征性地告诉对方已收到通知，要么敷衍了事。”[1]102毫无疑问，这种干预学术自由的官僚行径在联大饱受谴责。

　　3.学术自由

　　联大保持學术自由的举动难能可贵，世人皆向往这样的学习氛围。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史的第一堂课上就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6]这是对自己要求有多高的学者。令人肃然起敬！可以说，现在学术界中无人能及！当然这对学生的自觉学习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但是接受这种大师级的教诲，学习的欲望是不会停止的。尤其是在亲自体验过后不得不承认，北大清华的学习氛围确实要浓厚很多，那里的学生比其他普通的高校的大部分学生确实更自觉更爱学习也更上进。陈寅恪的才华久负盛名，学识渊博、视野广阔，颇有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遗风。

　　战争年代，联大在云南的处境不可能好，这并不只是物质上的不便，还有与周遭环境的迥异。“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高校，和中国西南内陆差不多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会欣赏美国电影、法国诗歌和德国的形而上学，却不能与五六英里之外的村民谈论农事。”[1]73作者在此并非贬低联大周围农民的文化程度，而是为鹤立鸡群的联大教授们表面高贵，实则凄凉而悲鸣。

　　然而乱世出英雄，乱世更出才子。大凡在动荡的年代，国家不幸诗家幸，人才辈出，灿若繁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三国两晋如此，民国亦如此，涌现了这么多骄人的文人、思想家、学者。西南联大在办学的将近9年的时间里，先后约有8000名学生在西南联大学习，最终毕业的学生约3800人[2]2，成为当时毕业生最多的高等学府。而且各个毕业生都是学有所成，有的甚至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比如杨振宁，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4.学术成就

　　个人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当钦佩：在战乱不止、政治不靖的年代，纵然疲惫，但仍满怀希望，一路挣扎着，不忘追求自由，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未来。毫无疑问，生活在这样混乱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加高大。他们不但学识过人，而且都满腔爱国热情。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在思想意思上是世界主义者，但在政治上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尽管没血洒战场，但为保护中华文化到处奔波所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值得歌颂。

　　更令人佩服的就是他们的学术成就。联大的大师们确实学识渊博、学贯中西，而且学有所成，才能都得到了发挥。他们躲不开滚滚历史潮流，但是在一个缺乏安全、衣食堪忧的年代里，竟然能做到笔耕不辍，书写出一部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为学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和对学术的坚持，他们的人生显得异常圆满。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参考文献：

　　[1]〔美〕易社强 著/饶佳荣 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