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宽

　　摘 要：包拯是北宋时期家喻户晓的“清官”，也一直深受着人民的歌颂，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包拯的忠君爱国、刚正不阿、不畏权贵、铁面无私、公正执法、自奉清正的问责思想深刻感染着中华历代以来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切实落实包拯的问责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也为今天反腐倡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包拯；问责思想；公正；正直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这句歌词可能是我们最早听到过关于包拯的描述，歌词深刻的给我们描述了包拯的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包拯（999一1062年），北宋庐州合肥人，字希仁，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他在仁宗皇帝时期，做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使等地方官，也担任过谏议大夫、监察御史、御史中垂直至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中央重要官职。包拯是维护封建法制的著名的“清官”，他“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从北宋时期到今天，包拯的“清廉严毅，不畏权贵”的高风亮节的精神依然受到人们的尊敬与赞誉

　　而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包拯的这种清廉之风更需在广袤大地上吹起号角，向着“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法制化社会交出完美的答卷。随着我国公共行政逐步走上法制化建设轨道和面临的责任政府建设的艰巨任务，行政问责的重要作用会愈加突出。同时，随着社会进步和公众参与社会事务要求的提高，我国行政部门正面临着逐渐增加的来自于公众的监督和问责压力。

　　一、不问苍天问人民——民本思想

　　北宋建朝以来，统治者秉持的是 “恩施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有余 ”这种苛捐杂税的高压执行，这与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得政权，而不是经过农民起义，推翻旧朝建立新朝，对农民的力量认识不足有着很大联系。正是由于受制于统治者的压制，使得老百姓感觉到新旧朝代的更替也并非没有给他们带来所谓的民主以及生活上的减压，反而是更加严重的压迫。社会上充满着怨声载道，哀鸿遍野，在这种高压下，王小波、李順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揭竿而起。到了北宋中期，皇室领导者更加昏庸无能，任由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老百姓在这种剥削下苟且偷生。作为一个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政治家，民本主义是包拯吏治思想的基础，以德治吏、以法治吏是他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这是包拯对宋仁宗谏言时候说的一句话，显然，他把安民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因为民是赋税之源，维持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国家保持稳定发展的所在，也是国家解决安全稳定的首要任务。这也较孟子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唐太宗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看法更要具体道出人民的重要性所在。而在当时官官相护、欺压百姓来牟取暴利以图自己生活的荣华富贵的旧社会中，包拯体现出了如此大的爱民情怀真的是很少见到的，这也很好的为后来者在体恤民情，为民请命的“清官”提供了可参考的价值，也为后者所歌颂。

　　包拯在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恤民”措施。例如在《包孝肃公奏议》中，我们可以见到大量的这类记录。其中，主要有：请求朝廷允许百姓开垦荒地、薄敛赋税、减少徭役、赈灾救荒、改革茶盐法制以及严惩贪官赃吏等等。这些“恤民措施”更大化的放大了他对人民的深深情感，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发展的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来实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穷有所救，病有所医”的大和谐景象。包拯还指出：“救灾恤患，国之常也。若忽而不顾，浸成大患，得不为朝廷之深忧乎？”，这也恰恰看出了包拯认为国家在人民受灾受难时应大力救助人民，使得他们早日脱离困难，如若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置之不理，这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民的不满意，起义之心可能就由这产生了，而这也恰恰是国家所应当所考虑到的。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世纪，在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我们重温在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包拯的民本思想时，应时刻怀揣着对包拯的民本思想的敬仰，思考包拯的民本思想中所蕴含的巨大深刻意义，高举“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本思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真切切的让人民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爱”，而且这种爱是“零回报”的“爱”。

　　二、老虎苍蝇一起打——正直思想

　　贪污腐败，是寄生在每一个专制政体上的致命毒瘤，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专制政体。对于贪污腐败的吞噬体，古今中外，凡是希望维持与巩固其政权的统治者，大多注重防止与惩治贪污这种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但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官员的治贪想法却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包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其铁面无私、清正廉洁的形象之所以自宋元以来长期盛传不衰，以致官民皆知，家喻户晓，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敢于公正执法，不徇私情，不畏权贵。

　　三、宋仁宗时期

　　与太祖、太宗时相比，北宋王朝的政治腐败现象已成蔓延之势，官吏贪污之风、官官相护等腐败现象已愈演愈烈。对此，颇有正义感的包拯不仅有较深刻的认识，而且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任其这样下去，北宋王朝的灭亡将很快就要到来，山河的破碎也将给千万的黎民百姓带去又一巨大灾难。对于贪官污吏，包拯指出“诛求于民，无纪极尔，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臣以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这句话表露出了贪污腐败者对于人民的财富取舍永远没有满足之刻，这种掠夺式的存在就像千里之体溃于蚁穴一样的道理，想要完全解决这种腐败现象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灭其根源，方能解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四、从严治吏以正法——立法思想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当代社会中对于执法所作出的最新的定义。法律的保障也很好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维护了每个人的合法利益，更加切实的实现了公平、公正。在北宋时期，包拯认为，法之不行自上始，最高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喜怒好恶，自己的不公平意识来滥施赏罚，不顾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来作出最佳的决断，必然会导致法制的破坏，也彰显了当时的法律只是统治者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力所采取的强有力的手段。

　　在包拯看来，法律的统一和稳定是法律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要使法律发挥作用的关键，最重要的还是法律的贯彻执行。在法律的贯彻执行中，唯有做好依照法律的原则与程序来完成法律的真正的落实，才能最大化的实现法律的效力。在当时封建社会，法律的贯彻执行总是遇到各种困难，使真正的法治难以持久的进行下去，原因很多：1.最高统治者自己不按法律办事，这就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一样，最高统治者在法律的贯彻上永远都无法做到，那么对于下级阶层而言，他们就会有各种理由来推脱自己的职责所在；2.特权阶层干预司法，一些仗着自己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来无限化的扩大自己的权利，让自己居于庙堂之高，百姓必须对于他们敬畏三分，往往正是由于这些自己内心的作祟使得自己遗臭万年；3.官场内部“官官相护”这是破坏法律最为严重的一面，他们之间的苟且使得法律的存在显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一条船上”的交易等等，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包拯的法律思想中，还包含有道家的因素，如他的简刑主张就有着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因素，他认为老子所说的“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很有道理，他的“去刻薄”、“務德泽”思想，除受儒家影响外，也有道家影响的痕迹。因此，正是这些儒家跟道家的影响造就着包拯法律思想的“两袖清风”化，也极大地为后世的立法思想树立了一个标杆，成为后世的榜样。

　　五、总结

　　近年来，我国刮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从省部级到市厅级，从市厅级到县处级因行政问责而受到处罚或者接受调查的不在少数。行政问责的展开显示了执政党以及政府在面对贪污腐败、私用政权等方面的坚强决心，体现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受赔偿”执政理念的落实。只有这样，行政问责制度才能逐步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才能真正实现行政问责的根本宗旨。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权利的行使必须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国家，责任政府就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与问责，就要使得政府的权力行使曝于“阳光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人们对国家执政党人员的绝对信任，才能使得人民敢于将手中的权利赋予给执政人员，为他们谋取利益。

　　包拯的问责思想与当时的北宋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的紧密相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够产生出包拯如此伟大的问责思想也是当时社会的一巨大文明成就，而这种文明成就净化官场风气、推动北宋时期经济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包拯的问责思想是产生于当时封建社会，对于现如今的开放时代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具有辩证的观点去吸收包拯的问责思想中的精华。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传承包拯的问责思想的同时，面对现实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产生具有自己立场的批判观点，为祖国的美好、繁荣的稳定发展贡献出我们应有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祖国的问责制度得到长期稳定的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共同沐浴在和谐的“阳光”之下茁壮成长，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徐彪.论包拯的司法道德观[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54.

　　[2]史戈.包拯的民本思想[J].江淮文史，2008（7）：166.

　　[3]栾爽.论包拯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