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许慧娟++郑娇

　　一、豁达乐观的苏轼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所在的宋朝是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部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一方面，经济高度繁荣，物阜民丰；另一方面，国力却日渐衰弱，尤其是在军事方面，非常糟糕，对辽对金作战屡屡失败。同时，内部官僚机构膨胀，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从此踏上仕途，但他仕途不顺，几经贬谪，更有险些丧命的“乌台诗案”牢狱之灾，像许多正直有才华得知识分子一样，使得苏轼不能如愿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在新派与旧派斗争的漩涡中，起伏沉浮，历经坎坷。

　　由苏轼的生平可以看出，他饱尝宦海沉浮之苦。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态度上自始至终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恨此生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穀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但他始终没有退隐，说明儒家中为君为民的思想占据上风。他于恶劣环境中学会了如何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在谪居之地，不能不说苏轼身处蛮荒的边远之地就没有一点悲伤。悲伤是有的，但他善于化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说明了苏轼是以一种“游于物外，而不游于物内”的审美态度对待生活的，他的豁达之情溢于言表，也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观使他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增加了前人只用以写诗的文人情感，造就了他“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

　　谈“以诗为词”，必然要讲到诗词的区别。中国的诗歌过多的强调言志、比兴传统，因而诗承担了很多政治使命，它大多要受礼仪的统领和节制，诗情要合乎礼仪，所以大多数诗格调高雅；而词不受礼仪限制，可以自由地抒情，但过于注重音律，所以又不可避免的因此导致词较诗而言，视野狭隘、格调卑下、专注形式而难以自由抒发心志。苏东坡提出让词继承发扬诗的言志、寄兴的传统，以扩大词的境界，加重词的分量，希望词像诗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他将“以诗为词”作为自己的一种创作理想，将此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实践。

　　二、多愁善感的李清照

　　李清照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文采出众，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这一点上与苏轼是极为相似的。她少女时代在济南有过非常欢乐的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那首著名的《醉花阴》，便是在这时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欽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明诚死后，清照陷入悲苦的困境中。后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她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掺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两盏三杯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时，她充满了物是人非的忧愁和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愤慨。

　　纵观李清照一生，虽然没有苏轼那样悲愤、哀怨的命运，但她一路走来也多坎坷，与苏轼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李清照毕竟不具有苏轼达观的心态，且作为少女，早年生活愉快，并无忧愁可言，婚后与丈夫感情融洽，因丈夫常年在外，多思念之情，加之她多愁善感的性格，情感更缠绵，更细腻，因而当挫折来临时，她更多的是陷于其中，虽不至于不能自拔，亦多悲叹身世，十分感伤，很少有豪迈超脱的气概。这使她的词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她的词前期多写悠闲的生活，后期之作与前期相比迥然不同，一改早年清丽、明快的风格，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抒发了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审美理想。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这同苏轼的“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截然不同。

　　正是苏轼和李清照的不同经历，使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造成了他们对词学不同的审美理想。苏轼和李清照对宋词的审美理想有诸多差异，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李清照则认为应该“以词为词”；苏轼旷达慷慨，李清照婉约唯美；苏轼不满意词固守音律，重感情自由抒发，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典重妍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