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杰

　　友善作为人类追求的重要道德品质，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先哲们对友善的论述都非常的丰富，笔者这里主要论述儒家文化、西方启蒙运动中蕴含的友善思想。

　　一、儒家与“友善”

　　在儒家经典中，虽然没有把“友善”一词单独使用，但是在儒家经典中，却有着诸多有关“友善”内涵的论述，最早体现在亲情关系上，包括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儒家与友善有着一定的联系”[1]。

　　一是仁学思想。孔子认为“仁”是一种境界，拥有仁，就成为了有德性的人。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为儒家仁爱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首先是以爱亲人为起步，然后扩展到其他社会成员身上，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向普通的人际关系方向发展。按照朱熹的理解，“仁”是人所最为渴盼的，拥有仁是人的本性所趋，达到了仁的境界，则“人皆可以为尧舜”[2]。孔子还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方面要完善自己的德性，另一方面还要善于奉献成就他人的德性，即“成人成己”。孟子还提出了著名的人性本善论，以及有名的“四善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到了宋代又有儒家学者提出“民胞物与”，到最后发展成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3]因此，笔者认为儒家友善思想体现在其政治哲学仁学思想中，通过施行仁政，对其他社会成员赋予仁爱之心，达到社会成员之间友善的目的。

　　二是和谐思想。孔子指出，“礼之用， 和为贵。”，即礼治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实现和谐。显然这里已经把和谐作为了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原则。“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君子能够看到差异，尊重个体差异才能达到协调与统一，而不是强求一致。小人则只看到一致，看不到差异。和而不同，体现的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达到和谐统一。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于人际关系，只有尊重主体差异，施以宽容与理解，则人与人之间才有形成友善局面。因此，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蕴含着友善的内涵。同样，在国家治理上，孔子同样主张建设和谐国家，为政者要行仁政，对百姓友善，对其他国家友好，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实现天下大同的状态，这是友善的最高层次。

　　二、城邦社会与“友善”

　　在西方文化中，友善同样有深刻的内涵，是值得发扬光大的道德伦理。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中，思想家们关于城邦社会需要的德性进行了广泛探讨。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

　　一是友善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将友善作为最重要的德性，人与人之间需要友爱。城邦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在于有友爱作为纽带。在其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探讨过友爱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作为一种重要的德性，是对朋友最诚挚的祝福。他指出，善良的人，具有友爱德性的人，为了朋友、为了父母能尽心尽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亚里士多德把友爱分为有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善的友爱三种，有用的友爱是指彼此双方都能获得好处，互惠互利。快乐的友爱则是互相友爱，彼此双方都能使对方愉悦。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友爱，“皆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而产生，并且易变且不长久。”[4]。第三种友爱则不一样，它发生的条件在于在德性相近的人们之间开展。真正德性好的人，会真心地对待自己的朋友，擁有这种德性的友爱，是友爱的最高境界，也是友善品质的最大价值的体现。

　　二是友爱是爱美、爱善、爱智慧。在亚里士多德友爱的范围里，不仅包括家庭亲情、城邦生活，也包括私人交往、商业伙伴关系等。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为人际和谐型社会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寄托。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就是要认真审视自己，客观公正的评价自己，特别是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能够实行友爱的前提。在城邦社会生活中，公民应当具有不浪费、节制的优长，城邦社会之所以能够井然有序，个体节制行为起到了很大作用。连城邦的立法者们都认为友爱已经大大超过了公正。假如真正做到了公正，其实已经蕴含着友爱。友爱是由多种情感汇聚而成的实践德性，为了更好的生活，公民应当主动实施自己出于善意的行动，使双方感到愉悦。这种“利他”的实践性实质上应该是“互利”的。友爱是交往双方之间的互动。

　　综上所叙，人际交往的友善原则一直都是中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追求。友善是人际和谐交往的纽带。宣扬友善，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友善是古人的追求，也是现代社会每一个人必备的一种品质，也是社会交往所需要的底线伦理。

　　参考文献：

　　[] 王盛平.中西传统友善价值观发展趋势[J].大观周刊，2013（1）.22-30

　　[2]许建良.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1

　　[3] 段江波.友善价值观：儒家渊源及其现代转化[J].社会科学，2015（4）：139-146

　　[4]段江波.友善价值观：儒家渊源及其现代转化[J].社会科学，2015（4）：139-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