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

　　摘 要：董仲舒的礼法观继承了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并杂糅阴阳五行学说，把礼法提高到天道的高度，认为礼与法是天道中的阴阳在社会中的反映。又受到当时环境影响，希望统治者能够以礼治国，减轻刑罚，对此他多次提到阴从属于阳，阳尊阴卑。他的春“《春秋》治狱”、“原心论罪”的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董仲舒；礼法；春秋

　　董仲舒是西汉时的一位大儒，他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定儒家为一尊，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统治思想。他所构建的天人感应学说体系，影响了两汉学术的发展的方向。有人说他杂糅诸子，不是醇儒，偏离了儒家的正统，然而董仲舒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综合各家思想，自成一体，这正是董仲舒的高明之处，作为两汉时的一代大儒，他当之无愧。董仲舒的礼治思想与法治思想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应把二者统一起来讨论，这样才能更准确的把握董仲舒的礼法观。本文拟就董仲舒的礼法观进行探讨。

　　一、礼法观的理论依据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

　　“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礼法观的重要理论依据，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有大量关于“天”的描述。他说：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1]308

　　“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1]194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1]301

　　董仲舒认为天产生万物，是万物的主宰，是宇宙的本原，具有最高的权威，正如周桂钿先生说：“在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范畴，天既是整个宇宙，又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主宰者。”[2]48既然天具有无上的权威，人就应该对其绝对的崇敬与服从，人应该向天学习，效法天而行，而圣人就是向天学习的最佳人选，董仲舒说：

　　“尽人之变，合之天，唯圣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1]152

　　“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1]207

　　“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废郊礼？”[1]298

　　他认为圣人具有极高的智慧，能够把握天道，通晓天意。天这个无上的权威本身并不能说话，但天可以通过种种天象将自己的意思表露出来，圣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天象，代天言事。董仲舒说：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故圣人之

　　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1]201

　　董仲舒认为礼是圣人根据天地之象，考察阴阳的规律制定出来的，它的作用就是明贵贱，定尊卑。天在当时具有无上的权威，而礼是圣人体认天意而制定，那么礼的规定就是天意在人间的体现，也就不容违背与破坏。同样，董仲舒认为法也是天道的体现，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3]563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1]249

　　如此一来，董仲舒同时将礼与法提高到了一个天道的高度，认为礼与法是天道的组成部分，为礼与法提供了一个哲学本体的内涵，这样也就加强了礼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合理与合法性。

　　（二）人性论的理论依据

　　在董仲舒以前，关于人性的讨论，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孟子的性善说，一种是荀子的性恶说，一种是告子的性无善恶说。董仲舒关于人性的问题，提出了不同以上三者的看法。他说：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1]218

　　他把人性区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其中圣人之性是生而就有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斗筲之性是生来就恶不服教化的，但他们也畏惧刑罚，只有通过刑罚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才能使他们向善的行端靠拢，而正是因为拥有“斗筲之性”的人存在，作为刑罚的法在国家治理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拥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的人在整个社会中毕竟只占有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只具有而“中民之性”，董仲舒认为对具有“中民之性”的人应该利用礼教而使他们逐渐向善。他说：

　　“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1]218

　　“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1]218

　　他认为只有中民之性的人才可以被教化，教化之后才可以使他们向善，成为具有善性的人。人性和善的关系就好像禾和米的关系，米并不是禾，米是禾去掉皮的产物，同样，善也不等同于人性，人性的善是通过后天的教化才显现出的。正因为人性有表现善的可能，所以礼乐教化才会发生作用，这也是董仲舒坚持以教化为本的理论根源。对于具有“中民之性”的人，可以用德礼来教化他们使他们遵守秩序，安守其分，而对于那些具有斗筲之性的人，礼的教化发生不了作用，就只有用刑罚来处理，强制的规范的行为。因此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其礼法观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二、礼法的关系

　　梁启超说：“儒家谓社会由人类同情心所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環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结果殆将政治与教育同视，而于经济上之反配亦甚注意。吾名之曰：‘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4]77在中国古代，礼治通常以德治为表现，为政以德通常就是以礼治国的意思。《诗·大雅·抑》：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毛传： “刑，法也。”在古代，“刑”通常代指“法”。因此，我们这里讨论董仲舒礼法观中礼与法的关系，也就是讨论德与刑的关系。董仲舒说：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1]349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感情的，也有温和、恩爱、公平和威严的表现，春天代表天的温和，夏天代表天的恩爱，秋天代表天的公平，冬天代表天的威严。他又说：“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之德，不平不可以发刑罚之威，又可见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无德，不平无威，天之道也。”[1]349董仲舒认为人间是天上的反映，天所有的人间也应该具有，人应该服从天道，天有和、德、平、威，作为统治者也应该有温和、恩爱、公平、威严四德。先和而后德，即是要求君主不要滥赏他人，过分宠溺；先平后威，即是要求君主不要滥施刑罚，要公平公正，合乎情理。他又说：

　　“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1]261

　　他说天地有阴阳，有暖清，则国家相应的也应该具有德教与刑罚，但“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也就说“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上天亲近阳而远阴，在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效法天，任德而不任刑。他又说：

　　“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1]190

　　“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1]234

　　董仲舒在这里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政治蓝图，他认为先王实行王道，以德治教化子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在德教的熏陶之下，逐渐就会形成淳朴的民风民俗，该做的会主动去做，不该做的都不去触碰，这样虽然有刑罚而不用。而如果君主单纯的依靠刑罚来治理国家，就是逆天而行，实现不了王道政治。

　　董仲舒将人间的礼法，比附宇宙中的阴阳，并明确指出上天偏好阳而不好阴，阴从属于阳。他说：“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1]233说阳为经，阴为权，就是说阳是常态，阴是非常态，也就是说统治者应该为政以德，当德教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用刑罚来代替。从以上我们可一看出，董仲舒认为礼法关系就是法依从于礼，天下不可无礼，也不能没有法。然而德礼是主要的，刑法是作为德礼的辅助形态而出现的。因此在治国理政方面，董仲舒坚持以礼为主，法为礼辅。

　　三、董仲舒礼法观形成的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

　　董仲舒作为西汉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其礼法观与先秦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就已经谈到了礼与法。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5]132孔子认为刑罚应以礼乐的实施为前提，先礼乐而后刑罚，只有实行了礼乐制度，刑罚才会得当，百姓才不会手无足措。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11他认为，如果仅以刑罚来整顿百姓，他们只会暂时的免于罪过，没有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教化他们，用礼教整顿他们，才会让他们内心归服免于犯罪。孔子这一句话，也定下了儒家礼治为本的施政基调。董仲舒显然也是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对之加以发挥，以天地阴阳类比来加以论证其合理性。在孔子那里，对于以刑罚为特点的法谈论的还比较少，到了战国时期的荀子这里，对法的谈论逐渐多了起来。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孟以‘仁义释‘礼，不重‘刑政，荀则大讲‘刑政，并称‘礼、‘法，成为荀学区别于孔孟的基本特色。”[6]99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仅仅依靠礼教不足以治理百姓，他说：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7]416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 [7]115

　　他认为治国之道，礼与刑都不可偏废，对于心懷善意的人要待之以礼，对于奸恶的人就要处以刑罚，这样就可以使贤人处于上位，国家就会大治。董仲舒也继承了荀子的这一观点，他说：“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7]124 董仲舒认为，人总是有所喜好有所厌恶，所以对于人的这一特点，统治者相应的就应该有赏有罚，要用礼教劝化百姓，也要用刑罚来使百姓畏惧而不敢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欲望，这实际也是荀子礼法观的延续与发展。

　　秦国统一天下后，建立了封建大一统的秦帝国，经济、政权上统一也促进了思想上的统一，丞相李斯向始皇帝进言：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8]47李斯认为天下一统后，思想的混乱容易对国家的稳定造成危害，所以思想也应该统一。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当然希望法家思想能够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因此他向始皇提出“以吏为师”的建议。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离秦朝的灭亡相差不远，秦祚虽短，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十几年的时间“以吏为师”的风气足以形成。汉初法令的制定者萧何，本身就是秦朝的一个县吏，汉初的法令就是萧何根据秦律为底本修改而成。董仲舒生于这种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法家的影响，因此他也认为作为法的刑罚在国家治理中的必要性。西汉初年虽废除了秦朝的一些苛刑，但刑法依旧很惨重，《汉书·刑法志》中曾记载：“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3]153文帝表面上废除肉刑，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减轻刑罚的实际效果，到了汉武帝即位，对内大兴土木，对外连年作战，以致“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3]153 。

　　就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董仲舒既受了秦以来法家学说的影响，认为法不可废，有其用处，同时也鉴于秦亡的教训，以及武帝时期社会矛盾的尖锐而提出上天好阳不好阴，任德不任刑的主张，希望统治者能够效法天道，施行仁政，能够减刑省罚，达到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的目的。

　　四、董仲舒的礼法观对两汉治狱的影响

　　董仲舒礼法观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就是他“《春秋》决狱”思想在司法上的运用。

　　自从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当时的法律也逐渐开始儒家化，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春秋》决狱”，也称“经义决狱”，其所依据的主要儒家经典就是《春秋》。董仲舒是西汉时公羊春秋学的大家，汉景帝时就在朝廷中任职博士官，曾广收门徒，教授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对《春秋》这部经典十分推崇，他说：“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此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故其法先王。”[1]11-12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启贤才，以待后圣。”[1]112他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蕴含着天道人情和先王的良法美意，是综合古今的一部权威经典，可以作为后世统治者的行动纲领。他认为《春秋》所具有的治狱原则就是“原心论罪”，他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1]63他认为在定罪量刑的时候，要考虑犯罪动机，是有心还是无心。如果是无心的过失就应该从轻发落，反之则要重惩。董仲舒这里引《春秋》决狱并不是要严刑峻法，其主要目的是要破坏当时的酷刑苛法，建立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封建法典。他说：“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1]176他认为《春秋》是一部以“仁义”为其精神的法典，它的根本目的不是让人自私自爱，而是要爱护他人，不是要规范约束他人，而是要规范约束自己，在这一点上，董仲舒企图用儒家的仁德思想来缓和武帝时刑法的严苛。董仲舒晚年不问产业，一心著书立说，但朝廷时常会派人向他请教国事，《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3]570张汤是当时朝廷的廷尉，主管全国的司法事务，他向董仲舒请教的也多是刑法方面的问题，据记载董仲舒曾将他指导过的司法案例汇编成《春秋决事比》，这本书也成为两汉时期断案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思想对两汉的司法影响深远，桓宽的《盐铁论》中谈论“《春秋》决狱”时说：“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9]115王充也十分认同“原心论罪”的司法原则，他说：“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误。”[10]181由此可见，董仲舒“原心论罪”的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共识，深入人心，《后汉书》中记载的一个事例就更能体现这一点。东汉霍谞的舅舅宋光被人诬告入狱，年仅十五岁的霍谞为了救他的舅舅，向当时的大将军梁商上书说：“谞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11]476霍谞认为“原情定过”是《春秋》所体现的治狱思想，他的舅舅宋光同许国的太子止一样，都是无心之过，应该受到赦免，并补充说“原情定过”是孔子垂遗下来的先王圣法，汉家应该遵守执行。最终，大将军梁商被霍谞说动，请皇帝赦免了宋光。从这一个案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春秋》治狱”、“原心论罪”的思想在东汉时依旧有着极大的影响。

　　对于“《春秋》决狱”、“原心论罪”的治狱思想，近代以来对其多有微词，认为这种思想，使量刑定罪更加主观，给法吏提供了徇私枉法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春秋中的内容进行附会解释，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样法律的权威性就收到了极大的破坏。这固然是“《春秋》决狱”所具有的弊端，但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是在汉承秦制，大量严苛的秦法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董仲舒引儒家经义来处理案件，就是想用儒家“仁”的思想去破坏秦汉的严酷刑法，从而缓和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这一治狱思想弥补了儒家法思想的这一理论不足，推动了‘独尊儒术运动的發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曾振宇.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粱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7]荀子.荀子[M].北京大学《荀子》译注组，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9]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0]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