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字

　　摘要：人类先天的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他们认为相关的一些事物按照自己的逻辑联系在一起，构成某个事件发展或是某种观念的大致轮廓。在这些联系中，有些是实质性的并且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知的，但有些联系却是抽象甚至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本文通过对布迪厄和斯特劳斯的相关研究的分析来分析古文明时期的“实践感”。

　　关键词：实践感；图腾；象征利益

　　斯特劳斯在其著作的开头引了孔德《实证哲学教程》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最终支配我们心灵的逻辑法则不会因时空变迁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虚幻与真实毫无区别，如果非要说存在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两者思维和行为的倾向性的不同，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感”和惯习的差异，实际上两者的倾向从他们各自的逻辑上都能成立，不过是认可范围的问题。

　　原始部落生产力比较低下，很多时候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存活，于是集体内部的团结就显的尤为重要，增强向心力的方式很多，其中核心的一种涂尔干认为是“集体意识”，即团体成员所共有的情感信仰和行为倾向，布迪厄则认为与其说是集体共有的意识不如说是存在于每个成员意识中的“实践感”。斯特劳斯在论述图腾制度时提到：动物界和植物界并不是因为它们确实存在而得到利用的，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是自然界臣服式的崇拜：鸟有轻盈的翅膀，鱼有戏水的天赋，虎有健硕的躯体，于是出现了许多以“鸟、兽、鱼”为图腾的部落，中国古代的商王朝，其始祖契诞生据说与玄鸟密不可分，商部族于是以玄鸟为图腾，实际上这种吞卵生子的说法可信度不高，实际究竟为何以玄鸟为图腾很难探究，郭沫若先生说与生殖崇拜有关（生殖器民间俗语“鸟”），这个说法大概不是主流，笔者认为玄鸟之属或者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可能在商王朝建立的过程中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同西方神话中鸽子为诺亚方舟探路，至今鸽子噙橄榄枝象征和平）。还有很多类似的图腾崇拜被隐晦的表达出来，比如说传说中黄帝驱五兽（熊罴貔貅虎）大战蚩尤，这里边的“五兽”很可能是以兽为图腾的五个部落。

　　第二个阶段是“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阶段，图腾中的物象被赋予人的特征，或者说某些被神话的英雄被赋予超人的特征，比如说中国神话中“鸟人”雷公，希腊神话中的“人羊”牧神潘，这种趋势可能暗示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壮大，这个阶段也是神话的鼎盛期，就像布迪厄所说的，神话符号因其感性外表和所能引起的心理共鸣而显得更富“理据”，但是东西方神话在某些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同奥林匹斯诸神的享乐精神比起来，东方的神往往更有忧患意识，除了被道教扭曲的仙话中众神外，众神皆为人间和平疲于奔走

　　这反映出东西方人关注层面的差异，西方人的自我意识似乎一开始就要明晰些。其次东方的神似乎更具有亲和力，像伏羲、女娲和神农、后羿等厚生爱民，被民众真心爱戴，而西方众神则是高高在上的裁决者，他们唯恐人类威胁神权。这可能是中国上古大同社会氏族首领魅力的折射，当然也可能有后世儒家为宣扬礼教的改造成分。而在西方民主制尚未盛行的奴隶制社会，神的形象自然充满威严。再次，西方神话的崇力意识和中国神话的崇德意识形成鲜明对比。但东西方神话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就是充满反抗精神，这些无一不是当时社会背景的折射。然而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神的伦理关系往往比较复杂，兄妹婚甚至母子婚往往数见不鲜，但中国神话除了伏羲女娲这对兄妹外就在没有出现伦理上的问题，这似乎也反映了上古东西方婚姻观念的差异，布迪厄在《实践感》中谈到了西方交叉表亲婚的几种理论，这几种理论都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引入了为结构主义理论所忽视或搁置的功能，不管是保护家族遗传这样的经济功能，还是巩固家族整体化这样的政治功能”总之婚姻被赋予了一种无差别的，与集团利益息息相关的功能，这与中国的婚姻目的大致是相同的，但手段显然大相径庭，当然这与上面所说的儒家礼教对原始神话的删改不无关系。

　　第三个阶段就是把图腾崇拜转化为祖先崇拜的阶段，大约此时人们心智的发展使他们认识到所谓的图腾圣兽实际上并不能庇佑他们，但规矩还是要延续，祖先崇拜与宗法社会血缘关系的维系息息相关。在斯特劳斯提到的以动植物为图腾之外，有一些部落的图腾是无生命的东西

　　或许远古时期不这样认为

　　比如说太阳。中国以太阳为图腾象征的部落尤其多：炎帝，黄帝以及后来的太昊，少昊，都与太阳密不可分，而实际上炎黄部落实际上是（狭义上的）农业文化的代表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太阳无疑在作物生长中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学者叶舒宪认为，产生太阳崇拜的原因有二，第一个笔者已经刚提到，第二个是“贵族首领与太阳神攀亲结缘的需要”。黄帝战胜了代表游牧文化的蚩尤而成为华夏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