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晴

　　摘要：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创造了两位主要的女性形象，并赋予她们以诗化意象：特蕾莎——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萨宾娜——戴着圆礼帽做爱的背叛者，通过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来探讨诗化意象、灵与肉及身体言说等存在主义思想。

　　关键词：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诗化意象；特蕾莎；萨宾娜

　　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世界过去表现为男人的形象，现在将改变为女人的形象。它越朝技术性、机械化的方向发展，越是冷冰冰、硬邦邦，就愈需要惟有女人才能给予的温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创造了特蕾莎和萨宾娜两位女性形象，赋予其诗化意象以揭示灵与肉、轻与重及身体言说等存在主义思想：一个是通过自身的脆弱占据托马斯的诗化记忆，来表达自己灵与肉不可分割的情爱观，藉由身体来言说生命之重：一个是通过自由性爱、灵肉二元论来不断背叛世俗世界的束缚，藉由身体来言说生命之轻。

　　一、“孩子”意象的意蕴

　　“对这个几乎不认识的姑娘，他感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爱。对他而言，她就像是个被人放在了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对于托马斯而言，特蕾莎就是那个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顺水漂流的摇篮的意象，起源于法老的女儿在水中抓住的那个放了摩西的摇篮，正因为摩西被搭救，世上才有了《旧约》，才有了文明的开始，才流传下来那些古老神话。这是一个初生婴儿的脆弱形象，得到搭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特蕾莎的身上被赋予这种神话色彩，带着脆弱的躯壳来到托马斯的面前，得到了他的同情，走进了他的爱情世界。“一个简单的比喻，便可从中产生爱情。”正因为特蕾莎的这个简单比喻，托马斯在悄然之间放弃了自己追求生命之轻的原则，心甘情愿的负担了特蕾莎的爱情重负。

　　（一）诗化意象

　　特蕾莎之所以能走进托马斯的诗化记忆区域，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六次偶然”让他们在一家酒吧相遇，对于急于走出母亲的羞耻世界、找寻自我独特性的特蕾莎而言，托马斯的出现唤醒了她的爱情，这成为一种必然。

　　她感受到“为了这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偶然的巧合必须在最初的一刻便一起降临，如同小鸟儿一齐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肩头。”当特蕾莎出现在托马斯的城市，出现在他的门前，他们立即投入性爱中，这时托马斯的行为仍受着“性友谊”原则的指引；然而在特蕾莎病倒后，才见识到她的脆弱与渺小，如同一个顺水漂来的孩子赫然占据了他的诗化记忆，正因为她的脆弱与托马斯的强大形成鲜明的对照，托马斯的爱情受着同情心的指引才成为另一种必然。

　　（二）灵肉一元论

　　“昆德拉曾经指出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场景，在这定格了的瞬间场景画面中即可显示出人物的存在的境遇，如同特蕾莎产生于肚子咕咕叫的那一刻，暗示了灵与肉的不可调和性。”特蕾莎身兼灵与肉统一的俗世观念，以自身的极度脆弱捆缚住托马斯的一生，以至于拖累成“怀中的小兔”。

　　作为深受压迫的特蕾莎，她渴望自由，渴望挣脱同母亲相似的肉体，寻求自己的灵魂，是崇尚自由的女性之一；只可惜她没有将命运像萨宾娜一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是交付给灵肉分离的二元论者托马斯，这注定得不到真正自由的灵魂。特蕾莎没有退路，退路就是母亲那无羞耻、堕落的“肉体集中营”；没有未来，未来就是托马斯为他铺就的“性友谊”中芸芸众生里的一员，她痛苦的挣扎在其中，惟有以噩梦来诉说一切的压抑，并急切向往着牧歌式的伊甸园。对特蕾莎来说，她一生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

　　在昆德拉的另一部作品《玩笑》中，露茜同样被赋予诗化意象，路德维克把她看作是“仙女”，带领他走进了她那对历史一无所知、模模糊糊的天堂。露茜在路德维克面前更是一个软弱的存在，不敢有丝毫的违抗，可是在性爱上却极力守护，不仅仅因为当初经历过强暴的恐怖经历，更是因为她是个坚定的灵与肉统一论者，坚信爱与性的不可分割，因而当路德维克要跟她上床时才会抗拒，并在被打后反复哭喊“你不爱我”。特蕾莎和露茜从本质上看属于同一种人——坚信性与爱、灵与肉的和谐统一。

　　（三）身份言说

　　有学者认为，特蕾莎代表的是“女性的沉沦，是一种脱离自我的非本真存在，以男人的眼光来筹划自己的生活而放弃自我的独立性”，按照这种说法，特蕾莎确实是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为了“独一无二”逃离了母亲世界，却把托马斯视作命运的主宰者，即使托马斯游离于众多情妇之间，她也只能以梦境来诉说自己的痛苦挣扎，并未寻求自我独立的权利。她宁愿将自己视作托马斯的另一半，与他一同与情妇们交欢，也未曾想过割舍掉托马斯的变态世界。因为特蕾莎坚守着灵与肉的不可分割，她将“忠贞”奉到托马斯的面前并渴望得到同样的回报及其“独一无二”，无奈托马斯却将她与众情妇画上了等号。特蕾莎痛苦之余，曾尝试过灵与肉的分离，与工程师的一段性爱经历虽说达到让灵魂俯瞰肉体的目的，而正是这种堕落肮脏的肉体行径更让她痛苦不堪，特蕾莎用身体的沉沦言说生命之重，最终仍旧走上了灵与肉不可分离的道路。

　　二、“圆礼帽”意象的意蕴

　　在昆德拉笔下，萨宾娜是最富有智慧的女性，不受亲情、爱情、国家等外在俗世的限制，一如既往地背叛。她本真豁达，肯定自我，遵循原始生命力和原始欲望的召唤，行事作风都是本着灵魂上得到自由空灵的信念。萨宾娜是个戴着圆礼帽做爱的富有诗化意象的画家，用身体言说女性的独立和自我，在媚俗的道路上大肆背叛，走上了追求生命之轻的不归路。

　　（一）诗化意象

　　“圆礼帽”的真正寓意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它是上个世纪在波西米亚的某个小镇当过镇长的一位已被遗忘的祖辈流传下来的印记”。“其次，它是萨宾娜父亲的纪念物”。“其三，这是她与托马斯性爱游戏中的小道具”。“其四，这也是她公然培植的个性的标志”。“其五，在异国，这顶圆礼帽成了感情寄托”。圆礼帽在萨宾娜的心中占有极大的分量，这也难隆她不论到任何地方都会把它放在自己的行李箱中。

　　萨宾娜一生都是在追求极致的轻，贯彻这一主题的就是“背叛”：她先是选择嫁给第一任丈夫只因他的名字奇特来背叛父亲的压制：继而通过绘画抽象作品来背叛现实主义作品代表的正统体系；继而离开被占领的故国来背叛国家的重负：继而在费兰茨为她放弃家庭的时刻逃离费兰茨来背叛爱情-婚姻-家庭模式的捆缚……“可一旦旅程结束，又会怎样？可以背叛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萨宾娜追求、维护的美的法则和超越充满谎言和虚假的世界之理想，圆礼帽唤醒她心目中的极致

　　那荒谬而又富有诗意的“轻”。

　　（二）灵肉二元论

　　如果说特蕾莎代表的是女性的沉沦，那么萨宾娜代表的就是“女性的本真，是一种自我的存在，是一种尊重原始生命力、追寻原始欲望的状态，处于此种状态中的女性将不断超越了世俗的道德标准而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塑造”。相比于特蕾莎的灵与肉不可分离，萨宾娜是典型的灵肉二元论者，她不是通过性爱来拉拢男人的心，相反，是通过性爱来昭显个性，托马斯和费兰茨只是她的性爱情人。

　　尤其是和费兰茨做爱时，他闭着眼睛运动、享受着黑暗世界里冲刺的快感，但在萨宾娜的眼中就成了急切需要母乳的大婴儿，没有自己的个性和背叛举动，引起强烈反感，因此身体在行着男欢女爱之事，灵魂却在上方冷眼的看着，排斥着情人忠诚之重，心理谋划着永远摆脱这一切。

　　（三）身份言说

　　萨宾娜戴着圆礼帽做爱的对象主要两个对象：托马斯和费兰茨。

　　对于托马斯而言，带着圆礼帽做爱具有深层含义，尤其是在苏黎世酒店的那次，“再也没有了淫荡嬉闹的位置，因为他们的重逢，不是为了像从前那样在性爱游戏的延续中玩出什么新的鬼花招，而是对往昔时光的回顾，对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所作的赞颂，对一个湮没于久远处的并不伤感的故事的感伤回望。”圆礼帽在萨宾娜和托马斯之间，除了是性爱的工具外，更在异国中增添了对往昔的一种缅怀，他们都是在追逐生命之轻中的伴侣。

　　对于费兰茨而言，圆礼帽只是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他奇怪的看着赤裸身子、带着圆礼帽的萨宾娜，只把它当作萨宾娜屈服妥协下表达性爱的怪异行为。萨宾娜与费兰茨之间是绝对的“背叛”与“忠诚”对立关系：萨宾娜走向了极致的生命之轻，只留下一片虚空给自己。而费兰茨则不然，他因为受母亲伟大的爱的影响，即使是在不爱妻子的情况下依旧忠诚地对待婚姻关系，只因他要负担妻子身上那具有崇高的爱的女人；他爱上萨宾娜，不仅因为萨宾娜的个人魅力，还有她身上流动的“故国气息”，那是他向往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进而在她离开后仍去参加“伟大进军”这一媚俗队伍……费兰茨正是站在背叛的对立面，他忠诚地拥护着一切被认为正统的世界，走在媚俗这条康庄大道上，因而他不可能理解圆礼帽的内涵，只能与萨宾娜越走越远。

　　萨宾娜用身体言说自己的思想，一反传统意义上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她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性爱中张扬自我的独特性，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束缚。

　　米兰·昆德拉在塑造人物上，刻意忽略了其外貌、历史、身世等信息，摒弃了传统小说具体介绍人物背景的方式，这些人物似乎只是存在于作家的一个念头里，又似乎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易察觉之处，这是诗化小说的特征之一。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成功的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并且赋予她们诗化意象：特蕾莎是个在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萨宾娜是个戴着圆礼帽做爱的背叛者。在追求生命的意义上，特蕾莎尊崇灵与肉的和谐统一，用身体来言说生命之重，而萨宾娜崇尚灵肉二元论，用身体言说生命之轻。很难说这种对立关系孰是孰非，作家在肯定萨宾娜追求的同时，也揭露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一事实，萨宾娜虽然部分实现了生命之轻，却走向了虚空，最后留恋起生命的美好与温馨。昆德拉笔下的女性被赋予诗化意象的内涵，通过描绘两位女性的生存状态来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向世人传达“诗意的存在”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