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庸》《大学》的成熟年代，历来各家众说纷纷，虽有郭店楚简及上博简的新史料，但因历时久远，迟迟未能一锤定音。在没有足够的史料佐证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思想史上进行推断，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尤其在中国各朝代间，更替明显。
关键词：《中庸》；《大学》；成书
“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南宋朱熹《四书集注·朱熹集注》定义的“四书”。《论语》的作者为孔子，《孟子》的作者为孟子，但《中庸》《大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很难确定。四者都为儒家经典，《论语》距离《孟子》大约两百多年。《中庸》《大学》是《礼记》中的篇目，若能将《礼记》进行准确定位，方可有助于判定《中庸》《大学》的成书年代。思想史对于《礼记》的成书年代，也是难以确定的，因《礼记》的思想中已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有点偏，但因其主轴没有偏离儒家思想，例如其《儒行篇》，过于讲究形式。但思想史不愿将《礼记》划分到汉代，因汉代的儒家思想因其时代要求，增溢杂合很多他家思想。所以《礼记》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末期和汉初摇摆不定。《中庸》《大学》因此被限定在此范围内。
朱子将这两篇从《礼记》脱离出来写入“四书”，并将《中庸》作者定为曾子，《大学》的作者定为子思，应有其缘由。
朱子在思想史上要对抗其他学派，在笔者看来，朱子想要对抗佛学。从晋朝开始，佛学就占据首要位置，虽在唐朝，韩愈主张“避佛”，复兴“儒学”，可表明作为外来宗教的佛学，深入人心。经过儒学者的努力，理学（儒学）在宋明再次达到巅峰。可见，朱子想要保持儒学的长久魅力，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论语》《孟子》没有去谈天，论语是“践人知天，践义知命，”重于实践，从下往上。朱子想要在儒家的理论里找到“天道下贯而为人性”的形上学部分，孔子是继承“天道下贯而为人性”，在实践；孟子是“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孔孟相同点，一，都是由下往上谈，先把人做好了，就明白什么是天理与命，并没有谈天道是什么。相同点二，都是重视“仁”。相较孔孟，佛教谈心性谈得更为精准细腻，于是朱子在《礼记》中找到《中庸》。中庸第一章为整本书思想的精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形上，由上往下。虽然只有几句话，但是完善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历来文献无法证明《中庸》的成书年代，虽郭店楚简及上博简成为新的史料，但仍然模糊不清，通过其思想内容进行推断，是一种途径。
《中庸》《易传》都是谈论形上学的部分，为什么朱子只把中庸放入四书里面，且《中庸》谈形上学的部分远远没有《易传》多。《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杂合各家，不纯，若放在四书里并不适宜。
《中庸》《易传》与汉代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是道德的形上学，后者是形而上的道德学。道德的实践是儒家，用道德实践去证天理，由下往上，天理也是道德的，称作理序。汉代形上的道德学，比如：董仲舒“人符天数”，道德由天规范，人应该效法天，按着形上的规范的道德就是形上的道德学。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走回天。孔子向前走，跨向人文（人的世界），把天向后推，但保留天，没有触碰天这一块，讲求实践。
荀子是追求理性，没有保留天的部分。先秦儒家“天人合一”透过道德与天一样。消化了老子，也就消化了荀子，靠近战国很末期，会被礼记收进去，靠近汉初。笔者推断《中庸》在战国末期和汉初之间，应该与庄子的天下篇同时。
《大学》由个人之“明明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做起；发挥到“亲民”（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内外兼修。“修身齐家治国齐天下”，向外的这部分佛教没有，“出家”，自净其意。将其放到四书里，填补空白，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这样的排序仿佛没有问题。反映的是封侯建国的时代。
非常清晰的等级序列，是周代贵族政体的反映，汉代表面上实行“郡国并行制”。间接证明《大学》的年代为战国末期。汉代的郡国并行，七国之乱后，诸侯的力量削弱很多，名存实亡，因专制政体和封侯建国基本精神是矛盾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受老子影响，原因为老子强调“明”。
“明明德”的第一个“明”是动词，让先天本有的“明德”得以澄明彰显。第二个“明”是形容词，形容“德”之明。先秦儒家“德”的意思是“修道而有得于心，谓之德。”取后天义。儒家先天本之于天的是“仁”（性）。先秦道家“德”的意思是“道在（万）物则为物之德。”取先天义。大学此处“德”显然是先天义，“明”也是道家用以形容最高智慧的词。所以大学受了道家影响。简单的说，先秦道家的“道”等同儒家的“天”。道家的“德”等同儒家的“仁”（性），儒家的“德”是后天的。从此可证《大学》晚于老子，战国末期。
《中庸》《易传》《大学》都受到老子的影响，比如“明德”“慎独”等文字的意义与使用，《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来自老子。根据这一点，我们可推断《中庸》《大学》成书年代在战国末期，在老子思想成熟之后，晚于荀子，与汉初的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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