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娟

　　摘要：舟的独特品性使它深入历代文人的心灵世界，成了负载人类情感与理想的心灵之舟。

　　关键词：舟居情结；回归自然；回归自身

　　《太平御览》中晋棘的《据船赋》这样概括舟船的品性“似君子之淑清”，“外质朴而无饰”，“不偷安以自宁”。所以它能深入历代文人的心灵世界。历代文人名士，对舟船情有独钟。他们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想遁世隐逸，耽乐于山水之间，作逍遥优游，多半是买舟而往。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也是缘溪乘舟才到达桃花源的。那位身披蓑衣，头戴箬帽，斜风细雨中的垂钓者和柳宗元《江雪》诗中的寒江独钓者，堪称千古一绝，逐渐凝化成中国文学中舟居渔父形象的一种定格。舟承载着人生的欢乐与快意、痛苦与无奈、失落与遇合朝我们缓缓驶来，它是历代文人止泊心灵的场所。舟船的独特品性使它成了负载人类情感与理想的心灵之舟。

　　一、人向自然的回归——现实层面

　　文人舟居情结代表了一种隐逸，一种退居。当中国文人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政治争夺，伤痕累累之后，他们往往会选择江湖泛舟、山林隐逸，以此来抚平心灵的创痛。舟是中国士人人生政治失意后身心的疗养所，是功成后全身远祸的避难所和保全天性的理想境地。被尘世种种外物所扰的文人墨客们乘着它进入了与世无争的“高蹈世界”。人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当大自然最奥秘的生命充盈人的心灵时，足以令我们心旷神怡。“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大自然的一切：新鲜的空气、纯净的蓝天、迷蒙的烟雨、柔和的月光、潺潺的流水……愈是自然的东西，就愈是接近我们生命的本质。中国文人们认识到自然中有真和美，认识到繁华短暂，自然永存，人生有限，江山长在，在这人世与自然、有限与永恒的鲜明对比中，选择和皈依了后者。李白理想的人生模式也是功成身退，泛舟江湖。只有在五湖的扁舟之中，士子们那颗飘泊不定的心才能得到暂时的安顿与止泊。

　　当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体现其自身价值时，游山玩水便成为一种生活情趣，他们在山水间找到了新的价值观，即忘忧劳、去荣辱、清静闲适、怡情悦性。《诗经-陈风·衡门》：“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人与自然正是通过舟船来缩短距离，从而使人融入自然。李白的进步思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解决，选择“散发弄扁舟”的出路。李商隐却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意，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诗人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维持着他们身体的安逸和心灵的平静。

　　二、人向自心的回归——精神层面

　　中国文化又可称之为“德性文化”，它将自然界看作有生命意义的“大化流行”之道，将人看作“生生不息”之道的真正实现者，也就是自然目的的实现者，因此人就是目的。人向自身的回归，就是任性率情，去掉所有人为的修饰，把心之所在视作山水自然之所在，在向自然回归基础上，进而自省内求，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因缘自适的态度对待人生，从而获得人格上的自我超越和完善。舟不滞于物、从流飘荡的特性正代表了文人的一种自由人格。

　　文人任性率情讲究的是“真”。真，指自然而不失本性，它包含了脱落世故、趋然物外的审美主体的本色精神。舟居文人对自然的真实切入与真情投入，使自然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世俗人生中无法体察到的。刘义庆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王子猷雪夜起兴，驾舟访戴逵，天亮到了戴家门口，又因兴尽而返回。“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后人遂用这一典故抒发洒脱任诞，随兴会所至。温一壶酒，驾一叶舟，邀明月为伴，与清风同行，乘兴而发，兴尽而归。

　　庄子以舟船自由地在水上飘荡来比喻圣人无系人物，无为物役而作逍遥游的状态。舟船在《庄子》里是心灵自由的象征。中国文人从此将舟船由审美的游于自然转成了哲学的“游乎心”。诗人由自然的世界进入自然的境界，在这里大自然就是诗人心灵自身，失去了世俗之心，忘却了功名利禄，体悟到一种忘我的自由感和精神愉悦，达到了自适其性的精神境界。诗人们将自我投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和自然中去分享其中的永恒和宁静，用审美的眼光乃至欣赏的情调来观察自然和社会。

　　三、文人舟居情结的哲学原因

　　天人合一为主流的天人观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道家学派的庄子则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兼济天下”的自觉意识，总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心，试图帮助统治者管理好国家与社会，以谋求天下苍生的幸福生活为自己最终追求的生活方式。但怀抱济世理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进而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这时，他们的人生实践场所，从社会的舞台，转向了自然和自我的层面，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实质上却是为了他们人格精神的重建。这种“人格精神”建构的过程，也是他们发现美、体验美、提炼美和创造美的过程。

　　渔父们居于舟，临于水，在远离尘世纷争、风景幽美的江泽湖畔信舟垂钓，对酒邀月。驾一叶扁舟，披一身细雨，桨声钦乃，渔歌悠扬，这是一种多么优美的人生体验。这份纯朴和惬意确实令失意的士大夫们向往不已。正如苏轼《临江仙》词中所说的那样：“常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唐代诗人陆龟蒙更明确地说自己就是渔父。在中国文人笔下的自然画面里，总是渔父樵夫，小舟风帆，茅店酒旗，人家几落，行人三两，充满了人情味儿。

　　中国文人们正是以渔父扁舟垂钓之“象”来表达其旷达超世之“意”和渴望自由纯净生活的理想的。渔父已经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渔父，即不是以打鱼为生的渔翁，而是作者自诩。“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可以说渔父的生活状态即是作者生活状态的自我写照或对这种舟居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