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文

　　

　　

　　

　　朱元璋“调北征南”

　　为了征服云南，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任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兰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大军第一次“调北征南”。远征军于当年深秋出发，年底抵达今安顺境内，旋即奔赴云南曲靖，在白石江边与元军主力激战，元兵大败，云南暂得安宁。

　　不过，云南“诸蛮”，始终未能根除，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东川蛮”叛乱，形势相当严峻，傅友德再次受命南征，次年七月，局势才趋缓和。为了长治久安，巩固西南边防，朱元璋采用安抚与征剿并用的措施，在安顺大力推行屯田制度，使屯军与当地百姓共同生活、劳动，以达到感情上的融洽，“待以岁月，然后可图也”（《太祖洪武实录》卷192）。

　　征讨云南，朱元璋谋定而后动

　　朱元璋1368年称帝，定都南京，改元洪武，其后两三年内平定中原，江山基本稳定，为什么不及早征讨云南，而非要等到洪武十四年（1381）才对云南用兵？

　　兵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所以，朱元璋征讨云南当然是以兵威说服为上上之策。因此，朱元璋于洪武六年、洪武七年分别派使臣王祎、吴云到云南说服梁王归顺朝廷。这两次赴滇之行，不仅未果，更有令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是梁王居然在云南杀了派去的使臣王祎，而吴云亦被杀于去往云南的路上沙塘口（大约在广西云南的交界处，当时属云南）。按理，当时朱元璋就应该大举兴兵征讨云南，正如他所说：“今元之遗孽把匝尔斡尔密等自恃险远，辄害使臣，在所必讨”（《明史纪事本末》）。

　　既是“在所必讨”，为何又不早征讨，竟到洪武十四年才讨？其实，并非朱元璋不想及早用兵，也不缺乏兵员粮草，根本的原因是讨云南易，管云南难。朱元璋还没有想好一旦打下云南后，该怎样控制管理云南的办法。云南的特点是险、远，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攻打云南势必会形成朝廷打过去他投降，官军撤走他反叛的拉锯战，这不是朱元璋愿意看到的结果。当然，派大将驻守也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朱元璋采取的是派大将沐英驻守），但是，古往今来，大臣拥兵自重，据险谋反的事并不鲜见，尤其是明初移民屯田，朱元璋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所以，对汉初韩信曾以“代齐王”要挟刘邦等诸多值得警记的相关历史事件了然于胸。

　　故而，派大臣驻守云南，在朱元璋看来，应该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镇守云南的兵力应该是多少。少了怕控制不住北元残余势力和当地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派重兵把守，又怕镇守大臣一旦拥兵谋反，后果更不堪设想。更让朱元璋伤透脑筋的是，担心和防范镇守大臣的谋反只能隐在心里谋算，不能说出口，因为，无论派谁镇守云南，总不能一方面信任别人，一方面又公开防范吧！那样无疑会把大将逼上谋反路。因此，朱元璋在未拿定这个主意之前，是不会出兵征讨云南的。这便是朱元璋即使在使臣被杀之后，也能隐忍，不用征讨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朱元璋之所以在立朝后的洪武十四年征讨云南，便是他已想出万全之策。

　　沐英世代镇守，朱元璋屯军安顺

　　朱元璋想出的这个万全之策便是派沐英世代镇守云南。沐英是朱元璋的干儿子，比较信得过，不过，就历史经验来说，亲儿子都未必靠得住，干儿子更需防着点，如何能防？安顺是通往云南的咽喉，中间隔着险峻的关索岭，交通不方便，朱元璋就是利用这个有利地形，在安顺屯积大量军队，既把沐英堵在云南，又不能相互联系。按照这样的安排，如果沐英真的一旦谋反，既出不了云南，也不会影响江山社稷，而且，朝廷征讨也因为有安顺这个基地，无论是时间上、兵员上、粮草供给上都会占据很大优势，确保能及时解决问题，平定叛乱。

　　朱元璋出兵三十万，钳制云南

　　当时云南已在巴蜀、湖广的包围之中，虽然可通过西藏与北元联系，但是，元帝败北已自顾无暇，云南梁王已属残余，朱元璋只需一、二十万精锐部队即可拿下，为什么要不顾成本，非要派三十万大军征讨？这是由于朱元璋早有屯军队于安顺钳制云南的思想准备，所以，不惜劳师动众以三十万大军征云南。

　　屯军安顺，傅友德受封颍国公

　　傅友德率三十万大军于洪武十四年九月征讨云南，十二月即平，仅百余天的时间，可谓是摧枯拉朽，以博象之力博兔，其功劳应不是太大，如论功行赏的话，发点黄金即可，但是，朱元璋为何晋傅友德为颍国公？

　　翻开史册皆知，傅友德是跟随朱元璋多年，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心腹爱将，对朱元璋的心里顾忌、弦外之音自然能心领神会。傅友德是怎样来领会贯彻朱元璋的真实意图的？傅友德率大军于洪武十四年九月从南京龙江出发，十二月克普定，十六年三月，朱元璋命耿炳文往谕傅友德、蓝玉等班师，而副将军沐英以数万众留填云南镇守。十七年三月，傅友德班师回朝。

　　从十四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傅友德在征南期间，真正用于讨元梁王的时间不过数十天，用兵不过数万，而大部分时间都是活动于贵州毕节、安顺一代，征讨各地少数民族部落。并借此对贵州地理环境进行深入查勘了解，以寻找屯兵钳制云南的有利地形环境。这从朱元璋的班师令和傅友德的屯兵部署可以看出端倪。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遣使谕傅友德、沐英：“云南士卒既艰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无碍矣。霭翠之地，必用十万众乃可定也。凡此者，朕所见大概耳。万里之外，岂能周知，将军便宜自处置”（《明史纪事本末》）。

　　霭翠是奢香夫人的丈夫，奢香夫人的墓葬在毕节大方县，即是说，霭翠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毕节的黔西、大方、威宁一带，且据正史记载，洪武十四年，霭翠已死，由其妻奢香代袭。十七年，奢香率所属到朝廷，帝赐香锦绮、珠翠、如意冠、金环、袭衣。洪武二十九年，奢香死，朝廷遣使祭之，其子安的贡马、献粮、通道以谢皇恩。说明奢香的势力一直是归顺朝廷的，并无必要屯十万之众以防其变，即便要屯，也应屯于毕节之境，但是傅友德按 “霭翠之地，必用十万众”却把军队屯于安顺境内，这明摆着就是钳制云南，从朱元璋传谕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对云南的防范虽是轻描淡写，其实那是要给沐英看，表明对沐英镇守云南的信任。而以十万之众防霭翠，实质上就是要付友德领会其真正用意是钳制云南于万一。

　　屯兵自我传承，造就屯堡文化

　　沐英世代镇守云南与明朝相始终。正因如此，屯于安顺的十万大军，才得以在安顺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逐步由兵演变成民。不过，由于明初的十万大军屯集安顺之时，其主旨是备军务钳制云南，他们与一般的屯军屯粮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们尽管住得相对分散，却是一个大的军营整体，对外具有相当的封闭性，因此就必然形成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习俗，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他们虽逐渐由兵演变成民，但是他们在安顺已处于绝对的文化强势群体，加之这里与中原又因交通阻隔，信息不通，因此，他们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习俗，既不会受当地土著文化的同化，也不会受中原文化的干扰。这也是安顺屯堡文化六百年自我传承固守不变的真谛所在。

　　演练留戍军士，成戏曲活化石

　　岁月流逝，在安顺地区屯居下来的士兵，渐趋安逸，积之既久，武备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便有跳神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之深意。“跳神”，因其活跃在农村，又是以平地为戏台围场演出，属于农民称谓的“吹地灰”之属，村民便常称之“地戏”，并沿用至今。

　　在曲六艺先生为高伦《贵州地戏简史》而作的《序》中写道：“地戏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至今仍然活跃在戏台上，并且仍有一定生命力的戏曲活化石”。“对于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史，戏曲剧种学以及中国傩戏的起源于流布，地戏可以提供一些珍贵的活资料。”也正如戏剧家曹禺所述“看了地戏，我觉得中国戏剧史有改写的必要”，可见地戏在中国戏剧中的历史地位颇高，被称为戏剧中的活化石也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