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方

　　作为一种新事物，“山寨文化”其实是一种消解主流的文化，是草根对垒精英的文化。“山寨之于主流”就好比“边缘之于中心”、“旁门之于正道”。不过，尽管“山寨文化”多少有点边缘化，甚至有点旁门左道的味道，但当“山寨”发起对“主流”的攻城掠地之战时，却往往令一向以主流自居的中心文化措手不及。对于以中心自居的主流文化而言，在愤而追究其侵权之前，恐怕更应反思自身的内功不足。

　　“我是坚决反对‘山寨文化的!”2009年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旗帜鲜明地说：“现在的年青一代都被所谓的‘山寨文化影响得很厉害，认为这就是‘草根文化的代表。但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健康的教育。”倪萍认为，“山寨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应被提倡，因为，如果大家都乐于模仿和抄袭，就会伤害我们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因此，她表示将提案，从法律上、行政上、舆论上，多管齐下，制止“山寨文化”。

　　倪萍的这番话一经媒体批露，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网友深为不满，批判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讽刺倪萍作为“不差钱”的“精英”阶层的代表，自高自大，不体恤下情。口诛笔伐之下，倪萍不得不回应，说她的本意是要将山寨分成三六九等，低俗者去之，最终落脚于提倡原创，部分媒体以“倪萍吁请封杀山寨”为标题是故意炒作，云云。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山寨”的话题再度引爆了如何看待“山寨文化”的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赞扬者有之，不屑者有之，基本上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的自说白话。山寨，这个由草根命名的草莽词汇，再一次成为点击率高达千万的热门“关键词”，连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罕见地给予播报，一时间全国上下皆日“山寨”。

　　关于“山寨”的解释，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山寨”一词起源于广东话，指的是一种由民间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它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等。它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凭借兼容的强大功能、花哨的外部包装、低廉的销售价格，来吸引消费者消费从而赢利。最早的“山寨”指广东一些没有牌照的电子厂、小作坊，当地人称这些靠仿制起家，或是生产劣质假冒伪劣电子产品的工厂为“山寨厂”。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山寨”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完全超出了上述解释的范围域，走向名人、建筑、餐饮、电影、广告、电脑、数码相机、液晶彩电、汽车、战车乃至飞机领域等所有有名气的事物。在各式“山寨”中，最具代表性的山寨手机，不仅在国内不断扩张市场，甚至已经走出国门，在海外攻城掠地。

　　央视有百家讲坛，广大民众也想找到挥洒才情的舞台，于是视频网站里就有了各种“山寨版”的百家讲坛，连湖北才女蒋方舟也技痒难耐，自制“百家蒋坛”；央视春晚一家独大，在北京打工的老孟“揭竿而起”，办起“山寨春晚”，江湖上各大高手云集响应……而山寨手机、山寨“啃他鸡”、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山寨刘德华、山寨周杰伦、“山寨春晚”、《山寨男人装》等，均以最平民化的时尚，最全民的娱乐，让人们从草根化、平民化中创造自我成就之路，自娱自乐、天下共乐。消费者和网友认为，这些“山寨”现象是草根文化的发扬，平民创新的成果，它们将平民精神迅速放大，是典型的草根文化、平民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

　　而被草根们称为“精英”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则对“山寨文化”和“山寨制造”嗤之以鼻，认为“山寨”的本质不过是低级的模仿和复制，甚至是公然的剽窃和侵权，是对知识产权的公然侵犯。他们认为山寨对经典的戏讽，扰乱了文化秩序，造成人们观念上的混乱，“低就和迎合会毁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虽然有些人利用模仿和低成本运作能有饭吃了，但它也挤掉了一些本该规范起来就可能建立的良好秩序。”所以，不应该为“山寨文化”唱廉价的颂歌，而应正视和反思它所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山寨文化”的建设者更需要抛弃借来的新衣，让“山寨文化”真正“山寨”起来，以“山寨文化”的野性、个性、主体性推动草根力量的生长。

　　与诸多“精英”相反的是，对经典遭到反讽的山寨现象，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很开明地表示：“庙堂文化和草根文化没有冲突，各有受众群体。应该有自由成长的土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顺德也认为，山寨虽然经常涉及侵权，但主体应该理解为平民文化、民间文化，是“下里巴人”。“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将会长期共存。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山寨”是“以低成本模仿主流品牌并在功能上加以创新的新的现象”。香港记者闾丘露薇说得很辩证：“看看山寨手机，有些就是仿冒，如果真的侵权，可以走法律途径……至于有些，则颇有创意，甚至是技术创新。”她不仅看到了我们“山寨”中模仿的两种不同形态，还提出了对侵权行为的解决路径。

　　著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说：“我觉得现在‘山寨一词，有不同概念混在一起。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反讽的互联网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我非常支持。而第二个含义是克隆、抄袭西方的产品，我觉得不应提倡，我们必须学会创新。”山寨文化借助互联网搭建的沟通平台，与戏谑、自嘲、幽默的草根结合，将文化领域的垄断与权威打破，使整个文化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为在底层的草根找到吐纳的路径，为沉闷的人生透了一口气。从这个角度讲，山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更表示，“山寨文化”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体现了民间的文化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生存依据，应该列为保护对象。而那些恶搞型、侵犯别人版权的山寨，则应坚决制止。柳斌杰表示，我国人口多、地域大，受教育程度又不完全一样，文化应该是高雅与通俗并存的多层次形态，而发源于老百姓的“山寨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民众的幽默和智慧的一面，但是，应该对山寨加以引导，防止通俗文化退化为低俗。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的大发展和大变革，不断催生出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新创造，接踵产生的新事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在不断冲击固有文化格局的同时，也在不断构筑起了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景观。作为一种新事物，“山寨文化”其实是一种消解主流的文化，是草根对垒精英的文化。“山寨之于主流”就好比“边缘之于中心”、“旁门之于正道”。不过，尽管“山寨文化”多少有点边缘化，甚至有点旁门左道的味道，但当“山寨”发起对“主流”的攻城掠地之战时，却往往令一向以主流自居的中心文化措手不及。对于以中心自居的主流文化而言，在愤而追究其侵权之前，恐怕更应反思自身的内功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