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散文家王开林先生写过一篇随笔《房奴?车奴?网奴》，大意说当今社会汲汲于房、汲汲于车、汲汲于网者的多如牛毛，简直构成了一个“后奴隶时代”。先生的眼光是犀利的，依先生的思路探求下去，猛发现何止房奴、车奴、网奴，汲汲于权、汲汲于势、甘当“权奴”者更是大有人在。

　　正常工作交办时的点头哈腰，上级征求意见时的不置一词，领导视察前生活安排的繁文缛节，有理偏遭训斥时的唯唯诺诺，无一不是奴性的表现。接听电话时，声音越来越大——对方肯定是部下；声音越来越小——对方肯定是领导。面对面谈话，两眼望地的是部下，两眼朝天的是领导。群众来访，他们推三阻四、狐假虎威；领导莅临，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今公务活动中很少听到曾经十分普遍的“同志”之称了，取而代之的是“老板”，甚至“干爹”、“干妈”，奴性十足。

　　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听人大放厥词说：“接待也是生产力”，把“讨好”当成了一种业绩。招聘会上，不少公关、销售、秘书人员的岗位要求竟赫然写明“要有一定酒量”。那些本该在办公室工作的办事员天天奔忙于高级宾馆奢华酒店，那些本该面对群众解决问题的基层领导常常恭候于休闲屋度假村。“接待无小事”成了某些公务人员的口头禅，他们不断创新接待工作，在服务上求精，在特色上求异，殚精竭虑，极尽邀宠之能事。古人的“金谷酒数”亦不过三杯，如今是敬得越多氛围越浓、喝得越醉感情越深。公务应酬中，曾多次见过敬酒的下级摆下“长蛇阵”，第一位一杯敬一杯，第二位两杯敬一杯，第六位六杯敬一杯，第十位十杯敬一杯，循次而进，哪怕喝趴下了还要挣扎着爬起来频频举杯，真是“酒逢领导千杯少”，引得领导开怀，满堂皆欢。有人说：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而到了这检查那考核时却往往是：群众的口碑不如接待的酒杯。

　　不要以为“权奴”的影子仅仅在上面这些场合穿梭。2006年的重庆彭水诗案中，一名县教委的借调干部，在茶余饭后偶尔用手机编发了一首打油诗，万没想到半个月后警察找上了门，认定打油诗诽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不说那非法干预司法的地方党政领导，只看那违规办案的政法干部，真是非“神探”莫属，略施小“技”，便轻易地越过法律程序上的藩篱和法律本身应该具有的公正，以涉嫌“诽谤罪”对打油诗作者进行刑事拘留，关押了二十九天。这里，“执法”成了一次权力的“献媚”，甚至不惜信口雌黄，助纣为虐，执法犯法。

　　“权奴”是有历史渊源的。从《诗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教，到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所谓人伦，从甘当七十五岁高龄武则天掌中玩物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到魏忠贤那些“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们，都在纷纷上演着向权力争宠的人间戏剧。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其实还是一部权力史，始终有“权奴”的思想、“权奴”的身影贯穿始终。

　　人的奴性不会无缘无故地降临，无非势、利二字。近权者得势，近势者得利，这是屡试不爽的生存法则。达官门前的热闹与富贾身边的拥挤是一个道理。达官巡视总有一班鞍前马后的，富贾进出总有一群帮闲打杂的，鞍前马后是希望自己将来也有人鞍前马后，帮闲打杂是盼着哪天也有人为自己帮闲打杂。经常听到这种版本的故事，科员甲和科员乙同处一个科室，甲天天只知道忙自己的工作，心无旁鹜；而科员乙的心思却全然不在工作上，他以察颜观色见长，领导来客他端茶倒水，领导出门他拎包跑腿，甚至领导老家有事他也不远千里赶去料理。最后，老科长提前退休，猜猜科员甲科员乙谁会当上科长？一个老掉牙的故事，答案千篇一律。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歇，但人对于权利的心驰神往却从未改变。

　　中国哲学史上也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一个布衣书生到一寺庙游览，发现寺里的和尚对前来的某大官毕恭毕敬，对自己却视而不见，冷若冰霜，很是气愤。大官走后，书生质问和尚为什么见达官贵人就趋炎附势地讨好，对穷书生却置若罔闻不睬不理，难道佛的面前都不能平等？和尚回答说：“敬乃不敬，不敬却正是敬。”听和尚这样回答，书生气不打一处来，抡起巴掌照着和尚的脸就是一记清脆的耳光。和尚怒问书生为什么打人？书生说：“打乃不打，不打却正是打。”故事说的虽然是“心学”对“禅学”诡辩的一种讥讽，但我仍然要对书生的“巴掌”喝一把彩，对付势利小人就一个字，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