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晓流

　　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过儒家、儒学、儒教（孔教）的记述。至西汉后期、东汉初期，佛教传入中国，中国道教创立后，人们将儒道佛合称“三教”。其实儒学（儒教）与宗教有实质上的区别。人们也许会问：司马迁著《史记·游侠列传》说：“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又怎么解释呢？这或许与中国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宗教组织有关，或在词语表达上取模糊态度。如“汉代儒家宣扬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为三教”。[1]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语言表述也随着发生变化，如中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某些概念、语法使用上出现差别一样。儒学是否应属于宗教，并称“三教”？值得探讨。

　　一、儒家（儒学）源流

　　儒者，是从古代巫、史、祝中分化出来的人。《周礼·天官·家宰》[2]：“四曰儒，以道得民。”后人解释说：儒以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指从事国子道德教育为业的学者或专家，孔子应属这一阶层的人。然孔子未走这条路，而是创办私学，行“有教无类”，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家，后被封建王朝封为“至圣先师”。儒学与原始宗教或后来的宗教派系及其信仰者、神职人员是有区别的。

　　儒家学说的理论构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意指他爱好周代文化。《庄子·天运》[3]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因《乐》佚，称“五经”），但也不能因此说他没有作。如作《春秋》、删《诗》经等编辑工作，应是有作的。二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后人，将孔子的学术言论和本人的学习心得，创作集结成书或新著，继承并发展儒家理论，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从此“五经”、“四书”成为儒学的基本理论。

　　在儒学理论中，有诸多方面与宗教理论显著不同：一是遵循了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4]的思想;二是联系社会实际，把教育人作为要务，即以仁义道德为本，治国平天下。期望受教者成为社会合格公民，共担责任，共享幸福的“大同世界”。

　　我们再考证一下宗教理论的构成（主要以中国道教为例），大体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他们的信奉的尊神论著或托书（言），集结成本教派经书（理论）。如将《老子》称为《道德真经》，其人尊为“太上老君”。《庄子》称为《南华真经》，其人尊为“南华真人”，如此等等。二是道家（道人）自己的著作（包括神授或神的托言）。他们把当时人们的不理解或无法证明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中的某些事物加以神化、玄化（如《老子》的哲学论述，医学中的病理及用药治病），借以宣传神道、神功、神境，诱导信众脱离社会实际，追求未来（来世）成佛成仙，进入“天堂”，过着神仙般生活的“极乐世界”。有群众称这种理论为“玄”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普及与发展。

　　二、学校下移，教育开放

　　在孔子所处时代及以前之社会，教育权被奴隶主或封建领主（贵族）垄断，即“学在官府”。学校为贵族子弟而设，平民无学可上，没有受教育权利。孔子的功绩之一，是他打破了这一传统，首创私学，把学校设在民间，并提出“有教无类”，学校向平民开放。据考证，孔子从教始于“三十而立”至七十三岁离世，其中除间断从政计四年外，实际专业从教约四十年左右，先后收学生三千余人，其中学习优秀者——贤人七十二人（有说达百人）。孔子在教育目的、教材选编、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并作出贡献，人称“孔圣人”。

　　孔子施教持开放态度。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诸侯相互兼并，社会动荡。孔子为推行儒家学说，广收学子，实行“有教无类”。人不分贵贱，域不分城邦，还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达十四年之久，走到那里，教学到那里。他的学说在当时虽不被统治者接受而且面临学无定所等困境，仍坚持教学为先的理念，并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教学内容。后人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方法，可能受到孔子这种行为影响。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有一定程度的基础教育思想。特别是后来私学的兴起，为开民智、育人才起到积极作用。他的学生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行业，无疑这些人后来大多数回到社会就业，为社会提供了有文化素养的人材。如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陵（张道陵），本大儒，博通“五经”

　　[5]，佛教名僧道安（释道安）“自幼读儒家经书”[6]。至于其他各业也不乏曾受儒家教育而成长为行家、学者。如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他经商成为当时巨富。“（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7]（意为平等相待）。如此等等。

　　儒学（家）具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子入太庙，每事问”，“问礼于老聃”，继承各家学说的合理著述等。

　　相较之下，中国道教、佛教，他们也收徒传道，但他们将寺庙宫观设在郊外，乃至深山僻壤，行封闭式的“修身养性”。以诵经、礼拜、持戒为功课“脱离凡俗”，实际脱离了社会人群、经济、政治、人伦等活动，从精神上异化了人的本质。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进步。

　　三、务实的教育目的

　　儒学与宗教在教育目的上有根本性区别，表现在务实与务虚上。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与其务实的教育目的相关。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影响此后各代封建王朝，因为它适应了皇权的需要。教育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然教育总是受政治制度制约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孔子（儒家）之設教，“以仁义道德为本，治国平天下为用。”（《新国文》[8]），说明它把教育与人民、国家联系在一起，讲求务实。孔子生活的“春秋是从领主制向地主制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9]，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领主（贵族）兼并激烈，社会动荡，造成“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这对孔子希望的“仁政德治”理想是极大冲击。他怀念尊崇尧舜禹周公，“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0]他倡导克己复礼作为人的言行指向。孔子办教育，继承了周礼“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增加《诗》《易》《春秋》，以培养有道德、有文化、适应（封建）时代需要的人才，最理想的士、君子。子路问怎样算君子？孔子回答三句话：“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1]。在孔子弟子中被认定的“七十二贤人”，可能就是指士或君子说的。他们是稳定和发展封建社会制度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促进人向着较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提高人的自主性和社会责任感的榜样。

　　再看中国的宗教活动目的，除了劝善戒恶好的方面外，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人际社会的生产、政治、文化活动，“脱离凡俗”，行诵经、礼拜、戒律，实行禁欲，限制人的个性发展，意图成佛、成仙，来世进入“极乐世界”，最终什么也没做到、得到，一切“空了”，使不少人感到困惑。

　　四、至圣先师，不同封神

　　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改“王”为“师”，封孔子为“至圣先师”[12]，民间则称孔子为“孔圣人”，都是人世间称呼，用现代话说，是一种荣誉称号，不属“封神”。其实孔子本人是早有言在先，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13]他是以一个教师的地位评价自己，不像某个宗教教主，在“修身”过程中，常自称某“大师”、“活佛”，死后禅位，信徒奉为“神主”。如佛教中的“佛”，道教中的“天尊”、“天师”等等。

　　从理论著作方面看。“子不语怪、力、乱、神。”换句话说，儒家不信神、怪，或持保留态度。从学校教育角度看，这是很了不得的认知和取向。

　　儒家以“六经”、“四书”作为学校教育内容，学校下移，有教无类，开放式办学，因材施教等，酷似中国古代“教育学”理论。“鲁人皆以儒教”，应理解为他们受这种教育。它与后来的宗教教育不能混同。在春秋时期，中国并未形成公认的有神主、有神理论、有组织的宗教，至于儒、道、佛简称“三教”，则是东汉以后的事。

　　“三教”提法虽常见于史籍，但国人从未把儒学列为宗教教义，而是作为中国学校教育选用的教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而继承之。封孔子为“至圣先师”，为广大群众接受。从辛亥革命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有過“批孔”，但未说批“孔教”或批孔子的“神学”理论，而是批判那些不适合当今社会潮流的封建主义理论，并非有神论或无神论之争。儒学既然不属神学，儒教说就不能成立。这一点，百年前《新国文》的编者们就注意到这一点。《新国文》的论述说：

　　“佛耶回三教，我国人杂奉之。然人人尊崇孔子……。孔子盖我国大圣人也。

　　孔子之设教也，以仁义道德为本，治国平天下为用，其宗旨与各教不同。宗教家以未来祸福，范围一世之人心。故有轮回之说，有天堂地狱之说。而孔子则不语怪，不语神。此其异一也。宗教家排斥外道，耶言一神，佛言不二法门，至回教且以兵力诛锄异己。而孔子则问礼老聃、问官郯子，未尝以异端、夷狄而拒绝之。此其异又一也。

　　我国自汉以来，国人无不崇祀孔子。内而京师，外而郡县，皆建立孔庙……其所以若是者，非籍礼拜祈祷，以求福利。实以孔子之圣，足为万世师表故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没有孔教（儒教），可能与孔子不语怪、神有关，中国道教也未列其中。有资料说，因外国人信奉一神教，称中国道教属自然宗教（多神教）。它间接说明，儒学不属宗教，孔子不是神主。

　　[参考文献]

　　[1]《辞源·三教》.

　　[2]《周礼·天官冢宰》.

　　[3]《庄子·天运》.

　　[4][10][11][13]《论语》（依序：述而·八佾·宪河·述而）.

　　[5]《中国道教》，第220页.

　　[6]《中国佛教基础知识》第33页.

　　[7]《史记·货殖》.

　　[8]《新国文·孔子》（北京）新星出版社.

　　[9][12]《孔子评传》第132页、第36页.

　　（作者单位：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