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晴

　　

　　摘 要：研究探讨了死亡提醒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假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后个体的决策会倾向于风险规避。采用单因素两水平被试间设计，选取44名大学生为被试，随机分配至死亡提醒组或控制组并完成仿真气球冒险任务。实验结果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并未对被试的风险决策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死亡提醒;死亡焦虑;风险决策

　　Becker在他的著作the Denial of Death（拒斥死亡）及其相关理论中提到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生的欲望和死的必然性这一矛盾所做出的反应。Greenberg， Pyszczynski和Solomon（1986）依据Becker的理论对关于死亡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由此发展了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TMT为了解人类死亡心理开启了新的面貌。TMT认为，人与其他动物都具有求生的本能。不同的是，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而当这种必死的意识与求生意识产生冲突时，便会引起存在焦虑。当人想到死亡时，就可能会产生死亡焦虑，进而发展出一系列的防御机制来缓冲死亡焦虑。早期的死亡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人主要通过两种防御机制来抵御缓解死亡焦虑：文化世界观和自尊。死亡提醒（Mortality Salience， MS）是研究死亡心理种较为常用的实验操作范式（陈友庆，李新星，2014），其指的是强迫唤起个体的死亡意识，使其对死亡进行思考，进而产生死亡焦虑（Rosenblatt， Greenberg， Solomon， Pyszczynski，& Lyon， 1989）。

　　风险决策指的是在不确定情境下，个体根据已知的信息对结果选项进行权衡，从而做出决策的过程（Kahneman & Tversky，1979）。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人”假设，即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由于个体对当前情况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个体不能够考虑到所有情况，只是选择几个自己认可的方案，一旦某个方案达到了预期，个体便会停止思考（黄建军，2001）。后续研究发现人的决策行为是需要对已有的信息进行整理、评估等，即个体的决策行为是会受到个人特质和情境因素的影响（王家远，李鹏鹏，袁红平，2014;潘珊珊，2018）。同时，郭雯（2017）发现死亡提醒会影响个体的分析思维，进而影响个体有效地进行理性的决策。Hart，Schwabach和Solomon（2010）发现死亡提醒后，个体在决策时会更偏爱冒险行为。还有研究发现死亡提醒后，个体在决策时会更加喜爱追求金钱、物质（Chopik&Edelstein，2014）。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由死亡提醒而引发的死亡焦虑会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但国内关于死亡心理是否影响风险决策的研究较少。国外有研究表明死亡提醒使个体的决策行为更加冒险（Hart et al.，2010）。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会对风险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汪新建、张慧娟、武迪和吕小康（2017）发现，同一文化下个体的风险感知存在趋同性，而中国文化注重和谐思想，注重从和谐关系出发来规避风险（张宁，2012）。因此，本研究假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后个体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1.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48名在校大学生，剔除回答无效的被试4人，最终选取被试44人，其中男性22人，被试平均年龄为20.52±2.02岁。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23人）与控制组（21人）。

　　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两水平被试间设计，自变量：死亡提醒操作（两水平：死亡提醒，无死亡提醒），因变量指标包括两部分：未爆炸气球的平均按键次数和气球爆炸个数。

　　1.3 实验材料

　　1.3.1死亡提醒操作

　　死亡提醒组需回答两个与死亡有关的开放式问题：“请问当你想到自己死亡时，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请问当你的身体死亡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研究已证明该操作的有效性（陈友庆，李新星，2014）。为了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控制组被试回答的问题则是与死亡无关的中性问题：“请想象你正在看电视，并用一段话来简要描述你此时的情绪体验。”“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的躯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1.3.2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965）的自尊量表，该量表由10个问题组成，采用4点记分，范围从1（很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总分为40分。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高。修訂后的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 0.76，重测信度为0.81。

　　1.3.3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RT）

　　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BART）是一种更具有生态性的风险决策认知任务（Lejuez et al.， 2002）。BART共包含30个气球，被试需要通过按“1”键来吹气球，气球每吹一次可盈利0.02元，每个气球可吹的次数介于1～64次之间，每个气球的平均爆破点为32次，单个气球最多可盈利1.28元。被试在按键吹气球的过程中，可以随时停止按键，并通过按“5”键来保存当前气球的收益，收益即可累加。如果被试吹气球的次数达到了气球的爆破点，气球便会爆炸，并且当前气球收益变为0。被试吹爆气球或按“5”键保存当前收益，该试次就会结束，随后成呈现一个新的气球开始新的试次，直至实验结束。气球下方会显示“当前气球收益”“前一个气球收益”“总收益”。正式实验开始前，被试需完成练习以保证被试完全理解实验任务。

　　1.4实验程序

　　要求被试填写自尊量表，研究发现较高的自尊水平会缓解死亡焦虑（张向葵，郭娟，田录梅，2005），因此本研究选取中等自尊水平的被试。而后将被试随机分配至死亡提醒组或控制组。死亡提醒组需回答两道经典的死亡问题，随后完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和延迟分心任务（5分钟），研究表明死亡提醒效应并不会立即出现，需要延迟5分钟左右才会出现。最后，被试需完成BART任务。控制组则需回答两个与电视有关的中性问题，随后完成PANAS量表，最后完成BART任务。实验结束后，每个被试都会获得一份礼品。

　　2.結果与分析

　　采用SPSS20.0对实验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

　　为验证死亡提醒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对死亡提醒组、控制组的未爆炸气球按键的平均次数和爆炸气球个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死亡提醒条件下的未爆炸气球按键的平均次数（M= 23.61，SD = 7.14）小于中性主题条件下的平均次数（M = 26.89，SD= 1.56）;从爆炸气球平均个数看，死亡提醒组的平均个数（M= 11.65，SD= 4.49）小于控制组（M= 13.86，SD= 3.30）。但实验组与控制组的BART分数没有显著差异（详情见表1），因此本研究假设未得到验证。

　　3.讨论

　　本文探讨了死亡提醒对个体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并未达到差异性显著，可能导致此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总体上来看，死亡提醒组的BART分数要低于控制组的分数。但研究数据并未达到显著性，且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Hart et al.，2010）。这可能是因为本实验采用的风险决策范式与前人不同。此外，该结果表明中国被试在被唤起意识后，可能更倾向于风险规避。一方面，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中国人更加注重和谐，在决策时更加保守（张宁，2012）;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风险因素、风险概率等侧重程度不同，De Camprieu等（2007）发现来自加拿大和中国的项目经理在感知和评估大型项目风险时存在显著的不同。

　　第二，本研究采用的是死亡提醒的经典范式，但开放式问答仍存在很多问题，如主观性较强、实验操作难以标准化、缺少对被试作答进行评估的统一标准。如Yen和Cheng（2010）发现死亡提醒操作对台湾人的世界防御观并没有产生影响，反而提高了他们对命运的接受度。Wu， Tang和Kwok（2002）曾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它被看作是生命的一种转化过程，死后的人可以通过投胎即可重新做人，因此这种观念可能对死亡焦虑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还有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中国人具有他人和社会价值去向，尤其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他人可能比自己更为重要（余露茜， 2018）。综上，后续研究可以对死亡提醒做出进一步精确的实验控制，如加入检验死亡提醒操作的步骤或者使用能将该操作量化的测量方法（如，死亡恐惧问卷），使死亡提醒的实验操纵更具有效性。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死亡心理的差异以及中国被试死亡心理的机制。

　　最后，本研究选取的被试群体为大学生且被试数量相对较少，在研究中发现随着实验的进行，被试越多结果趋近于显著。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增加样本量，还应关注被试的心理健康状况，关注死亡提醒实验操作是否会对被试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还可探讨其他年龄群体的决策行为是否会受到死亡焦虑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死亡（Maxfield et al.， 2007），未来研究可探讨死亡焦虑会对老年人的决策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4.结论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死亡提醒对风险决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友庆， 李新星. （2014）. 死亡提醒效应研究概况.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2（3）， 463-466.

　　[2]郭雯. （2017）. 死亡凸显对分析式推理及决策的影响. （硕士）， 深圳大学.

　　[3]郭志文. （2012）. 不同文化的经济风险偏好差异研究. 科教导刊（5）， 80-81.

　　[4]韩向前， 江波， 汤家彦， 王益荣. （2005）. 自尊量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8）， 763-763.

　　[5]黄建军. （2001）. 剖析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 理论月刊（3）， 13-15.

　　[6]纪薇. （2018）. 性别刻板印象的激活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心理技术与应用， v.6（6）， 343-351.

　　[7]潘珊珊. （2018）. 不同任务情境中描述性社会规范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硕士）， 浙江大学.

　　[8]汪新建， 张慧娟， 武迪， 吕小康. （2017）. 文化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文化认知理论的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 25（8）， 1251-1260.

　　[9]王家远， 李鹏鹏， 袁红平. （2014）. 风险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工程管理学报（2）， 27-31.

　　[10]余露茜. （2018）. 死亡提醒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研究. （硕士）， 贵州师范大学.

　　[11]张向葵， 郭娟， 田录梅. （2005）. 自尊能缓冲死亡焦虑吗？——自尊对死亡提醒条件下大学生死亡焦虑的影响. 心理科学， 28（3）， 602-605.

　　[12]Camprieu， R. D.， Desbiens， J.， & Yang， F. （2007）.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roject risk perception：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5（7）， 683-693.

　　[13]Chopik， W. J.， & Edelstein， R. S. （2014）. Death of a salesman： Webpage-based manipulations of mortality salien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1）， 94-99.

　　[14]Greenberg， J.， .，Pyszczynski， T.， .，Solomon， S.， .，Simon， L.， .，& Breus， M.， .（1994）. Role of consciousness and accessibility of death-related thoughts in 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s. J Pers Soc Psychol， 67（4）， 627-637.

　　[15]Greenberg， J.， Pyszczynski， T.， Solomon， S.， Rosenblatt， A.， Veeder， M.， Kirkland， S.， & Lyon， D. （1990）.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I：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Threaten or Bolster the Cultural Worldvie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8（2）， 308-318.

　　[16]Hart， J.， Schwabach， J. A.， & Solomon， S. （2010）. Going for broke： Mortality salience increases risky decision making on the Iowa gambling tas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9（2）， 425-432.

　　[17]Lejuez， C. W.， Read， J. P.， Kahler， C. W.， Richards， J. B.， Ramsey， S. E.， Stuart， G. L.， Brown， R. A. （2002）. Evaluation of a behavioral measure of risk taking： the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BAR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8（2）， 75-84.

　　[18]Maxfield， M.， Pyszczynski， T.， Kluck， B.， Cox， C. R.， Greenberg， J.， Solomon， S.， & Weise， D. （2007）.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responses to thoughts of one's own death： mortality salience and judgments of moral transgressions. Psychology & Aging， 22（2）， 341.

　　[19]Rosenblatt， A.， .， Greenberg， J.， .，Solomon， S.， .， Pyszczynski， T.， .， & Lyon， D.， . （1989）.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violate or uphold cultural valu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7（4）， 681-690.

　　[20]Wu， A. M. S.， Tang， C. S. K.， & Kwok， T. C. Y. （2002）. Death anxiety among Chinese elderly peopl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ging & Health， 14（1）， 42.

　　[21]Yen， C. L.， & Cheng， C. P. （2010）. Terror management among Taiwanese： Worldview defence or resigning to fat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3）， 185-194.

　　（作者單位：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