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 了解云南省不同民族人群饮酒行为与血压的关系。方法 于2016年11月和2019年7月，采取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云南省哈尼族、彝族和汉族三个民族共计790人，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收集相关信息，并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运用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X2检验、趋势性X2检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饮酒和血压关系进行剖析。结果 云南省≥18岁居民总体饮酒率40.3%，男性饮酒率（73.6%）高于女性饮酒率（12.3%）（X2=306.016，P<0.001），哈尼族饮酒标准化率（42.7%）最高，其次为彝族（37.5%），最低为汉族（37.1%），随年龄的增长总体饮酒率呈下降趋势（X2趋势性=31.125，P<0.001）;危险饮酒组的收缩压水平高于不饮酒组和低水平饮酒组（均P<0.05）。调查对象高血压患病率为39.0%，男性高血压患病率（43.1%）高于女性（35.6%）（X2=4.602，P<0.05），并且随年龄（X2趋势性=38.558，P<0.001）和BMI（X2趋势性=9.820，P<0.05）的增长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有饮酒史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高于不饮酒者（X2=4.673，P<0.05）;危险饮酒组高血压患病率高于不饮酒组（X2=7.749，P<0.01）和低水平饮酒组（X2=7.718，P<0.01）;调查对象饮酒频率越高、每日平均饮酒量越大、年平均饮酒天数越多，高血压患病率越高（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大、高BMI和有饮酒史是当地居民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结论 随着年龄和BMI的增加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当地有饮酒史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高于不饮酒者，未观察到不同民族之间高血压患病率存在差异，不同饮酒种类高血压患病率相似，不存在所谓安全酒精饮料，加强饮酒控制有助于改善居民血压水平。
关键词： 饮酒;血压;关系;民族
饮酒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酒精与健康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酒精的有害使用导致全世界约300万人死亡，其中半数以上的死亡是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1]。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一直是关注的焦点。据估计，全球有11.3亿人患有高血压，然而只有不到1/5的高血压患者病情得到控制[2]。有相关研究显示，过量饮酒会使血压水平升高，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3]。也有报道指出饮酒不能带来任何健康收益，少量饮酒有益健康的说法不复存在[4]。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我国各民族大都饮酒，而少数民族饮酒习俗和饮酒氛围更是浓厚。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饮酒特点在于喜好饮白酒或是自家酿制的粮食酒，并且酒量了得。本次研究从云南省抽取三个民族共790例调查对象，进行饮酒相关问题调查并进行体格检查，剖析饮酒对血压水平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民族人口比例，分别在宁洱县抽取哈尼族人口最多的3个乡镇，石屏县抽取彝族人口最多的1个乡镇，在所抽中的乡镇内，根据各村民族人口比例抽取3个村，共计12个村作为调查现场。从村里的某个点出发，分别从12个村中抽取在当地居住至少6个月的18岁以上汉族、彝族和哈尼族居民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准确理解调查表的各项内容之后对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高血压患病史、饮酒和吸烟情况等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民族、职业等。高血压患病史即调查对象自述是否被乡镇卫生院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确诊为高血压（高血压患病率结合调查对象自述情况与现场血压测量情况）。饮酒情况包括饮酒史（指曾喝过高度白酒≥42°超过25ml，或低度白酒<42°超过35ml，或葡萄酒超过100ml，或米酒13°左右超过100ml，或啤酒3.3°400ml）、现在是否饮酒（现在指调查前12个月内是否饮酒）、饮酒者初次饮酒年龄、饮酒种类、饮酒频率、饮酒量、饮酒程度、饮酒障碍情况等，饮酒程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酒精消费及危害监测指南》[5]进行分类（低水平饮酒：男性每天平均饮酒量<41g，女性每天平均饮酒量<21g;危险饮酒：男性每天平均饮酒量≥41g，女性每天平均饮酒量≥21g）。吸烟情况包括个体目前吸烟与否（调查前30天内）和烟草依赖情况（依据尼古丁依赖检测量表（Fagerstrom Test of Nicotine Dependence）进行分类）。
1.2.2 体格检查 对调查人群进行体格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等。
血压测量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8修订版》[6]中的测量方法，采用鱼跃台式水银血压计进行测量。高血压诊断标准为：调查当日3次平均收缩压≥140 mm Hg（1mm Hg=0.133kPa）和（或）舒张压≥90 mm Hg，或自述有高血压病史，或目前服用降压药物者可诊断为高血压。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4.0软件包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共计调查790人，其中哈尼族354人，彝族320人，汉族116人。各民族间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分布见表1。与哈尼族和汉族相比，彝族的男性比例较高（P<0.01）。与哈尼族和彝族相比，汉族文化程度更高（P<0.01）。与汉族和彝族相比，哈尼族农民占比更高（P<0.01）。
2.2 不同民族、年龄、性别居民饮酒情况 调查的790名居民中，饮酒者有318人，总体饮酒率为40.3%。由于调查的彝族男性构成显著高于哈尼族和汉族男性，因此根据合计人口数计算各民族的饮酒标准化率。三个民族饮酒率作比較，哈尼族饮酒标准化率（42.7%）最高，其次为彝族（37.5%），最低为汉族（37.1%）。不同年龄组的总体饮酒率有差别，35岁及以下年龄组与36～60岁年龄组比较饮酒率有差异（X2=7.499，P<0.05）及60岁以上年龄组比较饮酒率有差异（X2=28.405，P<0.001），36～60岁年龄组与60岁以上年龄组比较饮酒率有差异（X2=16.814，P<0.001），并且随年龄的增长，总体饮酒率呈下降趋势（X2趋势性=31.125，P<0.001）。其中男性饮酒265人（73.6%），女性饮酒53人（12.3%），男性饮酒率明显高于女性（X2=306.016，P<0.001）。不同民族之间，随年龄增长，饮酒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635，P>0.05），见表2。
2.3 不同民族之间各饮酒量人群的血压水平比较 调查人群不同饮酒程度血压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饮酒程度的收缩压水平不全相同（F饮酒程度=2.867，P<0.05），并且危险饮酒组的收缩压水平高于不饮酒组和低水平饮酒组（均P<0.05），不同饮酒程度的舒張压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在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调查人群高血压患病情况单因素分析 调查人群男性高血压患病率43.1%（155/360），高于女性高血压患病率35.6（153/430）（X2=4.602，P<0.05）。不同年龄组的高血压患病率不同（X2=38.608，P<0.001），并且随年龄的增长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X2趋势性=38.558，P<0.001，趋势性X2检验表中未列出，下同）。高血压患病率在不同民族间未见差异。不同BMI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不同（X2=12.266，P<0.05），并且随BMI的增加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X2趋势性=9.820，P<0.05）。有饮酒史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42.9%（161/375），高于不饮酒者35.4%（147/415）（X2=4.673，P<0.05）。不同饮酒程度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不同（X2=8.644，P<0.05），并且危险饮酒组高血压患病率均高于不饮酒组（X2=7.749，P<0.01）和低水平饮酒组（X2=7.718，P<0.01）。在现在饮酒人群中，居民高血压患病率随着饮酒频率（X2趋势性=8.345，P<0.05）、每天平均饮酒量（X2
趋势性=4.555，P<0.05）和平均饮酒天数（X2趋势性=6.874，P<0.05）的增加呈上升趋势。高血压患病情况不随饮酒的种类而不同，提示饮用不同种类的酒精饮料对血压水平的影响是相似的。目前吸烟者高血压患病率为39.9%，与不吸烟者38.5%相比高血压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吸烟人群中，对烟草显著依赖的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37.7%，与轻度依赖人群40.4%相比高血压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调查人群高血压患病情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调查人群高血压患病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相关因素纳入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如下：高血压：有高血压=1，无高血压=0;性别：男=1，女=2;年龄分组：≤35岁=1，36～60岁=2，≥61岁=3;BMI分类：<18.5低体重=1，18.5～正常体重=2，24～肥胖前期=3，≥28肥胖=4;饮酒史：有饮酒史=1，无饮酒史=2;现在是否饮酒（过去十二个月）：饮酒=1，不饮酒=2;饮酒程度：不饮酒=0，低水平饮酒=1，危险饮酒=2;饮酒频率：未饮酒=0，<1天/月=1，1～9天/月=2，10～19天/月=3，≥20天/月=4。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大、高BMI和有饮酒史是当地居民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因素。36～60岁年龄组居民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35岁年龄组的2.729倍（95%CI：1.539～4.841），≥61岁年龄组居民发生高血压风险是≤35岁年龄组的6.727倍（95%CI：3.648～12.406）;BMI≥28的居民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BMI≤18.5居民的3.465倍（95%CI：1.714～7.004）。有饮酒史的居民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非饮酒者的1.733倍（95%CI：1.275～2.356），见表5。
3 讨论
理论纵横
云南省不同民族饮酒行为与血压关系研究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也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据估计，饮酒所造成的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死亡人数占所有高血压死亡人数的7.4%[1]。过量饮酒作为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不同饮酒量对血压水平的影响结果不尽相同。有研究提示，饮酒量与血压水平之间呈“J”型关系[7， 8]，即少量饮酒者血压水平低于不饮酒者，过量饮酒使血压水平升高。也有相关报道指出适度饮酒对血压升高并没有保护作用[9]。大部分的研究提示过量饮酒使患高血压的风险增加，且不利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减少酒精摄入会以一种剂量依赖性的方式降低血压[10-12]。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省哈尼族、彝族和汉族的标准化饮酒率分别是42.7%、37.5%和37.1%，总体饮酒率40.3%，均高于2010-2012年全国≥18岁居民成年人饮酒率30.5%[13]。其中，哈尼族和彝族居民标准化饮酒率相比汉族居民高，这可能是与哈尼族和彝族居民喜好喝酒以及传承的民族酒文化相关。调查人群随年龄的增长，饮酒率呈下降趋势，饮酒人群集中在中低年轻段人群。调查人群中男性饮酒率明显高于女性，提示对男性饮酒相关知识和危险性宣传教育的重要性。
血压水平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饮酒程度居民的血压水平不同，危险饮酒组的收缩压水平高于不饮酒组和低水平饮酒组，提示危险饮酒与血压水平升高和患高血压相关，未观察到不同饮酒程度之间舒张压水平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调查对象老年高血压患者居多，而老年人高血压常表现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即收缩压增高，舒张压正常甚至偏低[14]。我们的研究并未发现低水平饮酒能够降低血压，即未发现饮酒量与血压水平之间的“J”型关系。
高血压发生风险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年龄、不良生活方式等都有关。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6]显示，高钠低钾膳食、超重和肥胖、过量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是我国人群重要的高血压危险因素。据估计，酒精所造成的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死亡人数占所有高血压死亡人数的7.4%[1]。本次研究发现，调查对象高血压粗患病率为39.0%，高于2012—2015年我国≥18岁成年居民高血压粗患病率（27.9%）[15]。关于饮酒相关因素与高血压患病关系，研究发现有饮酒史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42.9%）高于不饮酒者（35.4%），提示饮酒暴露与患高血压相关。根据每天平均饮酒量划分饮酒程度，研究发现危险饮酒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于不饮酒人群和低水平饮酒人群。对饮酒频率、每天平均饮酒量和年平均饮酒天数作趋势性X2检验显示，在现在饮酒人群中，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与饮酒频率、每天平均饮酒量和年平均饮酒天数显著相关，并且随着饮酒频率、每天平均饮酒量和年平均饮酒天数的增加，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提示饮酒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血压的波动甚至导致个体发生高血压。本研究未发现三个民族之间高血压患病率存在差异，原因之一可能是调查样本量不充足，其次，高血压的发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他因素包括遗传因素、生活习惯、膳食摄入等原因可能掩盖了饮酒对高血压的影响。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高血压患病情况不随饮酒的种类而不同，提示饮用不同种类的酒精饮料对血压水平的影响是相似的，不存在着所谓的安全酒精饮料。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大、高BMI和有饮酒史是当地居民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经过kendalls秩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未列出），年龄和饮酒史分别与单因素分析中所纳入的饮酒程度、饮酒频率、每天平均饮酒量、平均饮酒天数相关，并且年龄和饮酒史与高血压患病情况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其他指标与高血压患病情况的相關系数，故年龄与饮酒史进入方程，而其他指标就不能进入方程。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大动脉弹性减弱，硬化速率加快，压力感受器反射敏感性和β肾上腺素能系统反应性降低，肾脏维持离子平衡能力下降，从而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14]。BMI是衡量人体肥胖程度的指标，有研究表明，随着BMI的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明显增大
[16]。当地有饮酒史的居民发生高血压的可能性是非饮酒者的1.733倍（95%CI：1.275～2.356），与单因素分析结果饮酒行为对血压的影响是一致的，提示饮酒对人体健康的危害[6]。
本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第一，本次研究样本量偏小，导致在某些分类中个体偏少;第二，调查是在非传统节日期间进行，可能会低估饮酒者的饮酒量;第三，调查未收集在一天内大于1次饮酒的饮酒者每次饮酒量，而是让其粗略估计一天饮酒量，这样倾向于低估饮酒量;第四，由于未收集戒酒者的曾经饮酒量（一年以上未饮酒者的曾经饮酒量），如果收集，可能出现类似的现在饮酒与血压的关系;第五，由于调查地点属农村村镇，年轻人外出务工者较多，样本不能很好地代表年轻群体，而年龄大者偏多，会高估不饮酒者的血压水平，因为血压水平随年龄增加而升高;第六，将十二个月以上不饮酒者归入未饮酒者处理，会低估真实饮酒状况，从而低估饮酒与血压关系（高估不饮酒者血压，因为血压持续升高是长期多因素作用结果）。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基本得出饮酒与血压水平之间在本研究中未出现“J”型关系，而是随着饮酒水平的提高血压水平呈上升趋势。本次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居民饮酒量和饮酒频率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然而长期如此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对机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7]。但是由于民族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等原因，我国对不同民族过量饮酒及其带来的社会和健康问题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加强对不同人群饮酒相关危害知识的宣传力度，尽可能不饮酒，以预防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生。控制血压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降低饮酒率和降低饮酒者的饮酒量。不同酒精饮料的控制，不能只重视白酒等高度酒精饮料的控制，啤酒等低度酒精饮料的饮用控制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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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科技厅 - 昆明医科大学应用基础研究联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2017FE467（-161））;云南省创新团队（2019（6））
（作者单位：1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昆明医科大学护理学院;3昆明医科大学科研试验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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