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

　　摘 要：主体性式微是《启蒙辩证法》叙事展开所围绕的一个关键主题。算计与物化是理解这一主题的两条重要线索，算计使主体受到思维限定，物化使主体受到现实掩蔽。为实现个性自由解放，必须廓清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算计思维和工具理性范畴，并高擎自由人联合体旗帜。

　　关键词：算计;物化;主体式微;《启蒙辩证法》

　　从“内心动作”到个性权利，经历从晦暗到光明，即启蒙。[1]启蒙的书页上有大量关于人追寻快乐的笔迹。在惩罚性的神话悲剧苍穹下，面对不安定的自然的血盆大口，寻乐的人受到了限定和掩蔽。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两对关系入手对启蒙的内涵进行审度。其中的一条重要主线是人的主体性在启蒙了的神话观念和文化工业的娱乐精神中的式微。正如他们所说的，“文明的历史就是牺牲内卷的历史，换言之，是放弃自己的历史。”[2]45这显然与自我持存的动机相悖，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推动主体走向了式微？革命的辩证法为实现主体的个性自由带来了怎样的希望？

　　一、算计：资产阶级的思维原型

　　（一）“无人”所反映的算计思维

　　《奥德赛》中有这样一段叙事：奥德修斯把自己称作“无人”诱骗波吕斐摩斯吃掉了所有人，致使他再无人肉可吃，失掉了吃人肉的权力。所谓“无人”，即“Udeis”，因与“Odusseus”（奥德修斯）的发音相同，《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幽默地将奥德修斯当成了“无人”，即不存在。因此，当波吕斐摩斯受到了欺骗之后，却无从报复。这里不仅反映了初民所创造的语言的力量，且当自我意识到同样的词语的不同意涵，并开始实在地运用“二元论”的时候，自我就从混沌不清的状态过渡到自我确认和自我否认的对立状态中。奥德修斯通过否认自身的同一性，恰恰把自身塑造成了一个主体[2]56。一方面，算计或者说欺骗形式，在否定自身同一性时又害怕失掉自身的同一性。因此，每一次以欺骗来寻找自我的尝试，都以丧失自身的代价来维持自身。另一方面，不论算计、狡诈抑或是欺骗，都暗示着资产阶级的某种固有的特质，它牵连着通过商品投机实现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精神。买卖和等价原则，是祭祀活动所孕育的理性自我的胚胎，面对着充满不安定的似乎是非理性的自然，自我持存的前提条件是牺牲。人的交换物在头脑中等价于自然神所代表的自然权力，与通过交换分享或支配自然权力的幻想，构成了主体性丧失的关键线索。只要个体被当成了牺牲，只要牺牲始终包含着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欺诈就必然是牺牲连带出来的结果。[2]42同样，只有通过欺诈的方式牺牲个体，才能调和人为导致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状态，使个体重新获得同一性。从而，为了自我持存，欺诈就周而复始地再生产出来，人与自然的对立在每一次缓和的推波助澜下总体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

　　（二）算计思维对主体的限定

　　人所创造的指代词语与各种真实的自然条件相对立，语言的二元使用如同现代数学公式的精妙计算一样，为奥德修斯这个资产阶级式的神话人物模范攫取利润提供工具。自我持存的欺诈行为也凭借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各种法令，获得了自身的基础。[2]50奥德修斯所算计的对象是令它恐惧却又不得不依存的作为生产生活资料来源的自然，在逐利的过程中，在奥德修斯四处冒险的过程中，他完全转变为一个经济人，自我持存的价值内核被成功进行商品交换的动机所偷换。对他而言，每一产品成为商品，都意味着对抗自然的小胜利，意味着自然权力的小让渡。文明越是发展，越是倾向对人的自然的否定，将人限定在自然的对立面的意识歪曲了人类生命源于自然的本质特性。自然对人而言是他者，他人对个体而言也是他者。他者即主体认知自我的对立面，人们以算计的方式认知自然，对自然的算计随着人化自然的日渐复杂逐渐渗透到了人类社会领域，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地衔接在一起，但这种命运共同性还不能为早期的人类所认识。他们更多地关注如何不失掉自我的同一性，然而概念或语言的裂变无法兼顾对非人自然的占有以及对自我同一性的拯救。算计巧言令色地服务于物的持存而非人的持存。起初，物被人假作为种种有机献祭的生命的替代物，甚至假作为需要付出牺牲的人本身。人还是中心，是工具理性的主人。当庞大的概念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内心世界看似获得了相对独立，实质却受到了外化自然不断加深的奴役。该思维原型的不断发展导致对主体限定程度的不断加深。

　　二、物化：资产阶级的工具理性

　　（一）文化工业社会的物化工具

　　在人的自然内部，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势力以工具理性掩盖实质上的非理性，利用满足需要的技术——本质上是被救赎了的工具精神，罔顾自我持存努力的价值正当性，使得启蒙又倒退回了神话。神话中的每个人物都不断重复着对应自身角色的事件，例如西西弗斯永远不停地重复将巨石推向山顶的过程。他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违抗以自然神為代表的自然。控制和被控制是人与自然交往的重要主题和普遍命运，尤其体现在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发展的部门分工中，人的自我持存形式深深地打上了如同西西弗斯一样遭遇的烙印——繁重的体力劳动由机器所解放但沦为机器所代表的自然力的零部件带来了更深程度的奴役，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商品堆积、劳动效率至上的的虚假社会，一切自我意识的盲目，只是通过千千万万自我的自由时间的牺牲，维持剥夺其批判精神的低层次的自我持存。与其说这样的持存是人的持存，毋宁说是特殊商品的持存。同样地，作为资产阶级思维原型的唯名论，扩大为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式的成功学和享乐方式成为了人的价值指向。快乐工业的文化制造商们生产出琳琅满目的特殊形式的商品，即文化商品，将人的精神层面的余地也丝毫不予留白地占据了仿佛人的自我持存是为了消费商品，而不是相反。理性退化为纯粹的工具理性，伪装温顺的秩序机器统摄着大量无偿创造剩余劳动的劳动者。资产阶级文化工业对大众的亲和力，表现在从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的转向中诱导和操纵大众的娱乐需求，将个体限定在庞大的物化了的、充满迷惑魅力的文化工业世界中。

　　（二）灵魂物化对主体的掩蔽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工业化把人的灵魂物化，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所需的行为方式的聚集物。[2]22人的灵魂物化主要体现在：第一，虚假普遍性的建立。金钱神秘主义大行其道，连高贵的艺术作品也迫不及待地要进入市场，变身为满足潜在消费需求的商品。理性自我要求个性，但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仅是一种幻象，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以及社会对个人与普遍性相一致的要求，与真实的个性相矛盾。看似自由自在的个人，实际上却是经济和社会机制的产品。[2]140个性化与个性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被分割了，个性化不断趋向个性的祛除。第二，反思能力的丧失。文化工业剥夺了人的思考，通过环环相扣的商品符号结构，通过概率计算，将人们的闲暇时间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纯粹劳动延伸，娱乐消费成为扩大再生产和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强劲动能。概念化的知识代替了想象，却并没有使得不为人存在的那部分自然的威胁消失。概念计算所充斥的物化是康德所主张的“进步理性观”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中的辩证实现。灵魂物化尚且存在于文化工业社会，更不必说它在文化资本主义盛行的当代西方信息社会中不断加深的侵蚀。资本宰制社会使人的物化与异化在技术手段的飞跃增长下落进无底深渊，控制人的手段与控制自然的手段同步增长，人的主体性已经迷失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锋中。理性中工具主义的向度压倒一切，它最初是人类丰富情感理智与主体自由意志的表达，是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的手段，但此时却变为相对于人类而言外部的规范和目的，启蒙理性似乎已然摆脱了“人”这一启蒙主体，成为了一个自我封闭自我运转的“闭环”系统。[3]启蒙精神对自我的坚守，被个体与文化工业社会的虚假同一性所掩蔽了。

　　三、算计与物化的逻辑关系及其克服

　　（一）物化是算计逻辑的现实延伸

　　启蒙运动所主张的个性自由乃是一种混沌的不明所指的个性权利，它缺乏实在规定且常常被滥用为谋划极端行动的幌子——只享有权利而拒不履行社会义务。它所面临或将遭遇的时代局限即是以资本自由为实质的个性自由欺骗。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区块链、虚拟货币等经济条件的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资本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自由。在当代西方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各方面技术统御下，人类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却被纳入资本逻辑，精神家园普遍的物化成为算计逻辑的现实延伸。也就是说，发达的统计学将人看作单极的纯粹数学符号，而算计的思维原型广泛铺展到文化领域，对人的持存的意义进行改写，以便从更大的范围占有人的剩余，从人的异化中存续资本的增殖。物化是算计的内在精神转向的现实表现，对自然神的算计转变为对人的算计、对人的精神控制。随着文化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新形态的不断发展，广告无处不在，个体沦为大众，精神矮化为追寻感官刺激的娱乐。所有的新鲜大多是服务于文化工业发展的形态炮制，对有效性的需求使技术发展成为一门心理技术，一个专门用来制造人的程序。[2]148在资产阶级权利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的现实成为批驳的直接对象，批判算计的思维原型和私人占有的欲望相对暗淡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局限性在于没有继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批判，而接受了卢卡奇那种更为晦涩的现象批判。然而，后者更为本质地规定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并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目标指向——消灭私有制！通过消灭一切为了私人占有的利益算计，物化作为私人占有手段的实在操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终，消除物化的自由人联合体为真正个性自由提供了超越算计逻辑的新的生存空间。

　　（二）克服算计和物化的自由人联合体

　　自我持存与自我毁灭的辩证关系的命题，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主体性的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题。[5]我们不能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理解为悲观主义式的叛逆，尽管整本书的叙事气氛充满了悲剧式的压抑，但它同时指出了克服物化与算计、祛蔽个性自由的希望。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吸收了马克思有关辩证法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辩证法的革命性为启蒙带来了曙光。资产阶级社会只有将算计和物化淋漓尽致地施予个人，使得个人所追求的快乐被饱胀的娱乐塞满的时候，思考就会在它消失的地方重新生长出来。迷信必然走向沉沦，祛魅必然要求祛蔽，个体将在启蒙消失之地重新占有自我的生命。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2]192当顺应自然从而控制自然的欺诈再无必要的时候，以及当需求的限度获得了意识普遍认可的内化的规定性的时候，对立和竞争才满足和解的前提条件。即当认识自然不再伴随有控制自然的动机时，那么控制人即对自然进行模仿的种种社会动机也会形骸就木。从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中摆脱出来的劳动获得了劳动的平等形态，也就是说，劳动不再为了你死我活的无限度的占有和欺诈。在共产主义社会，“每個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人的自然内部取消了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的以商品货币来链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形式，从而也从根本上取消了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财的无限欲望，从这种欲望的毁灭中释放出人的无限的独立思考力。

　　[参考文献]

　　[1] 尚杰.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五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

　　[2]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郑召利，胡文静.从启蒙到启蒙辩证法：康德到霍克海默的启蒙观转向[J].宁夏社会科学，2017（02）：5-10.

　　[4]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2.

　　[5] 王晓升.启蒙的兴起与主体的式微——《启蒙辩证法》再思考[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05）：1-7.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