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时文”是近代日本人对中国近代时期的文言书面语的称呼，近代日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出版了众多时文教科书，它们不仅是日本人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也成了日本政府及国民捕捉中国的国家动向、了解中国国情的直接媒体。据统计，自明治初年至1945年，日本人编时文教科书有84本，而至今为止鲜有研究涉足其内容。本文首先考察时文教科书出版走势发现，发现其与日本对华政治走势成正比。之后选取了从作者和内容都具备代表性的善隣書院著《時文類纂》（1906）、井上翠著《初等支那時文读本》（1935）分别作为明治时期及昭和时期的代表作，以二者为对象进行考察，通过对它们共同点与不同点的比较，发现近代日本时文教科书内容紧跟中国国情发展而更新，证实了时文教科书作为日本对中国调查、向国民传递中国信息的媒介的近代性。
关键词：日本近代;时文教科书;《時文類纂》;《初等支那時文读本》
1、日本近代时文教科书出版规律
时文即文言书面语，近代日本时文书目作为日本人汉语学习教科书，其内容不再是中国古典诗文、传统知识，而是中国新闻时事、商贸往来、政治动态，反映中国国民生活等的内容。它们成了日本政府及国民捕捉中国的国家动向、了解中国国情、形成对中国国民性认识的直接媒体。据统计，自明治初年至1945年，日本人编时文教科书有84本，共有作者58人。笔者按照时间将近代日本时文教科书的出版数目作走势图如下：
图1：1901-1943年日本发行时文教科书
出版数目走势图（笔者作）
笔者发现，就1901-1943年时文教科书出版数的变化图来看，明治时期出版14本，大正时期出版20本，昭和时期出版50本，其中1939年出版数达到顶峰，一年间出版数量达到17本之多。
究其原因，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作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战场，日本人在备战之时急需掌握汉语、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大量汉语教科书出版，其中包括诸多时文教科书。不仅汉语学习者可以通过时文教科书了解中国，其他非汉语学习者也可以通过阅读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因此，近代日本发行的时文教科书走势与军事和政治走向紧密相关。
2、善隣書院与《時文類纂》
《時文類纂》是明治时期由善隣書院出版的时文教科书，因其内容丰富，生动形象的还原了中国形象，故选其作为明治时期的代表作进行分析。善隣書院由宫岛大八创办，其前身为中国语塾归咏舍。宫岛大八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科后赴清求学，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拜在张裕钊门下，成为莲池书院招收的第一位日本留学生。师徒相伴共8年时间，这期间，宫岛大八随其学经学、训诂、书法，日夜相随笔墨之间，古文儒学受益匪浅，回到日本后在家中开设私塾教中文，后改为善隣书院，并担任院长，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其出版的「官話急就篇」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具有代表性的汉语教科书。
《時文類纂》分为七章，分别为：第一章为应酬书信篇登载了日常生活交友往来书信的内容;第二张为贸易书信篇，介绍了买卖双方自主调节货物货款等内容;第三章为公告篇，登载了当时民间的各种广告;第四章为字据附文书篇，登载了字据、条例、电报等内容;第五章为公文篇，登载了向上级呈报的公务文件及上级的答复;第六章为奏折诏书篇，记载了当时诏书圣旨及上奏公文的内容;第七章为《幼学句解》中的有趣篇目，《幼学句解》为中国早年的“百科全书”，主要为解释说明性的内容。
3、井上翠与《初等支那時文读本》
《初等支那時文读本》作者井上翠（1875-1957）作为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著名的汉语学者，他所编纂的字典在战前日本的汉语学界被认为是最有权威的字典。1907-1911?年井上曾赴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担任日本教习教授中国学生日语，同时利用地域优势致力于字典的编纂。六角恒广曾在《漢語師家伝中国語教育の先人たち》中详细介绍了井上的生平和业绩，肯定了他在近代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而井上翠涉足时文教育始于1916-1922年任职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现山口大学经济学部）之时，期间，他编纂了《支那时文教本》（1921）等若干时文书目，最初的《支那時文教本》是井上将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教授时文时使用的稿本进行修正后出版的教科书，以“尽量涉及多个领域”为原则，内容取材于中国民国时期最新的新闻时事。之后几年井上虽离开山口，但仍旧致力于时文教科书的编著。
《初等支那時文读本》便是其中一本，1935年发行，共有四章，分别为：第一章为电报与杂报篇，登载了政治军事交流信息、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报告等内容;第二章为国文初级篇，介绍了传统和外来文化，对各类事物做出了解释;第三章为往来书信篇，登载了与人交往书信的内容;第四章是商务文件篇，介绍了货物的买卖运输等贸易往来的内容。
4、时文教科书的内容变迁
《時文類纂》和《初等支那時文读本》出版时间相隔29年，以二者为代表作，对比明治时期和昭和时期的教科书内容变化，可以窥见一斑，发现近代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是否紧跟时代变迁，对中国的了解是否真实客观。
笔者发现这两本时文教科书都通过中国政治、商贸、新闻、广告、书信等内容向日本展现了中国形象，但内容形式上存在差异。如二者都有“与友人相约游玩”的内容，《時文類纂》中为「約友遊山」，内容是：“弟欲于明晨往高雄山一覧紅葉，吾兄能往否。准於八點鐘動身。”《初等支那時文读本》中是「约友旅行」：“暑假在邇，未識作何消遣。倘旅行有願，偕往何如。”对比「約友遊山」和「约友旅行」两篇文章，笔者发现文意上都表达了想约朋友去游玩的意思，但后者内容中出现“暑假”一词。经笔者考察发现1905年，朱孝臧在广州刊刻《彊邨词》三卷，取前此王鹏运书为序，并加识语。其中王鹏运《〈彊邨词〉序》写道：“至于去取，则公自为沙汰之严，已毫无尘杂。俟放暑假后，再为吹求，续行奉告。”此处第一次出现了“暑假”这个词。1906年出版的《時文類纂》中还未出现这个词，而《初等支那時文读本》中出现了该词，这说明日本时文教科书紧跟中国语言发展动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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