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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清之际人格化河神的形成、发展与传播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东青年 热度: 14932
谢景雯

  摘 要:金龙四大王的传说脱胎于南宋爱国志士谢绪,随时间的发展,在明清之际逐步被神化为河神。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发展传播南北,覆盖面极广。除了在发源地山东地区影响巨大,金龙四大王的传说在山西、安徽等地也有深远影响。透过金龙四大王传说的发展,我们可以窥见人格化河神是如何形成发展并且传播开来的。明清时期人们对人格化河神的塑造,在为人们展现封建统治者惯用统治手段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世间幸福生活的追求。

  关键词:明清;济宁;运河流域;金龙四大王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在它繁荣所经地区经济的同时也带动了运河沿岸水神信仰的兴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金龙四大王崇拜。它起源于山东济宁地区,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发展传播南北,覆盖面极广。略显遗憾的是,学界对其形成、发展与传播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学界关于金龙四大王的研究主要有王云的《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崇拜》,该文研究了山东运河区域金龙四大王信仰的传播,但对其形成与发展研究不足;申浩《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民间信仰现象》,该文对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做了详细的考据;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该文对金龙四大王信仰的传播做了一定的梳理。本文将在对相关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金龙四大王信仰形成、发展与传播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其传播方向的顺序提出不同看法。

  一、由人到神——金龙四大王的形象构建

  对于金龙四大王的原型,历来众说纷纭,最先提到金龙四大王的文献是明朝万历时人朱国桢写的《涌幢小品》:

  金龙大王,姓谢名绪,晋太傅安(谢安)裔,金兵方炽,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居金龙山椒,筑望云亭自娱......乡人义而瘗之祖庙侧。大明兵起,神示梦,当佑圣主。

  时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于徐州吕梁洪,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战,虏大溃,遂著灵应。永乐间,凿会通渠,舟楫过洪,祷亡不应,于是建祠洪上。①

  清代文献对金龙四大王由来亦有记载,清末民初人郭维国在《创建金龙四大王庙碑》中对金龙四大王的来历记载到:

  考金龙四大王者,姓谢名绪,浙江会稽人,愤宋亡,投水死。元末,明太祖与元师蛮子海牙战于吕梁,元师顺而下,风急势猛,明师将溃,太祖遥见云雾中有金甲神挥鞭激浪,河忽北流遏截,敌舟簸动颠摇,旌旗闪烁,元师大败,后见梦于太祖,具告阴相协力,用舒夙愤之故,太祖嘉王之忠义,诏封以王。②

  通过上述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金龙四大王的原型及神化过程:金龙四大王的原型名叫谢绪,南宋人时杭州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安溪村)?人。南宋灭亡后谢绪赴水殉国,明太祖在吕梁洪作战时,据说谢绪的英灵曾骑白马弄潮而来为明太祖助阵,明太祖胜后梦到谢绪前来拜谒,于是谢绪被封为水神,因谢绪葬于金龙,且生时在家中排行第四,所以被称为金龙四大王。

  金龙四大王信仰诞生在黄河边,最初被认为是黄河神,谢绪之所以被视为漕运的保护神,是因为谢绪最初显灵的地方吕梁洪——元朝京杭运河在黄河行运的一段。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漕粮运输显得十分重要,于是金龙四大王的漕运之神特征随着漕运地位的上升而更加明显,漕运之神成为金龙四大王的主要神格。

  金龙四大王在被封水神之后备受推崇,历代皇帝多次加封以求漕运通畅,金龙四大王愈发被神化,每当黄河或运河工地上出现这种小蛇,就会被认为是神明莅临,各级官员则率属众于大王庙祭祀三牲,或者找戏班演戏酬神,直至大王法身消失,比如清人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

  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工出了事,一班河工人员自然都忙的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督亲身接他。排了值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像他卜筶,谁知他要坐河督大帅的轿子,那位河督只得要让他……③

  随着统治者的不断加封与造神,谢旭从人变成了具有漕運神性质的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的原型又在民间被传为是蛇,其形象愈来愈传奇神化,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推动下也逐渐在运河流域传播开来。

  二、从济宁到运河沿岸——金龙四大王信仰的传播

  明朝中期,济宁商人势力随着济宁商业的迅速繁荣和快速崛起。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及运河流域及各大都会,金龙四大王崇拜也随着济宁商人四处经商传播开来。在四方经营的同时,济宁商人把产生于家乡故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传播到大江南北。统治者为了减轻漕运士卒及官船水手对运河的恐惧情绪,因势利导,在许多运河沿岸城市由政府出资建起了金龙四大王庙,中央派出官员或委托地方官员按时祭拜。

  金龙四大王崇拜在山东运河区域兴起之后,快速向南向北传播,明清时期的游记、野史、地方志中对北方各地盛行金龙四大王崇拜的现象还有很多记载。如明人谢肇淛所作《北河记》中描述了金龙四大王在徐州至临清一带的兴盛:

  予历观自吕梁徐州以达临清,凡两岸有祠皆祀金龙四大王之神,今之神祠虽不可考,而历代祠祀如此,谓阴相默佑有功德于民者如是乎。④

  在清代,金龙四大王是官方崇祀的水神,规模不一的金龙大王庙分布在运河沿线各地。清前代,济宁商帮已可以和晋商、徽商等商帮一争高下,他们的经商范围遍及运河流域,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和济宁商帮的货品在运河流域一起流传开来。

  康熙年间,济宁商人在江南布业重镇盛泽集体捐资修建了成为后代几百年联系济宁商人的情感纽带“济宁会馆”,因为“正殿供奉金龙四大王神像”,而被当地人称为“大王庙”。

  不光盛泽镇,许多江南的重要城镇,比如上海、苏州和南京,都有金龙四大王庙和祭祀活动,南京的船户每年都要举行金龙四大王出巡赛会。如《金陵杂记》记载“大王会”云:

  神是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此会主事为水旱两西门外船户为多,每年于九月间,例出巡一次。⑤

  检诸《顺治武城县志》《康熙宁陵县志》《康熙孟津县志》《康熙宿迁县志》《道光锡金志外》《同治如皋县续志》《光绪清源乡志》《光绪夏县志》《光绪吴桥县志》《光绪续浚县志》等史籍可以发现,在山东、河北、江苏、山西、河南、福建等地,都有金龙四大王庙的记载。除传播范围广,金龙四大王信仰对后世影响深远,直至清末民初,依旧有有关建庙祭祀金龙四大王的记载,郭维国在《创建金龙四大王庙碑》中也提到“黄河流域多立庙祀之,香火之盛罕有”⑥。

  通过清代各地县志文献记载,可知金龙四大王庙首先出现在信仰发源地山东,随后出现在河南的宁陵县、孟津县,江苏的宿迁、如皋,福建清源乡,山西夏县,河北吴桥县,河南续浚县等地,观察这些县乡的地理位置,可以描绘出金龙四大王信仰从济宁传播至运河沿岸大体过程——先向南传播,再向北传播。

  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南方经商者众多,各商帮、船帮来往济宁频繁,比如晋商、徽商等商帮,受山东运河流域崇拜金龙四大王风气的深深浸染,使外地商人也供祀金龙四大王,率先将济宁的本土神金龙四大王信仰带回故乡。

  其次,南方经济发达,更能吸引外地商帮来此营生,其中也包括济宁商帮,他们在经商地修建金龙四大王庙,影响当地风俗习惯。而率先在南方传播,与其在南方所受阻力较小也密不可分,南方各地商帮往来频繁,他们在带来货物的同时带来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人们对外来信仰抵触心理较小,更加容易接受外来思想,减轻了金龙四大王信仰在南方传播的阻力。

  再次,金龙四大王崇拜先在南方传播,和南方县乡本身的需求也有密切的联系。南方河流众多,而金龙四大王是漕运之神,也是水神,契合南方人民对祈求无旱涝灾害的需求,因而更容易传播。同时,统治者也十分重视京杭运河上游的漕运状况。由上述因素影响,金龙四大王信仰率先向南传播,进而向北传播,直至传播扩散至整个京杭大运河沿岸。

  三、信仰的力量——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盛行的原因

  考察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受到统治者和百姓推崇的原因,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古人常将生前有成就功德的人死后尊为神并且祭祀他们,希望他们死后继续为生者造福,并且为后代树立榜样。谢绪生前虽不为官,但他殉国之行被視为品德高出常人,朱元璋利用谢绪的德行名声,在吕梁洪一战中说谢绪显灵为其出征,以此来鼓舞士气,并且让人们按照谢绪所指引归顺朱元璋,因而谢绪又具备了“功劳”,并且被初步的神化,因而具备了受人祭祀推崇的条件。

  第二,?运河漕运的长期维持。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在山东境内挖沟通淄水与济水、菏水的运河,东汉魏晋时开挖了汴渠等。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运河中段的永济渠在馆陶县附近进入今山东境内,北宋时期政府十分重视修治这条运河,后来金朝继续经营修治御河(永济渠故道),以便将山东的粮食漕运至京师,元政府为南粮北调,使运河自淮北直接入山东,穿过华北平原直接到达京城,明永乐年间重新挖通会通河,至此大运河已全线贯通。明清政府持续修治管理河道,修河闸河堤,设立专门官府衙门,以维持运河漕运畅通。漕运的长期维持并且地位升高为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诞生与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明清时期的漕运作用日益突出,而水患灾害却频频发,当“人”无法控制灾害时,便祈求“神”的帮助。漕运的正常运转对明清统治者维持统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京畿提供粮食等必需品,而金龙四大王凭借其漕运河道保护神的独特作用,在明清时期的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明政府景泰二年四月在沙湾“感应祠”祭祀大河神,“护国金龙四大王”在左侧陪祀大河之神,景泰七年(1456)把金龙四大王从感应祠中陪祀的角色中挑选出来,另建单独的“金龙四大王祠”,自此开始金龙四大王被列入了国家正祀之中。嘉靖年间,金龙四大王信仰由官方传播至民间。除了皇帝敕令在山东运河重镇鱼台建庙奉祀谢绪,山东运河流域的各个城镇乡村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地方官府和民间人士建的“金龙四大王庙”。隆庆六年(1572)?六月,皇帝派中央官员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祭祀并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这意味着“金龙四大王”信仰在山东运河流域正式形成。

  清朝入关以后对漕运之神的奉祀远远超过了明代,将官方与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信仰推到巅峰。自清顺治二年(1645年)起,皇帝逐渐给金龙四大王加封号,到了同治年间,金龙四大王的尊号已达四十字?,光绪年间又突破“封号四十字不复加”的惯例,在金龙四大王四十字尊号外又加号“锡祐”。

  民间百姓对金龙四大王给予的庇佑则有更多的希冀,每逢遇到旱涝、渔业不丰、庄稼收成不好、生老病死等状况,都会以祭祀的方式向金四大王祈求指示。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地区,金龙四大王被赋予的神力也有所不同。在运河沿岸,金龙四大王是保护人们漕运平安的神;在微山湖地区,渔民们也祭祀金龙四大王,而在此地区金龙四大王是帮助渔民“多打鱼、打大鱼、打好鱼”的神。由此可见,即使同一神,也会因其信众社会地位不同、分布区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神力。

  结语

  金龙四大王脱胎于爱国志士,随时间发展逐步被神话为河神,明清时期广泛传播于京杭大运河流域,是京杭运河贯通为山东运河区域带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透过金龙四大王,我们可以窥见人格化河神是如何形成发展并且传播开来的。明清时期人们对人格化河神的塑造,在为人们展现封建统治者惯用统治手段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世间幸福生活的追求。

  [注释]

  ①(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9,山东:齐鲁书社,1997影印本。

  ②韩嘉会等:《陕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4页。

  ③(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④(明)谢肇淛:《北河记》卷八,《文渊阁四库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⑤王重民、王会庵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⑥韩嘉会等:《陕县志》,第24页。

  [参考文献]

  [1](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9,济南:齐鲁书社,1997影印本。

  [2]韩嘉会等:《陕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4页。

  [3](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4](明)谢肇淛:《北河记》,《文渊阁四库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5]王重民、王会庵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明清时期古运河与济宁区域文化研究”(201810446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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