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宗凤　欧阳询

　　摘 要：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思想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复兴思潮，而在这一思潮的背后主要有国民党、共产党与民间精英三大政治派别。廓清这三大派别的民族复兴主张及其相互较量的关系，不仅可以窥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而且可以昭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复兴;政治倾向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复兴开始由一个概念变成一种社会思潮。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中，大多数学者往往将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混淆起来，联缀成“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故他们的文章题目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复兴”，而非“中华民族复兴”。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自觉区分了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正如寒光在《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一文中所说：“在一般的观念，以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一致的，其实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乃是互相对立的两个东西，因为民族与国家根本上已是不同的两种现象，一个国家常常由几个民族构成，同时，一个民族，常常分散于几个国家。”[1]不过，这些少数学者在区分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时，又深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孙中山看来，民族是由于自然力造成的，国家则是用武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2]（P4）。这种区分方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却未揭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难免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民族复兴与政治倾向渺不相涉。

　　和一般学者相比，国民党是想故意遮蔽其倡导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政治意图。何以见得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大力宣扬儒家伦理纲常，如蒋介石说：“我们革命党员要复兴民族，完成革命，全靠做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也就是现在我所讲的‘礼仪廉耻四个字。更具体的说，就是‘纪律组织。如果没有纪律则秩序紊乱，社会不安，政治不能上轨道。”[3]（P62-63）详言之，蒋介石所谓“礼”，是指规规矩矩的态度;所谓“义”，是指正正当当的行为;所谓“廉”，是指明明白白的辨别;所谓“耻”，是指切切实实的觉悟。可见，礼义廉耻四个德目，是互相包涵、贯通一致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礼义廉耻”说成是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固有的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个字。”[4]（P81）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国民党于1934年发动了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并在南昌设立了“新生活运动总会”，以促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2）倡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如陈立夫认为，在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前夕，应该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须遵循三大路线，即“以科学方法整理过去的一切，以科学智识充实现在的一切，以科学精神创造将来的一切”[5]。根据陈立夫所谓的文化路线，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公开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遭到西化论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抨击。（3）鼓吹国家统一和政府权威，如周鉴文、蔡可成、张翔等人在论述如何复兴中华民族时，均强调道：“在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巩固的统一基础，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6]

　　对于国民党来说，大力宣扬儒家伦理纲常，似乎是为了改造国民性和振奋民族精神;倡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似乎是为了抵制全盘西化和增强民族自信心;鼓吹国家统一和政府权威，似乎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和稳定社会秩序。换言之，所有这些似乎是为了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亦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人的利益。况且，蒋介石确乎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这完全有别于汪精卫、周佛海之类的汉奸。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1年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确闻沈阳、长春、营口皆被倭寇强占，心神哀痛，如丧考妣，通宵未得安寐。苟为我祖我宗之孙，则不收回东省，则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7]（P207）然而历史证明，一个民族主义者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政治独裁者。就蒋介石而言，他曾明确说道：“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8]显然，在蒋介石看来，欲想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必须奉行领袖独裁和一党专政。正是在他的授意下，上自国民党高层，下至普通党员，在鼓吹和传播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时，都直接或间接地倡导领袖独裁。例如，应麟在《领袖独裁与民族复兴》一文中说道：“就请蒋委员长勉从民意，毅然不拔的，以领袖独裁，来替中国民族谋复兴，求发展好了。”[9]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既要推行独裁统治、排斥异己，那么就必定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而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又必然依赖于庞大的财政支持。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工业濒临破产，农村经济破败不堪，故国民政府只能巧立名目、横征暴敛。1937年，孔怀仁在描述苛捐杂税时说：“这种苛捐所及范围，几乎无微不至，活人抽捐不必说，甚至死人棺材，亦须纳税;……人民一举手，一投足，莫不处处是捐。”[10]（P145）除此人祸外，还有连年不断的天灾，如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灾，灾民达5000多万;1933年黄河决口，灾民达数百万。面对这种境况，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民间精英，自觉发动了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根据他们的看法，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私”、“穷”、“弱”，故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是“文艺教育”、“公民教育”、“生計教育”、“卫生教育”。由此观之，他们尽管看到了乡村的重要地位，亦洞见了农民教育的重大意义，但却否认乡村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建设运动最终走向失败，乃在意料之中。

　　明白了国民党和民间精英领导民族复兴运动所以失败的原因之后，再简扼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思想及其实践。平心而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中，很少使用“中华民族复兴”或“中国民族复兴”的字眼;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阐发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艰苦奋斗，乃至付出宝贵的生命。例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1]（P161）翌年，他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写道：“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12]（P67）从这两段话中可知，对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华民族复兴实际包含了多种义涵，既指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隆盛，又指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并且，中国共产党人充分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有血战到底的气概、光复旧物的决心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反视国民党和民间精英，他们却认为，广大人民缺乏民族意识、自私自利、愚昧无知、漫无纪律等。之所以造成这种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树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

　　诚然，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都一直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的态度，却经历了一个从敌對向结盟转变的过程。具体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及受到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之影响，不仅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看作是革命的最危险敌人，而且把国民党改组派反对蒋介石集团看作是狗咬狗的内讧。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当1933年底国民党第十九路将领和其他反蒋势力宣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时，中国共产党却拒绝与之建立统一战线，从而坐视这一运动失败，并使中央苏区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到了1935年底，为了分析抗战以来的国内形势和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即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则要等到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就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讲话，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中，主要分为国民党、共产党与民间精英三大派别。他们都声称，复兴中华民族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所以“民族复兴运动实为现在每一个国民应有之自觉，应有之自信，应有之自奋”

　　[5]。然而实质上，国民党高举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除了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外，还同时想剿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根据地，从而巩固其专制独裁统治;而中国共产党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应在坚持以工农群众为主体力量的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于民间精英，则试图站在第三者的客观立场，从文化、教育、乡村等方面入手，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但却最终走向了失败。

　　[参考文献]

　　[1]寒光.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J].大道，1936（4）.

　　[2]孙中山文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3]蒋介石.怎样复兴中华民族[A].革命文献（第72辑）[C].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

　　[4]蒋介石.御侮救国的路[A].革命文献（第72辑）[C].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

　　[5]陈立夫.文化运动与民族复兴[J].上海党声，1935（20）.

　　[6]周鉴文.今后民族复兴之展望[J].绸缪月刊，1937（6）.

　　[7]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

　　[8]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J].四川省政府公报，1938（107）.

　　[9]应麟.领袖独裁与民族复兴[J].新青海，1935（4）.

　　[10]孔怀仁.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M].上海：生活书店，1937.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单位：怀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