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昊良

　　摘 要：在批判历史主义的思想潮流中，卡尔·波普尔被公认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特别是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他系统地批判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其中，从对“全部当代历史主义的源泉”——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波普尔以“理智的欺诈”和“智慧之柱”两大比喻来揭露辩证法和同一哲学掩映下黑格尔历史主义目的论倾向的实质，并以科学哲学的立场强调，应以证伪主义的试错法来建构取代“封闭社会”的“开放社会”。

　　关键词：波普尔;黑格尔;批判;历史主义

　　卡尔·波普尔在其著作——“有关某种历史主义哲学发展的旁注合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当中，从拒斥历史主义出发，否定一切以预言形式来解释历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以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导致了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封闭的社会”，为我们展现了对一种强化的历史目的论理论形式的系统批判。他坚信一个信念，即“未来依靠我们自己，而我们不依靠任何历史必然性”[1]17。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遭受震荡的种种困境，而酝酿震荡、造成困境的“罪魁祸首”当属历史主义——“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这样的“历史主义是一种贫乏的方法——是一种不会结出果实来的方法”[2]3;并强调，“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2]1。我们将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部代表作为视阈，不从逻辑技术层面而，着重考察并揭示波普尔对具有“集大成”意义的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视角及其解决方案。

　　一、波普尔批判黑格尔历史主义的两个比喻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阐明历史主义方法的不可行基础上，更着重阐发由于“不可行而信之”而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关涉极权主义的“深重灾难”。波普尔试图对历史主义诸种重要形式的产生和影响加以描述，并从“科学的批判”和“理性的方法”角度来重新审查社会的重建原则及其产物——“零星社会工程”与“开放社会”、“乌托邦社会工程”与“封闭社会”。

　　1.“理智的欺诈”

　　在波普尔看来，“（右翼的）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以经济决定论为法则、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是历史主义最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主要形式参见[1]27-28，且无论是法西斯的种族主义论还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都可直接回溯到黑格尔哲学。他指出，黑格尔哲学“害人匪浅”，人们需要远离这一在人类社会演进史中著名的“理智的欺诈”参见[3]137。

　　从“理智的欺诈”这一比喻，我们不难发现波普尔对黑格尔的评价可谓极尽刻薄。他用“可恶”、“瘟疫”、“笑料”等等字眼来贬低黑格尔哲学，认为黑格尔本人是哲学学派最大的“独裁者”甚至是“厚颜无耻”到处招摇行骗的骗子。他指出，“如果没有普鲁士的权威在背后支持，黑格尔似乎不可能成为德国哲学上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3]63。也就是说，在波普尔眼中，黑格尔是名副其实的官方哲学家，是“由普鲁士政府付费的代言人”;其哲学与其说是在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受到了当局利益的驱使，在为普鲁士政府背书。

　　2.“智慧之柱”

　　现在先暂时抛开波普尔对黑格尔偏见，让我们来看，他是如何看待形成这“理智的欺诈”的两个重要源头——辩证法和同一哲学的。他略带讽刺地应用另一巧妙的比喻指出，辩证法和同一哲学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赖以建立的“智慧之柱”[3]84。

　　在波普尔的理解中，黑格尔辩证法作为历史发展的推动方法，以“三拍的节奏”进行着，即“辩证法的三段式”：正题、反题和合题。波普尔把这个过程描述为：“首先是一个论题被提出来;但它会产生批判，会与肯定其反面的反对者发生矛盾，形成一个反题;在这些观点的冲突中，获得了一个合题，即一种对立面的统一，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调和或和解”[3]80。这种和解通过合题将最初的两个对立论题吸收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并以此否定、提升和保存它们。波普尔认为，这种带有批判色彩的思维方法有时可以在科学领域中发挥一些積极作用，帮助我们消除矛盾与谬误。然而，从辩证法三段式中黑格尔发现的结论却是：“矛盾不仅是允许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3]81。这是波普尔所不能接受的。因为“矛盾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意味着科学的论证无法进行、科学的进步也无从谈起。

　　而黑格尔的同一哲学，作为“黑格尔主义的两大支柱中的另一个”，波普尔认为“它也是辩证法的一种应用”[3]82。因为当辩证法的三段式在合题处以合理的方式被建立时，整个进程将在所达到的那个更高层次上重复自身。这便是对赫拉克利特所谓“上升之路和下降之路是同一的”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吸收。波普尔认为，黑格尔从这一对立统一学说出发，通过将柏拉图“理念=实在”和康德“理念的=理性”这两个等式“含糊其辞”地结合在一起，得出了“实在=理性”亦即“存在即合理”的结论——而这将黑格尔历史主义目的论的绝对化倾向显露无遗。因为，“实在=理性”这一等式使得黑格尔认为，“既然存在中不存在能有比理性和理念的最终发展更高的标准，那么，一切现在是实在的或现实的事物就必然存在，必然是合理的和善的”[3]83。对此，波普尔还进一步指出，“存在即合理”意味着，由于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与理性近似同步地发展，从而真理在理性的现实的当前阶段就必然发展为真实的。从而，这种同一哲学还将真理当作“副产品”来进行生产。

　　综上所述，波普尔认为，黑格尔历史主义“赖以建立”的这两大“智慧之柱”将历史看作为某种实存的发展，并且将“现实世界的进化”（存在）与“逻辑的操作或推理的过程”（理性）“欺诈”般地看作是同一的，从而这实存在历史中就必然发展为某种合理的实存。因此，历史被黑格尔以“巨大的辩证法的三段论”的方式理解为“绝对精神”的显现。此时，历史俨然变成了精神自身的发展史，而与现实的个人无关，更与现实个人的现实自由无关。

　　波普尔要着力批判的正是这种极权主义信条。他甚至认为，“黑格尔歇斯底里的历史主义”依然是现代极权主义快速成长的“催化剂”参见[3]110，“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现代极权主义的观念，都直接得到黑格尔的承传”[3]114。这种现代极权主义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以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设想为终极目标，为这一“远大理想”，不但集体、部落或国家要为之奋斗，每个个体同样要为之做出全无必要的牺牲。波普尔把这样的社会建设原则称为“乌托邦社会工程”;由于其目标的预设性与不可侵犯性，建设出来的社会是自我发展的“有机体”社会即“封闭社会”。

　　二、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的科学立场

　　在对“历史主义通史”结束了“私人性”的“零星的旁注”，波普尔提出他的立场——“历史没有意义”[3]425，认为历史本身并不能为人类提供“人类命运的秘密和本质”。

　　1.“应用科学”

　　与黑格尔之流把历史当成神秘的对象、把解释历史当成“深层的直觉”不同，波普尔把对历史的研究归类于与“纯粹科学”相区别的“应用科学”。纯粹的科学即普遍性的科学（例如物理学、生物学等），追求普遍的规律或假设，以期提出的理论能够被新事实检验。这类科学通过“对因果性解释的分析”得出能够预测特殊事件的方法。然而对于应用科学来说，其主要兴趣并不是在于预测某个事件将如何发生，而在于解释一种特殊的或独特的事件。与普遍性的科学不同，在波普尔看来，“历史科学”是一种关注独特事件、并致力于解释独特事件的科学[3]407。

　　波普尔认为，人们习惯于把“历史”看成一系列确定事实的总和，并习惯性地认为正是这些事实构成了人类历史。从而，一直以来，正是历史的特殊事件，并非历史的所谓规律，吸引研究“历史”和“历史方法”的人们。因此，“普遍化完全属于另一类不同的兴趣，与对特殊事件及其因果性解释的兴趣（这就是历史）大相径庭”[3]408。波普尔还指出，与在纯粹科学中不同，那些所谓普遍性的统一理论在历史中并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秩序并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历史的规律无法在历史中真实存在。也就是说，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但并没有历史的唯一且最终的解释——“‘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不可能存在。因此，标榜总括性的历史预言的历史主义实际上无法发现能够以此成功进行预言的种种历史法则。

　　2.“试错法”

　　波普尔的主张是，“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3]425。他认为，当我们把历史的不同解释“仅仅看作是观点的结晶”，而不是像历史主义那样认为——“‘历史本身或‘人类历史，通过其内在的规律，决定着我们自己、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未来，甚至我们的观点”[3]413——时，这些解释就不是不相容的，而是开放的、互通的。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在波普尔眼里，历史主义实行的计划是“乌托邦社会工程”——这是一种历史主义者们依据自己所理解的历史规律而提供的改造社会的通盘计划。与此相反，波普尔把历史解释的进步描述为以下过程：“首先，总有一些解释确实与认可的记录相左;其次，如果要避免被记录证伪的话，总有一些记录需要或多或少的似真的辅助性假设;再者，有一些解释不能与某些事实相关，而其他的解释却能与此相关并给予‘解释。因此，即使在历史解释的领域中也可以有大量的进步”[3]410。显然，这是一种证伪主义的试错法，即通过逐步证伪修正来使历史的解释实现进步。

　　可见，波普尔是通过“证伪主义”这一原则来给予历史以意义的，而这也正是他所谓的“零星社会工程”的方法论依据。在他看来，丰富的历史事件中的事实及其选择充满了杂多性、无限性，人们的幸福没有确实的标准可言，因而政府很难通过公共政策来实现“乌托邦”。从而社会工程应该以“最大限度地排除痛苦”为目标，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

　　波普尔的这种“消除痛苦”的做法与其在自然科学中“消除错误”的做法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在他的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告诉人们，“一切科学理论都只是猜测和假说，它们不会被最终证实，但却会随时被证伪”[4]346。随之而来的试错法则提倡要大胆地提出猜测和假说，努力寻找和这一假说不符合的事例，并根据事例对假說进行修正，乃至完全否定。然后再提出更好的假说，再次证伪，如此反复。不断地通过证伪消除错误，从而用新理论代替旧理论，以此实现科学的增长。——从而，科学哲学意义上的证伪主义，是波普尔对诸种历史主义在政治哲学的框架内进行一种强化形态的历史目的论解读的前提所在。

　　因此，站在科学哲学的立场上与思辩哲学相对立，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仅仅当成悬设着的先验“目的”，把绝对精神的达成仅仅看作“三段式”的辩证法和“存在即合理”的同一哲学结合过后的单纯的既成的结果、看作作为历史的终点的“封闭的社会”;从而，在科学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背景下，他波普尔把历史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统统进行了历史目的论的强化性解读，认为为政府背书的黑格尔以“理智的欺诈”为方式通过辩证法和同一哲学这两大“智慧之柱”的“联合应用”，将道德实证主义和神秘主义落实在国家之中，构成了诱导极权主义的深重隐患。

　　[参考文献]

　　[1] 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 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 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赵月瑟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101832018C109）;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