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荒坡暴动，也称大荒坡起义，是中共于国共分裂后领导发动的诸多武装暴动中的典型一例。与之前国共合作不同的是，至始至终，中共豫东南特委都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虽然这次暴动以失败收场，但是作为豫东南地区规模较大的武装暴动，其意义重大，因为大荒坡暴动不仅仅是一场暴动，更是中共在豫东南地区发展模式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大荒坡暴动;豫东南;中共
一、 大荒坡暴动介绍
大荒坡，位于固始县西南方，是固始、潢川、商城三县交界处，平时被人们称为“三不管”[1]，在这荒芜之地上，前后有三个土樓，分别住着张省山、张重山、张现贵三户劣绅。这三户地主为本宗本族，宗族祠堂就设在这里。三人中住在上楼的张省山有钱有势，在民国初年横行于此，其子张秋石和其侄张建勋俱为民团中队长，手下“握有三十多条枪”[1]67，住在下楼的张重山有两子，分别担任伪保长和国民党七十一师参谋[1]70，住在曾小营子的张七爷（张现贵外号），有三子，都在潢川省立第七中学读书，并且先后加入中共。
一九二七年秋，为落实八七会议关于以河南暴动掩护湖北暴动的决议，中共党员江梦霞同徐智雨等人返回潢川，做农民工作，宣传党的政策①，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调查，江梦霞向潢川县委提议把潢川、固始、商城三县交界的大荒坡作为秘密农运中心据点。在建议被采纳后，江梦霞花名陈化然，会同化名为余小三的徐智雨，潜居在大荒坡本土党员张相舟家中，进行长期农民组织工作[1]68。
一九二七年底，受信阳四望山农民暴动的鼓舞，豫东南地区农民的革命热情逐渐升温，为此，潢川、固始、商城三县县委在大荒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大荒坡的地理位置和丘陵起伏的地形以及上楼的张秋石家握有枪支，便于夺取。据此，会议决定由潢川县委领导，组织大荒坡农民暴动。张相舟等人根据会议指示，在此地公开宣讲共产学说，办起了红色夜校。[1]71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2]，会上根据豫东南的情况，决定“组织光（光山）、潢（潢川）、商（商城）、固（固始）、息（息县）五县特委，派汪厚之②为特委书记，改造五县党部，极力发动五县暴动”[3]。同月11号，潢川县委组织30余人前往张秋石所住的上楼，准备活捉张秋石，但是因为张秋石率民团外出掠夺而扑了个空，只打死了张秋石的奶奶、妈妈、哥哥等七人[1]72。出此原因，汪厚之在特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继续攻打张秋石，并决定在三月十七日夜举行暴动。
三月十七日，汪厚之率领一百余人，摸黑向张上楼前行，不料误了时间，抵达地点时已经临近天明，加上张秋石提前有了准备，经过一番战斗，一百余人一部分逃脱，一部分牺牲，另有包括汪厚之在内的十八人被捉，当晚受尽了严刑拷打，第二天早上，十八人全部被砍杀在上楼东北角的松山上。至此，大荒坡暴动失败，潢川的革命组织因此受到重创。③
二、豫东南地区中共的发展模式
自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豫东南地区便有中共成员的活动痕迹，但是中共此时还处于初期的混沌局面。即便是在北伐战争的激励与号召之下，中共在此地快速发展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仍然是以国民党名义为依托，所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寄人篱下”式的发展模式。如中共党员霍怀仁在息县建立党组织的活动，就是受了郑震宇的委托④，并以筹建国民党息县党部为掩护所秘密开展起来的。[4]因此这个时候的中共活动，因为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将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展现得非常明显。直到大革命失败之后，特别是八七会议之后，中共在豫东南地区开始独立摸索发展道路时，才展现出了其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而这些发展模式，都能从大荒坡暴动中窥见部分。
（一）跨区域联动
跨区域联动的发展模式，在中共成立初期就已经初见端倪，比如在武汉中学学习的袁汉铭、董汉儒等人就倡议成立学会来对家乡商城输入新文化 [2]14，同样就学于武汉的光山县籍中共党员江梦霞，学成之后立刻返乡开展革命活动[5]。这些中共的早期成员，都是通过在武汉、北京、上海等地学习或者工作，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以看出，跨区域的联动是中共早期传播相关思想和举措的重要方式，只是此时的跨区域联动，依旧是以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为单位，且主要的作用对象是知识分子，甚至联动双方都是知识分子，这种联动并不具有广泛性，只能在小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面临发展困境，各地之间的联系，无论是方式、道路、还是次数都因为失去了国民党的支持与掩护而开始受限。同时，大量的中共成员被杀，幸存下来的人大多“涣散或消极不干了”[5]17，在光山，中共党员和农协干部大量被捕，范功臣等人牺牲[1]297。在商城，党的联络处“商城书社”被摧毁，吴靖宇被捕[2]45，豫东南地区的中共势力被迫转入地下，为了能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劫后余生的各地区开始了联系与互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7年黄柏劲与蒋镜青来商城“参加了商城特支的领导工作” [2]46，在多方努力之下，商城县委会于同年11月成立⑤。如果将着眼的区域进一步扩大，那么鄂东北与豫东南的联动则更能说明区域联动是中共在这段时间内主要发展模式之一。认识到“在豫南历史很短”[4]135的豫南特委，也认识到自身在此地只能算“稍有根础”，南五县也是“情形差不多”[4]135。因此，“缺乏创建根据地的实践经验”的豫东南特委，“有向鄂东党学习的意念” [4]213。鄂东特委对豫东南特委也是帮助至深。通过这些事例不难看出，跨区域联动使得中共的各地区组织能够形成一种互补，从而更好的为革命活动调兵遣将，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
在这样一个区域联动的大背景之下，大荒坡暴动具体事宜的商定和执行也势必透露出区域联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为潢川、固始、商城三县县委在大荒坡举行的联席会议，其二为汪厚之等外地人直接参加了大荒坡暴动。在这两点中，三县县委的联席会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这一次会议，使得大荒坡暴动的区域联动性得到确定，而汪厚之以及外来的三十余人，正是因为区域联动的助推，义无反顾的参加了大荒坡暴动。通过这两点的单独介绍可以得出大荒坡暴动是在区域联动助推下产生的这一结论，但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区域联动的互补性很强，但是一旦这种互补起到的不是共同增强的作用而是平衡作用时，取长补短的作法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二）以知识分子为先驱
如前文所述，早期的党员发展依赖的是各地区之间知识分子的沟通与串联，这一方面展示了区域联动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以知识分子为先驱的发展模式。豫东南地区早期的中共成员中，很多都是在外读书的进步青年，如前文的袁汉民、董汉儒、江梦霞、熊少山、吴靖宇，以及在大荒坡暴动中牺牲的汪厚之等人。正是因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并有能力理解和运用革命思想，豫东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才具有可能性。
但是，仅仅依靠所学知识以及新思想，是很难大规模发展党员的，想要把党组织发展壮大，就需要吸纳更多的进步人士入党，但又并非人人都具有进步性，大部分人还是需要通过教育宣传才能点醒，这就需要一个筛选及教育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的来说，就是创办一些文学社或者教学班等文教组织。例如1922年，光山县的汪厚之从武汉求学回到家乡后， 与进步知识分子周慕容、黄介人、李世瑾等人组织“光山学界同人研究会”[6]。1924年，熊少山、殷仲环、杜彦武三人返回家乡光山县西部的柳林河，筹办了一座学馆，馆址就设在熊少山家中，并亲自做对联“沂水春风，须构成儿童乐感。鸢飞鱼跃，要唤起稚子动机”[7]。借助这一学馆，熊少山得以向学生们传授国语、算术等新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在乡民中宣讲革命思想。在商城，1925年，“春季毕业于武昌武汉中学”的袁汉民于同年“秋季定在商城县小学服务”[8]，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创办一些“读书会”和书社。同时，商城南部也相继成立了“笔架山”农校，周维烔、漆德玮等商城起义的领导者皆毕业于此。[2]22李梯云等人也在商南斑竹园创办共进小学，并由此成立了斑竹园党支部[2]22。在潢川，1926年。江梦霞“为了能公开地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开办了‘潢川书店”[5]263，出售《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以知识分子为先驱是中共发展的又一模式，而在大荒坡暴动中，同样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的领头羊作用，首先，大荒坡三大地主之一的张七爷，其膝下三子都是在潢川读书时接受了中共的革命思想并入党，此后兄弟三人积极从事革命，不仅发展周边的亲朋好友，更在张七爷的曾小营子里“公开树立红旗，办起了红色夜校，宣传共产学说”[1]71。其次，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大荒坡暴动。在大荒坡暴动中被捉和牺牲的人，多为“分发头、学生装的识字人”[1]68，不仅如此，也有知识分子负责暴动的幕后工作，暴动中需要的“酒精、炸药、化学药品……都由三名学生负责运送” [1]76。而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在潢川省立第七中学就读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在先驱知识分子的教育之下被点醒，从而参与暴动。最后，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启发的教师们，如江梦霞、吴丽泉、冯新宇等人，他们是这次暴动的策划者和智囊团，在省委的安排之下，来到潢川为大荒坡暴动献言献策。
综上所述并结合大荒坡暴动的史实，以知识分子为先驱的发展模式就可以理解为，早期在各地求学的知识分子们，在接受了中共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后，纷纷回乡筹办以“学社”“读书会”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场所，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农民加入中共组织。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在有了相当的力量之后，先驱知识分子与新晋知识分子继续扮演先驱者的角色，进一步指导和部署暴动相关事宜。
（三）借助传统因素
以知识分子为先驱的早期豫东南地区的中共成员在担负起宣传革命的使命之后，便以无上的热情投身于其中，但是革命事业的开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因此，如何迈出第一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基础，而最直接也是最方便的方法，便是借助传统因素。这里所说的传统因素，主要是指以宗族、宗派为主的家族亲属关系以及地缘关系。同时，为了动员起这些关系，所采用的方法很多也具有传统色彩。
应当重视的是，虽然利用的这些关系和采用的方法并没有完全落实严格且正规的考核筛选准则，但是取得的成果还是相当丰硕的。如光山县的熊少山、熊全甫等人，将开办的学馆直接设在自己家中，这种作法不仅便捷高效，而且利用了家族的传统因素，有效的节约了成本。同时，熊少山等人扎根于自己的老家柳林河，首先开始对朝夕相处的亲朋好友以及邻里乡亲的工作，为他们讲述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乡亲们听得入神，并经常留熊少山在家吃饭[1]293，至今还有许多当地的老一辈人清晰得记得熊少山的讲演。“串党跑遍了南五县，一夜磨破一双新鞋”的熊少山[7]208，灵活借助传统因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为光山县的革命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与熊少山作法类似的还有很多，如江梦霞以看望老友万绍卿为名，在潢川东北部通过万绍卿的掩护，进行秘密活动⑥、吴靖宇在商城和商南之间往来奔波，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袁汉民在农村开办夜校和识字班，从穷苦农民中发展进步人员，白天教书，夜晚找人谈心，为革命事业寻找可靠的战士、周维烔等人利用亲属关系打入县、区民团，作兵运工作。这些例子都说明，借助传统因素是豫东南地区中共的又一发展模式。
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大荒坡暴动中，大荒坡暴动能够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争取到了张七爷的儿子们，从而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大荒坡的具体情况，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利用传统的亲属关系，对身边的人进行革命思想改造，成功的借传统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在大荒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暴动开始时，不仅有汪厚之等人率领的师生队伍，还有“冯家岗、徐家寨、大荒坡附近的农协会员和群众八十余人”[1]56。而这些本地人的参加，恰恰说明了利用传统因素的重要性，也同样是因为中共借助了传统因素，分化了以宗族和地缘为链接纽带的传统人际关系，所以在大荒坡暴动失败之后，“张七爷一家子当天跑了……他的稞都被张秋石霸占了”[1]73，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借助传统因素的发展模式反过来松动了乡村中传统因素的支配地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三、小结
豫东南地区的中共通过跨区域联动、知识分子为先驱、借助传统因素三个发展模式，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发展模式并非毫无关联，中共在豫东南的实践也表明，三种发展模式不可能只用其一。这是因为，首先，跨区域联动需要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二者，而且，无论是何种内容的联动，都需要有人参与其中，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散落在全国各地求学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最佳人选，他们互相往来，沟通交流，形成气候，为跨区域联动注入了活力。其次，联动完成之后，知识分子需要寻求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于是最直接有效的借助传统因素的发展模式便被广泛运用。最后，当借助传统因素发展成熟后，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新晋骨干为了更大更远的目标会更进一步地进行跨区域联动，最终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根据地。
[注释]
①详情参阅《立志救国 青史留名——江梦霞烈士传略》，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三辑P265。
②原文件中并未写出特委书记姓名，此为笔者根据其他资料比对后自行添加上去的。
③关于大荒坡暴动的详情，请参阅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一）》P54-P81。
④当时郑震宇的职务是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驻豫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⑤详情参阅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商城革命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P46。
⑥万绍卿是基督教徒，江梦霞因此以传教的身份住在在潢川东北部上油岗的福音堂内。
[参考文献]
[1]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一）[M].1984：55
[2]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商城革命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48
[3]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M].1984：127
[4]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六）[M].1984：265
[5]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三）[M].1984：250-263
[6]李爱峰.论知识分子在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J].信陽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7]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五）[M].1984：206
[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429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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