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娇娥

　　摘 要：《论语》半月刊是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创立的一份刊物，共创办177期，时间跨度达l7年之久（1932年 9月到1949年5月，包括抗战8年的停刊期）。本文立足史料，以比较学视角，分析《论语》刊物在1946年复刊后的变化和命运，从而折射时代变迁对文化产品的影响。

　　关键词：《论语》半月刊;复刊;变化

　　《论语》半月刊是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创立的一份刊物。林氏出于反感当时言论界的严肃与沉闷，因此有意识有目的地想制造一个能让各类文人自由说话、畅所欲言的环境，“……其景况适为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带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吾集天下纵谈之友于一室，半月一谈，使天下窃闻我之纵谈，是办论语之意义也”[1]。同时，出于对当时充斥报刊杂志的各种官样文章、陈词滥调的新八股与高蹈虚空的政论文章深恶痛绝，林语堂在刊物中高举“幽默”大旗，意在引导人们说话作文時要讲真话、说老实话。不料，原本只打算既可“聊抒愚见”，也可以“销烟帐”的刊物却在号称中国的“媒介首都”上海滩一炮打响，并迅速成为一部洛阳纸贵的畅销刊物，一时之间幽默闲适小品文大行其道，《论语》刊物此时风头无二毁誉交加，不仅得到同道和读者的服膺和揄扬，更招来了大量反对者的责难和攻讦。

　　《论语》半月刊创办177期，从未脱期，时间跨度达l7年之久（1932年 9月到1949年5月，包括抗战8年的停刊期），《论语》由于战事的影响，于1937年8月中旬被迫停刊。直到l946年，《论语》同人认为：“我们既然在胜利声中结束了国际战争，并且又在接受之后复员了国家命脉，所以现在的本刊同仁，对于这份出版已历五年而又毫无间断的论语半月刊，共认为不妨毅然决然叫它复活。”[2]如果我们把1932年至1937年划分为《论语》期刊的鼎盛期，那复刊之后（1946年—1949）年成为期复活期。两相比较，从大量的史料中笔者发现，虽然《论语》半月刊在同人的努力下得到复活，但其精神面貌和命运遭际却大不同以前。

　　一、作家构成成分的变化

　　由于战争的影响，特别是l938年上海沦陷，迫使30年代聚集于此的大批文人、作家四处奔散，流离失所，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因而，在《论语》复刊之际，论语同人不得不感慨：“当初的论语的那二十多位长期撰稿人，有一部分竟因为这次在历史上几无前例的大旋流，承受了各种可伤可叹甚或竞至于可诅咒的变化：所以论语复刊之说，大概不难免有些‘那个了。”[3]“那个”一词含义及其丰富。在鼎盛期，《论语》刊物吸引了大量在文坛业已成名或笔锋正健的作家，他们长期或定期为刊物投稿，如林语堂、俞平伯、刘半农、孙福熙、孙伏园、章衣萍、曹聚仁、陈子展、陶亢德、林达祖、邵洵美等知名作家，这些名家荟萃既保证了刊物作品的质量，又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而复刊后，《论语》刊物的投稿者更多的是一些籍籍无名的作者，他们身份不明，大部分是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百姓和市井文人。一个刊物若没有一个稳定且有实力的作者群支持，或如巧妇无米下炊，即使勉强出品成席，也难免沦为粗制滥造的大杂烩。因此，复刊后《论语》本身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隐患。

　　二、文化消费环境的变化

　　八年的抗战给中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上海这座繁华之都也深受重创，它的国际地位、经济基础、市场活力、文化事业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若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一时之间都难以再回复到抗战之前。但战后国民党一系列的政策不但没有给这座城市提供一个恢复元气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反而更严重挫伤了它的生命力，加剧了这座城市的衰败，因此，当时有读者在文章中愤激地表示宁愿上海回到以前的租界时代也不愿看到它如今惨不忍睹的景象，可见，上海再也不是三十年代的“东方巴黎”了，它彻底失去了往昔璀璨夺目的光芒，陷入了与全国上下一样的困境之中。因此，继续生活在上海的名作家和《论语》编辑也大多失去了30年代初的那种颇有余裕的生活，日益逼仄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已经没有心情去谈风月、抒闲情。广大的市民阶层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存尚且不易，更谈不上精神文化享受，整个文学的消费力随之下降。这种种现实毫无疑问会大幅度地减少《论语》的销量，下列一组数据就可以反映出这一变化：在158期《论语》期刊上，写有每集一册另售特价国币四百万元，三集合购特价国币一千万元。第159期，每集一册另售特价国币七百万元，三集合购特价国币一千八百万元，不到半个月，价格将近涨了一倍。法币改为金元币后，《论语》期刊为了吸引读者订阅，又进行了一次调价，制定了一个优待订阅办法：三月六册，原价金圆三元，特价金圆二元五角;半年十二册，原价金圆六元，特价金圆五元;全年二十四册，原价金圆十二元，特价金圆十元。过了不久，编辑又打出价格调整的广告：《论语》复刊合订本，另购每集一厚册，原价每册金圆六元，特价每册金圆五圆，三集合购三厚册，原价金圆十八元，特价金圆十二元。开始分期预约：第一期预约，十月份截止，每册照原价六折;第二期预约，十一月底截止，每册照原价七折，只售金圆四圆二角。由此可见，编辑的多次调价和降价无不表明文化市场的疲软。

　　三、文化生产语境的变化

　　既然贫穷的生活已迫使作者和读者都失去了娱乐消闲的心情和条件，但《论语》在战后仍持续了将近三年，直到1949年5月才停刊。这三年的《论语》虽然还是披着“幽默”的大衣，但己毫无幽默之味，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愤怒、埋怨、讽刺、痛骂甚而痛哭之文。谈虎色变的“抓丁”、动辄得咎的牢狱之灾、心惊肉跳的通货膨胀、风起云涌的各种风潮、接二连三的货币改革、走马灯似的内阁改组、粉墨登场的各类议员、不堪一击的国民大军、苦不堪言的逃难过程、暗箱操作的大小选举等等，《论语》作家无不一一加以展现和揭露，以至于《论语》编辑邵洵美苦不堪言，他说：“我们每天因一时的感兴，发表了一些意见，哪里知道这世界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打手，接着便反响来了，有的引经据典，有的咬文嚼字，一霎时拳足交加，总叫你只有懊悔自己，开口是多事。……尤其是刊物的编辑者，议论越少发越好;有人还会把你的议论作为刊物撰稿人大家的主张，那么，你又何忍拖人落水！所以我们决定把‘论语栏停止了。我的编辑随笔便单讲编辑上的话。”[4]但是作为一个编辑，他又不能过分勉强作者的想法和意图，因此只能反复提醒作者写《论语》文章“意义不宜太含糊，也不宜太着实。范围不宜太广泛，也不宜太狭窄。”[5]然而现实又迫使他本能地发出感慨：“日子愈过愈难，文章亦愈写愈难。想说的话固多，能写的话太少。”[6]复刊后的《论语》确实很艰难，尽管在125期，邵洵美在《编辑随笔》中不无欣慰地写道：“论语近来销路日增，直接订户，远及云贵边区，……”但在紧接其后的130期，他又说：“上期论语我们是在一片抢米声中编印，本期论语又在全国学潮声中编印……”。这个编辑做得如履薄冰！

　　1948年，《论语》的销路似乎又见好转，“据发行部的报告，两个月来南洋方面的销路，几乎每期要加一倍。上期起吉隆坡代理人，一连来添了两次书。同时直接订户已从机关、学校、银行、商号推广到了寺院庙宇”，[7]然而同时，邵洵美却心有余悸地说：“这一个年关居然又让我们设法过了！”真是过了今天不知明天。甚至一位作者在纪念《论语》复刊一周年时为文写道：“总之，今版论语拣在这个年头儿复活，其物质条件既如此恶劣，而精神条件，又因‘明哲保身四字作祟，不免大打折扣，竞能活上一年，我不能不惊叹它的长命。”[8]另外，虽然48、49年国民党的文化控制政策远远比不上30年代严酷苛刻，但还是无法挽救《论语》日薄西山的命运。从上可以看出，不管是编辑的无奈、埋怨，还是作者的困顿、惊叹以及读者数量的不断下降，这些都向我们表明一个事实：复刊后的《论语》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于于I949年5月，《论语》结束了其辉煌又坎坷的旅程。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我的话.论语[J].1933：38.

　　[2][3]李青崖.论语复刊词.论语[J].1946：117.

　　[4]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J].1948：153.

　　[5]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J].1946：115.

　　[6]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J].1946：126.

　　[7]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J].1948：166.

　　[8]彭学海.一年间的喜和惧.论语[J].1947：142.

　　（作者单位：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泉州 36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