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琪坤

　　摘 要：我国国防专利被誉为“沉睡的宝藏”，推动国防专利向民用领域转化能激发国防专利的潜在价值。国防专利解密制度是转化机制的重要一环，本文运用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该制度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来解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制度建议。

　　关键词：国防专利解密制度;集体行动理论;制度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当今国防科技领域，更是大势所趋。国防专利民用转化问题正是符合上述发展趋势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国防专利民用转化问题的研究，国防专利解密问题是绕不开的话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能形成良好的国防专利解密机制便不能提供可供转化的国防专利，向民用领域的转化便无从谈起。

　　一、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我国国防专利解密制度分析

　　（一）利益集团的建构：国防专利机构与国防专利权人

　　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需要考虑参与者、决策方式、选择标准三个要素。我们可以将决定解密主体即国防专利机构作为一个集团，集团任务是决定具体国防专利的保密期限并在到期时作出解密决定，参与者为集团的成员（国防专利机构的成员都属于集团成员），可能的决策方式包括：集权的独裁决策方式、专家决策、一致同意或通过的方式。第三种方式决策要达到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决策成本过高并不适用;第二种方式在处理国防专利问题上具有合理性，国防专利问题的解决需要具备较强国防专利知识背景作支撑，因此专家决策可能是方式选择上的最优解;第一种决策方式由领导决策，决策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机构领导的智慧与人格，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后两种决策方式在当前军队体制下都具有可能性。集体选择的标准主要包括公平、效率、秩序、正义等价值追求，具有模糊性、多元性以及非显著的特点。选择标准对于集体行动所能获得的效益具有指导意义，但现实中基于其特点往往难以确定甚至经常被歪曲。

　　除了解密决定主体这一集团之外，解密申请主体即国防专利权人视为一个集团，集团行动为向相关机构申请解密国防专利：参与者为国防专利权人，决策方式：除了前述三种决策方式，当国防专利权人为个人时增加了分散的自我决策这种方式，另外三种方式的决策分析与解密决定主体的决策方式分析大致相同，不再赘述。选择标准上也与上述相似，但基于国防专利权人的身份考虑，对于效率价值的追求更符合其偏好。

　　（二）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利益博弈、集团人数与选择性激励

　　对于上述两个集团而言，如果都能够积极采取集团行动，那么解密制度便可以顺利实施。奥尔森把集团行动所能带来的利益分为两种：相容性的和排他性的。相容性集团的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正和博弈，排他性集团的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无论是解密决定主体还是解密申请主体，集团内部利益主体的利益追求更多的是相容性而非竞争性的;某个国防专利机构作出了解密决定并不会对其他专利机构是否作出解密决定带来负面影响，通常能起到示范作用;某个国防专利权人进行了解密申请也能为其他国防专利权人的解密申请提供经验指导。由此可见，这两个集团各自内部的主体间的集团利益追求具有同质性和相容性，而相容性集团实现集体共同利益的可能性更大。

　　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集体行动的作出有两个重要条件：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并且存在着某种迫使或者有事个人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称之为“选择性激勵”）。

　　首先分析解密申请主体这一利益集团，首先该群体组成人数众多，大量的待解密国防专利就意味着大量的国防专利权人，并且目前虽然有国防专利权人这一群体但是该群体对于相对应的国防专利所享有的权利界定并不明晰，所能带来的激励实在有限，另外解密与否的最终决定并非自身所能掌控，可以说两个重要条件都不符合，因此解密申请这一集体行动往往难以形成。

　　其次分析解密决定主体这一利益集团，该群体的组成人数相较于国防专利权人足够少，该集团的利益更加侧重于维护国家秘密，保障国安利益和军事利益，而解密后国防专利所能带来的对创新能力的驱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集团利益所占比重并不大，甚至解密不当还可能对国安利益和军事利益造成潜在风险，难以产生迫使个人努力谋取集团利益的激励机制。另外解密决定主体在保密期限确定、决定是否解密的问题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相较于解密申请主体处于强势地位，而根据上述分析，作出解密决定这一集体行动对于集团利益、对于集团成员的个人激励都不具有明显的加成，反倒是延长保密期限更有利于集团利益、更能降低解密决定主体可能产生的失密、泄密风险。因此将保密期限限定在必要期限内只能是制度设计上的美好愿景，实践中解密的时间节点会比理想状态下的时间节点晚得多。而这样的一种制度现状显然是低效率的。

　　二、我国国防专利解密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一）我国国防专利解密制度的现实困境

　　1、附属于保密制度导致“重保密，轻解密”现状。我国国防专利解密制度以《保密法》确立的制度为基础，而《保密法》从其法律制度命名便可领会其侧重于保密相关制度，解密制度只不过是服务于保密制度的配套措施。这也是“重保密，轻解密”现象在制度设计上的一种体现。《保密和解密办法》所体现的既维护国安利益又重视国防专利应用推广的原则未能得到贯彻落实，这是在制度设计或修改的最初就应当加以反思的问题。

　　2、制度设计难以落到实处。如果解密制度能按照相关规定顺利，那么国防专利解密制度的效率不至于过分低下，但现实情况事与愿违。《保密法》规定保密期限应限定在必要的范围。该规定是比例原则中必要性原则的一种体现，对于国防专利的保密是对于国防专利权人权益的一种限制，为了国家利益作出牺牲无可厚非。但需要将这种牺牲限定在必要范围之内，而不能以国家利益为由过分牺牲相关人员和单位的权益。制度设计的初衷固然美好，但落实起来却存在难度。

　　（二）对我国国防专利解密制度的对策建议

　　1、引导利益集团“做大蛋糕”而非“分好蛋糕”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强调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影响制度效率的重要原因。利益集团追求利益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从而提高集团的利益;二是在原有社会利益总额不变的情况下为其成员争取更大份额。

　　第一种方式即做大蛋糕对于国家和集团成员都有好处，有利于生产性活动的制度利于创新和经济增长，是有效率的制度选择;第二种方式即分好蛋糕，这是寻求租金的最大化，其选择的制度更有利于非生产性的活动从而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通常利益集团会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往往成本更低收益更高，其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便可以达到利益再分配的目的。让国防专利机构、国防专利权人的利益追求完成从方式二到方式一的转变，不失为应对利益集团引发的低效率制度问题的一种思路。

　　2、增加“做大蛋糕”的激励，降低“分好蛋糕”的激励

　　要完成方式的转变，又存在两种途径选择：第一种是增加方式一对于利益集团的激励，第二种是减少方式二对于利益集团的激励。就基于之前的分析，国防专利机构在现有制度下倾向于推迟做出解密决定而非及时做出解密决定。从成本收益分析角度看，这种做法利于该集团，但对于国防专利权人和国家和社会利益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应当增加国防专利机构推迟做出解密决定的成本，如进行定时解密审查、细化解密标准、对符合解密标准的国防专利推迟解密的决定进行责任追究等等。另外应当增加国防专利机构及时做出解密决定的收益，如将做出及时解密决定的行为纳入绩效考评、及时解密的国防专利在之后应用推广所带来的收益与国防专利机构适当挂钩等都将为国防专利机构及时解密带来合理的激励。

　　对于国防专利权人来说，导致其没有足够动力进行国防专利解密申请主要有两个原因：申请解密的交易成本过高、解密后的收益预期不确定。第一个原因主要在于解密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国防专利机构，解密条件由国防专利机构确定，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解密申请成功率低下，从而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在制度改善上，让解密标准更加客观化而不再单纯由国防专利机构确定，让国防专利权人对解密申请成功与否有足够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让国防专利产权更加明晰，加大国防专利权人获得国防专利产权的权重，提高国防专利解密的预期收益，激发国防专利权人申请解密的动力。

　　（三）國防专利解密制度改革正当其时

　　制度的根源是一种演变过程，人们先是对观察到的规律性事物进行分析分类，然后制定规则，使一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在越来越复杂的分类框架内相互作用。这种演变过程从潜力上说是无止境的。随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推进，国防专利民用转化制度迫切需要原有国防专利解密制度作出改变。2016年10月19日，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2346件国防专利解密信息;2018年4月26日，为贯彻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推动国防技术向民用领域转化，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知识产权局集中脱密4038项国防专利，通过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向社会公开发布，并同步在强军网、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等发布。这是我国国防专利解密制度在实践上的重大改变与进展，这样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加以强化和延续，让这样的发展势头成为新常态，让更多沉睡中的国防专利焕发新的生命力，从而为我国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贡献其潜在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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